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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写的，写的是兵法，排兵布镇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为孙子或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学界大多认为与孔子同时而略晚。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 学界大多认为约与商鞅、孟轲同时。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现存最早、最杰出的军事著作，是孙武离开齐国到吴国之初隐居在都城姑苏时写出的。《孙子兵法》亦称《吴孙子》、《孙子》、《孙武子》等，全书十三篇，虽只有5900字左右，却是一部论述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兵学杰作。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这样写到，吴王阖闾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见《孙子兵法》在孙武觐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还写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也就是说《孙子兵法》早在战国中晚期，已广泛流传于天下。然而，古书之流传主要是靠传抄，在传抄的过程中，可能改变古书原有的面貌，尤其若是传抄者本人加入个人的意见，更可能使原书内容遭受改变而失去其完整性。《孙子兵法》存在着甚多作者与内容上的疑问，可能就是因为传抄上的因素所致。 古书传抄错误或书缺简脱在所难免，为求其保存上的完整，历来皆有古籍的整编工作。西汉对于兵法文献的整理，根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记载，曾经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西汉初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三十五部也就是当时官方的兵书精华，但不知《孙子兵法》是否被选入其中，不过以韩信用兵常以《孙子兵法》为活用准则，盖可推断当在其中。第二次整理是在汉武帝时候，“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兵书整理为孝成帝时代。当时实施全国性的大规模图书搜集工作，由光禄大夫刘向统领校雠整编。在兵书方面则由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整理后之兵书归入于《七略》之中。西汉三次兵书整理后，《孙子兵法》在兵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此次整理，“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书被区分为兵权谋、兵形式、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类，而《孙子兵法》则列权谋类之首。后《七略》失传，一些基本的内容由班固《汉书•艺文志》保存下来。不过《汉书•艺文志》所录《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篇章骤增的原因，认为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是孙武及其弟子在十三篇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所致。 东汉末年，曹操等人开始为《孙子兵法》作注。曹操《孙子注》，其自序中称“略解”，是现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注本，除了首先注释之功，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贡献还有两点，其一是独尊《孙子兵法》，认为此书是所有兵书中写的最好的一部，进一步确立了《孙子兵法》的地位。其二是恢复了十三篇原型，把汉以来很庞大的八十五篇《孙子兵法》作了区分，只为十三篇作注，而将十三篇之外的内容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曹操的注释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曹操之后，注家纷起，各呈异态，一直到宋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注者有十家。注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孙子兵法》的广泛传播，在流传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体系。宋代时期《孙子兵法》的主要传本为《武经七书》与《十家注孙子》两大系统。到明代，则以《武经七书》本为主流。到了清代，孙星衍从《道藏》中抄出《十家注》本，并对其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使之名声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局面。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因此而成为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简本《孙子兵法》，系迄今为止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的手抄本。据专家考证，比《史记》的成书至少要早数十年以上。 它使我们注意到：（1）今本与简本除去个别句子的顺序变易和字词增减外，二者是大体一致的。（2）宋以前的古书引文虽经节引、改易、增删而不尽可据，但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古本原貌，要比今本更接近于简本。（3）宋以来的各种版本虽间有差异，但与简本相比，这些差异却显得微不足道，其中不少都是因翻刻、重刻而造成新的讹误。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密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从目前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注解内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
孙膑
《孙子兵法》全书共分13篇，有6 000余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这部书基本上是以权谋为经线，以战争的一般进程为纬线来组织的，使兵法各篇既能各自独立成章，更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呈现。第一《计篇》，论述怎样在开战之前和战争中实行谋划的问题，以及谋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孙武认为，在开战之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做周密的研究和比较，认真地实行谋划，以便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有五项，就是道义、天时、地利、将帅、法制。对这些条件胸有成竹，就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在战争过程中，也必须根据利害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形势进行研究策划，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第二《作战篇》，论述速战速胜的重要性。因为出兵打仗要耗损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拖久了就会使军队疲惫、士气低落、补给枯竭，别的诸侯国会乘机进攻。从速胜的思想出发，孙武反对以当时简陋的作战武器去攻克坚固的城寨，也反对在国内一再征集兵员和调运物资，主张在敌国就地解决粮草，厚赏士兵，优待俘虏，用缴获来补充壮大自己。只有这样做，才能迅速战胜敌人。第三《谋攻篇》，论述用计谋征服敌人的问题。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者”，不损伤自己的兵士将帅，迫使敌人不战而降是最理想的作战方案。至于怎样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上策是“伐谋”，其次是“伐交”，再次是“伐兵”，通过政治攻势和外交手段来征服敌人，其次才是武装力量。孙武在此篇中还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认为谋略必须建立在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第四《形篇》，论述用兵作战要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大小，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在力量的对比上使自己处于绝对优势，还要等待有利时机，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兵力不足就防守，兵力有余就进攻；防守时要十分严密地隐蔽自己，进攻时要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第五《势篇》，论述用兵作战要造成一种可以压倒敌人的迅猛之势，并要善于利用，做到以一当十，所向无敌。造成这种“势”，首先要给自己创造条件，使本身具有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其次，要“择人而任势”，选择熟知军事、知人善任的将帅，指挥士兵作战灵活自如，引诱敌人陷入圈套，然后用伏兵狠狠地打击。第六《虚实篇》，论述用兵作战须采用“避实而击虚”的方针。第一，要使我方处于主动地位，使敌方处于被动地位，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能够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击敌人兵力空虚之处。第三，要集中自己的兵力，并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造成战术上的我众敌寡。孙武指出，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要从分析敌情出发，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第七《军争篇》，论述如何争夺有利条件，使自己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孙武认为，首先必须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治动向，熟悉地形，使用向导。其次必须行动统一，步调一致，“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第三，要求指挥正确，机动灵活，“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在战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第八《九变篇》，论述将帅指挥作战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置问题，不要机械死板而招致失败。孙武强调，将帅考虑问题要兼顾有利和有害两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根据不同的斗争目标，采取不同的斗争手段；要立足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不能存侥幸心理。还要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冷静地考虑问题。将帅要从实际出发处置问题才能战胜敌人，所以对于国君违背实际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因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第九《行军篇》，论述行军作战中怎样安置军队和判断敌情，还论述了军队在山地、江河、沼泽、平原四种地形，以及各种特殊地形上的不同处置办法。孙武还提出了31种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把看到、听到和侦察到的各种现象加以分析，只有掌握真实的敌情，才能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获得胜利。第十《地形篇》，论述用兵作战怎样利用地形，着重论述深入敌国作战的有利之处。孙武认为，深入敌国等于把士兵置于死地，他们会迫不得已拼死作战，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而且，深入敌国，还可就地补充军粮，士兵因为离家太远而不会逃散，服从指挥，一心一意作战，从而夺得战争胜利。第十一《九地篇》，论述军队在9种不同战略地形下进行突袭作战的指导原则，特别强调要根据官兵在不同作战区域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确保在战略进攻中实施突然袭击以取得成功。第十二《火攻篇》，论述在战争中使用火攻的办法、条件和原则等问题。孙武认为，火攻着眼点在于摧毁敌人的人力、物力和运输线，其方法必须变化运用，而且应该注意防备。除了发火的器材必须平时有准备，纵火还要选在天气干燥和刮风的日子。实施火攻必须和士兵的进攻互相配合，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第十三《用间篇》，论述使用间谍侦察敌情在作战中的重要意义，并论述了间谍的种类和使用间谍的方法。孙武十分重视间谍的作用，认为军队应当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而采取行动，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一。《孙子兵法》是一部理论体系完备、历史影响深远的军事学术名著，是春秋以来战争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奠定了我国古典兵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千百年来，这部书以“兵经”、“第一部战略学著作”见称，不仅为中国的历代兵家所重视，而且被世界公认为成就最高的古典兵学体系之一。《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战略和战术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因而也成为现代管理学者经常阅读的重要文献。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推动了古代中国辩证思维的发展，它所表达的思想理论，也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一个源头，具有很高的哲学研究价值。
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著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为孙子或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学界大多认为与孔子同时而略晚。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 学界大多认为约与商鞅、孟轲同时。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现存最早、最杰出的军事著作，是孙武离开齐国到吴国之初隐居在都城姑苏时写出的。《孙子兵法》亦称《吴孙子》、《孙子》、《孙武子》等，全书十三篇，虽只有5900字左右，却是一部论述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兵学杰作。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这样写到，吴王阖闾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见《孙子兵法》在孙武觐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还写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也就是说《孙子兵法》早在战国中晚期，已广泛流传于天下。然而，古书之流传主要是靠传抄，在传抄的过程中，可能改变古书原有的面貌，尤其若是传抄者本人加入个人的意见，更可能使原书内容遭受改变而失去其完整性。《孙子兵法》存在着甚多作者与内容上的疑问，可能就是因为传抄上的因素所致。 古书传抄错误或书缺简脱在所难免，为求其保存上的完整，历来皆有古籍的整编工作。西汉对于兵法文献的整理，根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记载，曾经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西汉初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三十五部也就是当时官方的兵书精华，但不知《孙子兵法》是否被选入其中，不过以韩信用兵常以《孙子兵法》为活用准则，盖可推断当在其中。第二次整理是在汉武帝时候，“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兵书整理为孝成帝时代。当时实施全国性的大规模图书搜集工作，由光禄大夫刘向统领校雠整编。在兵书方面则由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整理后之兵书归入于《七略》之中。西汉三次兵书整理后，《孙子兵法》在兵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此次整理，“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书被区分为兵权谋、兵形式、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类，而《孙子兵法》则列权谋类之首。后《七略》失传，一些基本的内容由班固《汉书•艺文志》保存下来。不过《汉书•艺文志》所录《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篇章骤增的原因，认为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是孙武及其弟子在十三篇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所致。 东汉末年，曹操等人开始为《孙子兵法》作注。曹操《孙子注》，其自序中称“略解”，是现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注本，除了首先注释之功，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贡献还有两点，其一是独尊《孙子兵法》，认为此书是所有兵书中写的最好的一部，进一步确立了《孙子兵法》的地位。其二是恢复了十三篇原型，把汉以来很庞大的八十五篇《孙子兵法》作了区分，只为十三篇作注，而将十三篇之外的内容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曹操的注释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曹操之后，注家纷起，各呈异态，一直到宋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注者有十家。注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孙子兵法》的广泛传播，在流传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体系。宋代时期《孙子兵法》的主要传本为《武经七书》与《十家注孙子》两大系统。到明代，则以《武经七书》本为主流。到了清代，孙星衍从《道藏》中抄出《十家注》本，并对其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使之名声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局面。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因此而成为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简本《孙子兵法》，系迄今为止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的手抄本。据专家考证，比《史记》的成书至少要早数十年以上。 它使我们注意到：（1）今本与简本除去个别句子的顺序变易和字词增减外，二者是大体一致的。（2）宋以前的古书引文虽经节引、改易、增删而不尽可据，但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古本原貌，要比今本更接近于简本。（3）宋以来的各种版本虽间有差异，但与简本相比，这些差异却显得微不足道，其中不少都是因翻刻、重刻而造成新的讹误。
中国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的国情和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出发，在领导人民军队胜利地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以这一战略思想为指导，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又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成为指导国家军事斗争全局的根本战略思想。 一、积极防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军事战略 中国革命战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战略防御问题成为人民军队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只讲进攻、否认防御的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以及只讲防御、否认进攻的军事上的保守主义或逃跑主义，都只能导致战争的失败。只有实行积极防御，才是弱小的人民军队战胜强大的敌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惟一正确的战略。积极防御战略的实质，就是在战略防御的前提下，把进攻与防御辩证地统一起来。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斗的外线速决的攻势作战，逐步削弱敌人，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其二，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在有利的条件下同敌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彻底歼灭敌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积极防御又称之为攻势防御、决战防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战略阶段，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初期作战贯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后来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行灵活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抗日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表现为全国实行持久战的总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解放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核心是“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战略反攻阶段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在战略防御阶段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仍然是积极防御，但情况和内容有了很大的不同。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已不仅仅是着眼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而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对外政策决定的；军事战略所要解决的已不是夺取政权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军事战略判断也不再局限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而是把重点放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当代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上。1956年，中央军委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建设时期的第一个战略方针，即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60年代至7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国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之对战争爆发的危险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中国因而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立足于应付最困难的情况，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80年代初，针对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中央军委确立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提出坚持后发制人、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持久作战、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情况下作战的战略指导原则。虽然最终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但是人民解放军曾胜利地进行了几场边境自卫防御作战，积累了在现代局部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丰富经验。80年代中期以来，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战略判断，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改变，即从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强调战略指导要从立足于随时准备对付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并提出了适应当时形势要求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进入90年代，在深刻认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军事领域中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中央军委重新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从而实现了军事战略新的转变。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安全形势、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这不仅是继承优良的传统，也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军情。就是将来发展了，积极防御也仍然是解决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军事战略。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对于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准备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指导意义。贯彻这一军事战略，要求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防御与进攻的关系。积极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攻势防御，是攻守结合。实行积极防御， 一定要灵活机动。战略指导，既要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后发制人，又要重视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和先机制敌；既要有持久作战的准备，更要力争在战役战斗上快速反应、速战速决，特别是应会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当具备了战略速决条件时，就要力争战略上的速决。与革命战争年代坚持诱敌深入、先在内线歼敌再到外线歼敌的情况不同，新中国所进行的局部战争更多地是在以本土纵深为依托的边境地区争取战争的胜利。与过去长时期准备抗敌大规模入侵、立足于战略纵深决战的情况也不同，现代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着眼于近海和边境浅近纵深作战，并强调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慑止敌人。积极防御要求战略上后发制人，这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后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利于在政治上、外交上保持主动。“制人”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显示出自卫还击的决心和能力。中国既不会主动惹事，但也不会临事示弱。一旦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遭到侵犯，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坚持正义的自卫战争，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第二，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关系。遏制战争，就是在和平时期，利用威慑力量，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设法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不仅要解决如何准备打和如何打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如何有效地遏制战争，避免打和制止打的问题；不仅要力避全面战争的爆发，而且要尽量防止局部战争的发生，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必要时可以运用各种军事威慑手段，与政治、外交斗争相配合，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达到遏制战争的目的。坚持人民战争的优良传统，把日益现代化的常规力量、强大的后备力量与可靠而又有效的有限核力量结合起来，是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发挥威慑作用的基本途径。同时必须看到，遏制战争是以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为基础的。只有具备制胜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实施威慑。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立足点，从来都是准备对付战争和打赢战争。也就是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去争取好的结果，以敢战、能战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国威慑思想的基石。 第三，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战略必须跟整个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密切协调。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军事问题。现代局部战争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中国未来的防卫作战，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军事战略指导一下要有政治头脑、政策观念和大局意识，善于把握一些大的战略关系。军事上打与不打，打什么目标，打到什么程度，何时打，何时停，都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军事斗争要严守自卫立场，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有理、有利、有节地行动，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有理”就是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后发制人，做到师出有名，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主动；“有利”就是把握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坚决打赢，取得有利的军事地位；“有节”就是掌握军事斗争火候，适可而止，在适当的胜利后结束军事行动。军事斗争要积极配合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努力改善国家安全环境。 二、立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持续发展，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各种不同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一场以发展高技术武器为先导的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手段、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也面临新的挑战，未来局部战争将可能面对具有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敌人。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央军委制定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要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军队的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都要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和统揽，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方针的需要，都要为确保这一方针的顺利实现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深入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下，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重点准备全面战争转向重点准备局部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军事战略的重心是时刻准备抗击敌人大规模入侵，立足于一场合面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仍然沿用过去全面战争的观念去思考问题、开展工作，用立足于全面战争的军事战略去指志局部战争，那就会招致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这是因为，无论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中国的全面战争战略指导与局部战争战略指导都有明显不同：全面战争立足于国土纵深歼敌，局部战争则注重边境浅近纵深、空中和海上求胜；全面战争要力争把战争拖向持久，局部战争则强调尽可能地速战速决；全面战争通常要经过战争初期的战略防御作战才能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局部战争则可能一开始就以自卫反击的形式，采取有限规模的战略性攻势作战；全面战争需要全面动员，举国迎敌，局部战争则要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升级，减少对国家大局的影响。只有改变传统的全面战争思维模式，才可能确立符合客观实际的未来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 第二，积极探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中国面临的局部战争样式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但今后威胁最大的而且最难应付的将是高技术或具有高技术特点的局部战争。从世界近期一些局部战争看，由于高技术兵器在战场上的运用，使得战争的突然性增大，战争的直接交战空间缩小而相关空间扩大，战争节奏和进程明显加快，战场高透明度和远程精确打击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法，战略空袭的地位大大提高，战争、战役、战斗有时可以融为一体，前方、后方的界限模糊，作战保障更加复杂，有限的战争目的和规模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和影响。要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战法。在这一过程中，要研究对手，也要研究自己；要研究怎样发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也要研究怎样发挥军队和地方相结合的威力；要研究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和科学组合问题，也要研究人和武器装备的科学编成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战法。 第三，加强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斗争准备。局部战争的诱因和类型多种多样，发生方式、方向也具有不确定性。它既可能由陆海疆域争端而引起，也可能由其他利益矛盾而诱发；既可能是同强大敌国交锋，也可能是同实力相当或总体实力不及自己的对手对阵；既可能在预有准备的方向上发生，也有可能在出乎预料的方向突然爆发；既可能在本土一定纵深内打，也可能在边境附近打；既可能是陆战，也可能是相对独立的海战或空战。战略指导一定要考虑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做好多手准备，一旦情况发生，能快速灵活地作出反应。中国的安全环境比较复杂，应当进行多方向、有重点的准备，突出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方向的军事对策研究和军事斗争准备，同时兼顾其他方向，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根据未来战争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特点，下大力气发展军事高新技术，重点研制最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尽快拥有几手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制敌手段；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努力造就一大批就驾驭现代战争的人才；有步骤地进行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逐步形成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体制编制。 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要立足于用现有武器装备作战，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优良传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取决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是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实现的，要有一个时间和过程。即使经济较长时间，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同可能面临的强敌比较起来也仍将处于劣势。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高技术兵器还比较少，这种基本状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完全改变。在这个时期内，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作战指导只能立足于现有武器装备，或者说只能建立在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我军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之敌。无论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都是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在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威力空前提高，对战争的影响大大增强。但是，高技术武器装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规律。现代战争的胜负，最终还是决定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人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里所说的人，是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具有很高军事素质的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尽管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与过去不同，但仍然要动员和依靠人民进行战争，仍然要靠人来掌握和使用武器装备，仍然需要人的通用性、智慧和牺牲精神。武器装备越归展，技术越是复杂，对人的素质要求也就越高，人的作用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尤其是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牢固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重视谋加重的运用，实行灵活的战略指导，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我之长，击敌之短，以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最终战胜一切来犯之敌。 三、在高技术条件下仍要坚持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根本原理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中的体现。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订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战争。”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结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是在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人民军队才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坚持人民战争，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真正优势和力量所在。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坚持人民战争的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因则能够赢得国内外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拥有一支由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广大民兵组合而成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具有深厚的人民战争潜力和持久作战的社会基础。富有人民战争传统和经验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战争，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使人民战争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相比，对象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不同，条件不同，所以表现形式也不相同。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对进行人民战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战争形态上看，战争主要表现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以往举国迎敌、全民参战的形式面临挑战。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由于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因而战略指导、战争动员、作战形式、作战方法等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正确处理全面动员与局部动员、人力支前与技术支前、直接参战与间接参战的关系，成为指导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重要内容。战争动员由全国总动员转向更多的采取局部地区动员和全国部分行业动员。人民参加、支援战争的形式将发生明显变化：由直接参加转向更多地间接参战，由突出人力、物力支援转为突出技术支援，参战人员主要是具有较高技术素质和军事素质的后备力量。直接参战的人民群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作战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行人民战争，必须从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第二，从作战力量上看，技术密集的精兵对抗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占据突出地位，单纯依靠人力数量优势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以往人民战争的科技含量不高，对参战人员的技术素质要求较低，可以大规模动员人民群众，经过简单训练就参军参战，形成对敌绝对兵力优势，以弥补人民军队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但在现代条件下，两军决胜更多地表现为技术的较量。现代战争集中优势兵力的本质，是集中优势的火力，依靠科学技术综合形成的优势作战效能。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人力数量优势，难以在与敌技术密集的质量优势的对抗中取胜，武器装备的时代差也很难以兵力的数量来弥补。如何在技术密集的精兵对抗中，把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发挥出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从作战空间上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直接交战战场范围相对狭小，利用广阔国土分散耗敌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未来中国面临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将主要在陆地边境、近海区域和相关空域的局部地区进行。一方面，两军直接交战的战场范围相对狭小，对目标的打击高度精确，使用的力量高度集中，这就难以大规模组织人民群众利用广阔的国土空间分散、疲惫和消耗敌人。另一方面，战争已扩展为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战争难分前线和后方，战争的相关空间空前扩大。如何在范围有限的直接交战的战场和广阔的战争相关空间，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第四，从作战时间上看，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出表现为节奏紧凑的速战速决，以战略上持久作战扭换战局的作战方式面临挑战。高技术局部战争有限的政治目的，要求缩短战争进程和作战持续时间，加快战争节奏；武器装备的远程精确打击力、快速投送力、超常毁伤力等，则为迅速达成战争目的提供了有效手段。现代高技术武器的战术性使用，往往能收到战略性效果，一场战争可能浓缩为一次战役，甚至是一次战斗。因此，持久作战的难度加大。以往人民战争通过持久作战，不断消耗敌有生力量，发展壮大自己，逐步改变力量对比。这种方式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难以发挥作用。如何迅速动员和组织各种参战力量，形成和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挫败敌速决企图，是摆在全体军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代战争形态的深刻变化和高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既对人民战争提出了严峻挑战，也给人民战争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 首先，现代高技术的发展，为积聚雄厚的人民战争潜力，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经过长期奋斗，中国高技术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家实行“科教兴国”，军队实行“科技强军”，表明整个国家和军队都把发展着力点转到了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员素质的提高上来。一支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武装起来的高科技产业大军，是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锐力量。这一切都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创造了使军队战斗力实现质的飞跃的前提。 其次，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人民战争的最显著特点，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先进的思想舆论与先进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就会产生神奇的效应。随着包括卫星通信在内可以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的建立，广播、电视和电讯事业的迅速发展，就为动员人民参加和支持战争提供了非常便捷有效的方式和渠道。只要平时的国防教育搞得深入有效，各项战备工作真正落实，一旦有事，就完全可以利用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在极短时间内快速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援。 再次，现代高技术的军民兼容性，为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战争，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径。现代高科技越来越朝着军民兼容、军民共享的方向发展。人民是高技术的主人，人民可以创造高技术、运用高技术，也可以制服高技术。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战争的渠道大大拓展了：现代化的民用交通运输工具，可以为军事输送提供有力保障；设备先进的工厂企业，经过改造可以生产军用物资；大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科技人员，可以动员起来直接或间接为战争服务。科技参战、科技支前在高技术战争中大有可为，甚至将成为主要的内容和方式。 最后，现代高技术作战系统对整体后方的高度依赖性，为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对策。高技术局部战争是系统与系统的整体对抗，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加依赖作战系统整体，远距离战略投送兵力更加依赖后方。任何一件主战武器，都不能离开与之相配套的装备系统而独立地发挥作用。一般地说，武器系统越庞大、越复杂，就越脆弱、越容易出问题。把各方面的力量有机地组合起来，发动人民群众利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各种手段，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完全可以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一定要创造性地发展人民战争。适应高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建设一支精干的常备军，建设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防快速动员机制，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这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和发展人民战争的必由之路。同时，还要研究人民战争新的战略战术。这种研究既不在乎“洋”，也不在乎“土”，关键在于管用。要在系统配套、实在管用上下功夫。要善于从人民群众进行的战争准备和战争实践中，发现和总结克敌制胜的战法。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战法，使敌人闻风丧胆。这些人民战争的传统战法，只要与现代化的手段相结合，今天仍能继续发挥作用。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中，还可以创造出许多适合人民群众参战的新战法，如信息战中的经济信息战、文化信息战，以及破坏敌计算机网络的“黑客”战；灵活多样的海上游击战；使用高技术武器深入敌后的特种战、破袭战，等等。总之，要用创新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设法集中优势，打敌重心，高技术与中低技术装备相结合，现代新打法与传统打法相结合，军警民相结合，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相结合，形成综合力量、整体威力，从而在未来战争中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
詹姆斯·卡梅隆将监制 国际知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将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但他的兴趣远远大于“纸上谈兵”，电影节组委会相关负责人21日透露，卡梅隆将正式与中国电影企业展开合作，监制电影《孙子兵法》的3D部分。 作为充分彰显北京国际电影节主旨与定位的主体活动之一，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举办“电影魅力·北京论坛”主题活动，由国际著名电影企业高峰论坛、中外电影合作论坛、电影音乐论坛三部分组成。 其中，“中外电影合作论坛”包括论坛、合拍项目洽谈会两部分，中外业界精英将深入探讨合拍的可行性，探讨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发展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同时提出合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望电影合拍的发展前景；分析研讨3D 技术在中国电影技术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定位，3D专业人才的本土化培育，及其对中外电影合作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等议题。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合拍影片《封神天下》、《孙子兵法》中外合作方签约仪式将于论坛期间举行。届时《孙子兵法》中外合作方签约仪式将宣布卡梅隆、文斯·佩斯公司监制这部电影的3D部分。 中外电影合拍项目洽谈会定于4月24—25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将按照政府主管部门对中外电影合拍的要求，从应征项目中精选30个符合中外合作的电影项目，特别是与3D技术相关的项目，在电影洽商期间为中外制作人搭建洽谈平台，以促进中外电影合作及中国电影文化通过合作而走向世界。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将在洽商现场设台接受政策和内容咨询。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在选择洽谈项目时特意向3D相关项目有所倾斜，这是希望大家能关注高新技术。今年上映的《泰坦尼克号》3D版和中国电影《龙门飞甲》在票房上都取得了很好成绩，很多影人希望在吸取先进理念的同时，也能在3D技术上有更好的发展。
兵法指用兵作战的方法、策略。相关的著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韩信兵法》等。尤其《孙子兵法》是我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为孙子或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学界大多认为与孔子同时而略晚。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 学界大多认为约与商鞅、孟轲同时。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现存最早、最杰出的军事著作，是孙武离开齐国到吴国之初隐居在都城姑苏时写出的。《孙子兵法》亦称《吴孙子》、《孙子》、《孙武子》等，全书十三篇，虽只有5900字左右，却是一部论述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兵学杰作。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这样写到，吴王阖闾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见《孙子兵法》在孙武觐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还写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也就是说《孙子兵法》早在战国中晚期，已广泛流传于天下。然而，古书之流传主要是靠传抄，在传抄的过程中，可能改变古书原有的面貌，尤其若是传抄者本人加入个人的意见，更可能使原书内容遭受改变而失去其完整性。《孙子兵法》存在着甚多作者与内容上的疑问，可能就是因为传抄上的因素所致。 古书传抄错误或书缺简脱在所难免，为求其保存上的完整，历来皆有古籍的整编工作。西汉对于兵法文献的整理，根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记载，曾经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西汉初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三十五部也就是当时官方的兵书精华，但不知《孙子兵法》是否被选入其中，不过以韩信用兵常以《孙子兵法》为活用准则，盖可推断当在其中。第二次整理是在汉武帝时候，“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兵书整理为孝成帝时代。当时实施全国性的大规模图书搜集工作，由光禄大夫刘向统领校雠整编。在兵书方面则由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整理后之兵书归入于《七略》之中。西汉三次兵书整理后，《孙子兵法》在兵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此次整理，“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书被区分为兵权谋、兵形式、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类，而《孙子兵法》则列权谋类之首。后《七略》失传，一些基本的内容由班固《汉书•艺文志》保存下来。不过《汉书•艺文志》所录《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篇章骤增的原因，认为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是孙武及其弟子在十三篇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所致。 东汉末年，曹操等人开始为《孙子兵法》作注。曹操《孙子注》，其自序中称“略解”，是现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注本，除了首先注释之功，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贡献还有两点，其一是独尊《孙子兵法》，认为此书是所有兵书中写的最好的一部，进一步确立了《孙子兵法》的地位。其二是恢复了十三篇原型，把汉以来很庞大的八十五篇《孙子兵法》作了区分，只为十三篇作注，而将十三篇之外的内容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曹操的注释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曹操之后，注家纷起，各呈异态，一直到宋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注者有十家。注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孙子兵法》的广泛传播，在流传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体系。宋代时期《孙子兵法》的主要传本为《武经七书》与《十家注孙子》两大系统。到明代，则以《武经七书》本为主流。到了清代，孙星衍从《道藏》中抄出《十家注》本，并对其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使之名声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局面。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因此而成为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简本《孙子兵法》，系迄今为止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的手抄本。据专家考证，比《史记》的成书至少要早数十年以上。 它使我们注意到：（1）今本与简本除去个别句子的顺序变易和字词增减外，二者是大体一致的。（2）宋以前的古书引文虽经节引、改易、增删而不尽可据，但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古本原貌，要比今本更接近于简本。（3）宋以来的各种版本虽间有差异，但与简本相比，这些差异却显得微不足道，其中不少都是因翻刻、重刻而造成新的讹误。
最有名的是武经七书：《孙子兵法》 孙武 《吴子》吴起 《六韬》姜尚 《司马法》 田和《三略》 黄石公 《尉缭子》 尉缭 《唐李问对》 阮逸但这几本也是古人做战必读的： 《孙膑兵法》 孙膑 《百战奇略》 刘基 《握奇经》 风后氏 《鬼谷子》 王诩 《将苑》 诸葛亮 《何博士备论》 何去非 《三十六计》 作者不详 《纪效新书》 戚继光 《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 按名称长短分，历史上的兵书共有六十一部！《策林》 《几策》 《将苑》 《刘子》 《六韬》 《权书》 《三略》 《素书》 《鬼谷子》 《虎钤经》 《潜夫论》 《守城录》 《司马法》 《尉缭子》 《握奇经》 《八阵总述》 《百战奇略》 《范子计然》 《纪效新书》 《历代兵制》 《六韬佚文》 《美芹十论》 《三十六计》 《孙子兵法》 《孙子算经》 《太公金匮》 《太公阴谋》 《吴子兵法》 《言兵事书》 《阃外春秋》 《便宜十六策》 《古今刀剑录》 《何博士备论》 《李卫公兵法》 《司马法逸文》 《《兵法》辑佚》 《《新书》辑佚》 《《战略》辑佚》 《敦煌写卷六韬》 《群书治要六韬》 《水战兵法辑佚》 《卫公兵法辑本》 《银雀山尉缭子》 《曾胡治兵语录》 《翠微先生北征录》 《黄帝问玄女兵法》 《军政、军志辑佚》 《太公兵法佚文》 《曹操《兵法》辑佚》 《大通上孙家寨汉简》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武侯八陈兵法辑略》 《《范蠡兵法》辑佚》 《《孙子略解》曹操注》 《李筌注《孙子兵法》》 《太公兵法佚文附录》 《陶弘景注《鬼谷子》》 《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 《诸葛亮注《阴符经》》如果有帮助，请点 评价 并采纳为 满意回答，谢谢。
链接: 提取码: 1xe3《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现存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 孙武）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_JH3frRKXGTof6UEYYjpQ 提取码：IFNJ 作者: 孙武出版社: 中华书局译者: 陈曦 译注出版年: 2011-9页数: 246书名：《孙子兵法》豆瓣评分：5内容简介 · · · · · ·《孙子兵法》十三篇涉及军事理论、实践各个方面，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富瞻，逻辑缜密严谨，既是我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又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以杨炳安先生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为底本，吸取古今整理、注释、校勘的优秀成果，对《孙子兵法》全文进行注译，每篇逐一题解，资料丰富，解说详尽，尤其是将孙子思想放在先秦诸子、先秦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阐发，颇多新论。这是一部学习、研读《孙子兵法》的优秀读本。作者简介 · · · · ·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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