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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专业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好的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和统计学素养，掌握生物信息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生物信息收集、分析、挖掘、利用等方面的基本能力，能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医药、环境保护等相关部门与行业从事教学、科研、管理、疾病分子诊断、药物设计、生物软件开发、环境微生物监测等工作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
大数据时代:如何守护我们的数据安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无时无刻，我们的很多信息都被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出去，这就必然导致安全问题的产生。大数据的安全问题有多严重？在此前举办的“2016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发生的一个实例，就可见一斑。在360展区，市民严女士随手将钱包、手机放到安检筐里，空手走过安检门。她通过安检门，突然发现大屏幕上显示出自己银行卡的姓名拼音、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卡片有效期、最近10次的消费时间、消费地点、取现记录、转账记录等等。严女士惊呼：“遇到了魔术师”。360安全专家刘洋解释，实际上，存放手机钱包的安检筐里存有一张具有NFC(近距离通信)功能的无线读卡器，旁边还有配套的信号接收器和电脑等设备，就像公交车刷卡器，只要银行卡靠近读卡器，卡片的信息就显示出来，安检门其实就是“安全魔术师”手中的障眼法。就在严女士将钱包放进安检筐的那一刻，严女士的个人信息就已经泄露了。那么，我们靠什么来保障我们的数据安全呢？难道我们只能看着个人的数据和隐私到处泄露吗？数据安全事件日益高发近来，大数据安全事件呈高发之势。日前，广东警方破获一起高科技经济犯罪案件，17岁的“黑客”叶世广，攻破了多个商业银行网站，窃取了储户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等数据，带领一批人在网上大肆盗刷别人的信用卡，涉案金额近15亿元，涉及银行49家。今年2月，发生了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网络盗窃案。黑客入侵了孟加拉国央行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盗走了8100万美元，后来孟加拉国官方表示，黑客出现了一个拼写错误，否则随后还将进行一笔近10亿美元的转账。今年3月，与叙利亚有关联的激进黑客组织对一个自来水厂发起网络攻击。黑客操纵系统改变了进入到自来水中的化学物含量，阻碍净水过程。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360公司总裁齐向东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越多，网络攻击的发生几率就越高，网络攻击首先瞄准大数据，攻击造成大数据丢失、情报泄密和破坏网络安全运行。大数据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又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大数据安全体系构建势在必行“在互联网乃至物联网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安全问题，就会影响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在鼓励发展大数据的同时，要同步考虑构建大数据安全体系。”齐向东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网络安全思路已经无法保障大数据时代的安全。刘洋向记者介绍，传统网络安全的防护思路是划分边界，将内网、外网分开，业务网和公众网分离，用终端设备将潜在风险隔离。通过在每个边界设立网关设备和网络流量设备，来守住“边界”，以期解决安全问题。但随着移动互联网、云服务的出现，移动终端在4G信号、Wi-Fi信号、电缆之间穿梭，网络边界实际上已经消亡。“很多传统的大企业认为，只要自己购买服务器并搭建独立的机房，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就能够保护企业的数据不被泄露，能够保护企业的信息安全。但实际上，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这种传统的方法更加容易被不法分子所攻破。”阿里云安全资深总监肖力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这是因为从技术实力来看，绝大部分企业并不是专门做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其设置的技术壁垒难以阻挡专业的黑客。齐向东介绍，360安全中心每天发现木马样本近千万个，每天发现的各种软硬件漏洞、网站漏洞超过120个，“每一个木马每一个漏洞，都可能攻破预先部署的安全设备和安全软件”。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传统防护的确难以奏效。云平台和大数据需“双剑合璧”在采访中，有专家认为，对付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防止信息泄露，除了完善相关法制法规，更加需要云平台的防护技术，结合大数据技术来应对数据安全。“在云计算不断深入发展的当下，将数据存储在云平台上，或许比传统的企业信息防护更加安全。”肖力介绍，以阿里云为例，阿里云在架构设计之初就同步考虑了安全架构，不仅将安全的基因植入到整个云平台和各个云产品中，也将数据安全要求嵌入产品开发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依靠专业的云计算平台，强大的技术团队能够更好地应付来自黑客的攻击。不同用户之间，无论是CPU、内存，还是存储和网络，都默认相互隔离，既看不到对方的数据，也不会相互影响。“就像一间五星级酒店被分割成多个房间，他们之间是相互独立和封闭的，从而确保不同租户互不干扰和数据隔离。”肖力表示。据介绍，目前全国35%的网站的数据安全防护都依托于阿里云平台的防护。阿里云的云盾，涵盖网络安全、服务器安全、数据安全、业务安全和移动安全这五个安全领域，来保护数据安全。360也有自己的云安全管理平台。刘洋介绍，该平台将360独有的云安全漏洞挖掘能力输出给广大用户，通过统一管理、安全可见以及网络、主机、应用、数据的分层纵深防御，为用户全面解决云安全问题。“用大数据技术来解决大数据时代的安全问题十分必要。”齐向东进一步指出，必须建立“数据驱动安全”的思维，搭建全新的互联网安全体系—“传统安全+互联网+大数据”。也就是说，要利用漏洞挖掘技术、网络攻击技术、软件样行为分析技术以及由网络地址解析数据库、网络访问日志数据库、文件黑白名单数据库等组成大数据系统与分析技术，构建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要基于强大的大数据库、利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和广泛的用户覆盖率，提前感知网络威胁态势，为大众提供未知威胁的发现与回溯功能并进行有效防护。”齐向东说。“未来还应当联合各方力量，共建互联网安全产业链生态，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安全风险。”肖力表示。
简介：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科学学报》是由中国科学协会主办、中国科学协会会刊，中国科学协会一级学术刊物、中国科学协会核心期刊、《SCI & EI》收录来源期刊。大16开本，月刊，国际刊号为：ISSN 1813-2413，公开发行。 在《科学学报》发表的文章可全部被中国科学协会主办的《SCI & EI》文摘收录。
科学学报》是由中国科学协会主办、中国科学协会会刊，中国科学协会一级学术刊物、中国科学协会核心期刊、《SCI & EI》收录来源期刊。大16开本，月刊，国际刊号为：ISSN 1813-2413，公开发行。在《科学学报》发表的文章可全部被中国科学协会主办的《SCI & EI》文摘收录。《中华医学学报》是由中华医学学会主办、中华医学学会一级学术刊物、中华医学学会核心期刊、中华医学学会会刊、《SCI & IM》收录来源期刊。大16开本，月刊，国际刊号为：ISSN 1815-9702，公开发行。 在《中华医学学报》发表的文章可全部被中华医学学会主办的《SCI & IM》文摘收录。都是正规核心刊物，但是在市场上并无销售，属于学术性刊物，主要由学校、医院、政府相关部门订购。
可以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啊，开设专业广泛，入学门槛低。可以百度启文在职研究生进一步了解。
中国科学报社： 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中国科学报社以“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为目标，按照科学传播规律和全媒体发展要求，构建科学传播的全媒体平台，以做大做强科学网、架构错位发展的媒体形态为重点突破口，全面提升报社的发展水平，确立报社在中国传媒业中的应有地位。
咦，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啊。。。采编第一看的是采访能力，其次是文笔功底，你第一个很强的话文笔稍弱一点也OK，但仅仅是稍弱一点哦，我去听了他们在中科院的第一场宣讲会，人很多，竞争很激烈，所以做好心理准备，三篇文字没有要求，只要能体现自己的视角和文笔即可，审核进入笔试要考新闻方面的题，可以准备一下，祝你好运~~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由国家安监总局主管、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主办。6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原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主办，创刊于1991年1月20日，获准国内外公开发行；当时受到严济慈、钱三强、钱学森、裴丽生等著名科学家的关怀和中国科协、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原劳动部、原化工部、交通部、中国兵器总公司、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等部门和产业界的关心和支持，一开始就引起了国内外安全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国际职业安全机构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
1959～1966年1959年1月1日，《科学报》创刊（对开周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科学报”报名。1959年初，《科学报》创刊后不久，即召开了首次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报通讯员大会。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代表院党组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科学报》创刊后的几年内曾反复停刊复刊。到1962年11月12日第二次复刊后去掉了“内部资料”的字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中国科学院喉舌的《科学报》也和全国许多报纸一样停办。1966年8月13日，编辑部在当日出版的《科学报》上发表《告读者》：本报自即日起，暂时停止出版。1979～1988年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被迫停刊了12年之久的《科学报》于1979年11月2日复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代表中科院党组，以《春风吹又生》为题撰写了《科学报》复刊词。1979年12月，《科学报》首次采取院内公开招聘，从应聘的30多人中经考试调入5人。到1980年底，形成了由14名专职编采人员组成的基本队伍。1981年1月，《科学报》在北京第一次召开记者会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代表院党组到会讲话，特别赞赏报社设兼职记者的做法。1982年8月，《科学报》在国内首家刊发本报记者高景泰和宋世绵独家采写的有关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在国内引起震动。此后引发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并批示，蒋筑英成为新时期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代楷模。1984年1月，《科学报》由复刊后的4开8版小报改回对开大报，每周一期。1984年5月，《科学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前夕，编辑部在征得有关中科院分院的同意和支持下，决定在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地区设记者站。《科学报》1985年开始在国内公开发行，由北京邮局承担国内发行业务，当年征订份数近5万份。1986年4月，《科学报》围绕长江三峡工程开展讨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1986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下达[科学报字0447号]文件，要求未建记者站的分院“应积极筹备，尽早建立记者站”。截至1987年底，《科学报》已在中科院各分院和京外直属研究所建立起记者站18个，拥有记者站专职记者23名、兼职记者40名、特约记者28名、通讯员近500名，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有较好素质的通联队伍。1987年1月，《科学报》由周一刊改为周二刊。由主要在国内发行扩展为向国外发行(国外刊号为D995)。《科学报》紧紧依靠中国最大的科学群体——中国科学院这个强大后盾办报，特别强调科技报道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1987年，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北京对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的科学家的调查表明，80%的中国科学家认为在中国各家新闻媒介中，《科学报》的科技新闻报道最可信。1988年，科学报社创办国内首家科技新闻业务杂志《科技新闻通讯》，在长春编辑、出版、发行。1989年改由中国科学报社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合办。1990年移回北京编辑发行，更名《科技新闻与写作》。1989～1998年1989年1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科学报》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89年11月23日，报社激光照排筹备工作完成。1990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了科技体制改革探讨的专题讨论，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作了报道。经经贸部批准，1991年12月12日，中国科学报社在厦门举办海峡两岸科技合作项目洽谈会，国内各部委600余项科技合作项目参加洽谈，引资2200万美元。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3年1月起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1993年初，《中国科学报》揭露李富斌剽窃论文事件引发的科界打假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报道与随之开展的科学道德专题讨论被两院院士评为1993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海外版》于1993年7月1开始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海外版汉字印刷，每月一期对开8版，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主办。其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华裔科学家及华裔企业家，发行范围涵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就有700多家大学图书馆有该报供读者阅览。1993年下半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上山下海”的讨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这一讨论的进展情况，并选播讨论文章。如何看待成果鉴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评价体系，科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致。从1993年11月12日起，《中国科学报》在一版开辟专栏开展关于“成果评审和鉴定”的讨论，首先发表了学部委员何祚庥的文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予播发，新华社也发了通稿。1994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荐订阅《中国科学报》。该文说“《中国科学报》是一份在我国科技界颇有影响的国内外公开发行报纸。它在宣传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报道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和动态、弘扬老科学家治学经验和奉献精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广大科技和教育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1994年，《中国科学报》开辟了《维护科学尊严》专栏，先后对邱氏鼠药、水变油、伪气功等进行揭露，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这年9月，《中国科学报》登报征询读者意见，95%的回信读者对本报的科学性表示满意；82%的读者对本报的导向性表示满意；79%的读者对本报的权威性表示满意。1994年10月开始，为庆祝《中国科学报》创刊35周年，有近百名我国科技部门领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和有关新闻单位的领导题词祝贺和鼓励。1995年6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义不容辞地维护科学尊严》(黄安文撰稿，李士修改)荣获1994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1995年10月，《中国科学报》以《我国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为题展开讨论，一些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96年5月，《中国科学报》与美国《科学》杂志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国科学报》开辟的《科学快讯》专栏中将这一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的重要内容及时介绍给中国读者，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1996年6月～9月，钱伟长等60余位大学校长向全国联名推荐《中国科学报》。推荐信说：“在我国科技界，有一份在国内颇具影响但尚未被高校师生普遍认识的代表我国科技教育界水平的科技大报——《中国科学报》，她是我们担任校长工作的同志们最喜爱阅读的报纸之一。”1996年秋，美国《科学》杂志专门撰文介绍《中国科学报》反对伪科学的情况，高度评价《中国科学报》在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1997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批准对《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的属关系进行调整，由中科集团代管调整为隶属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电子版》改为《中国科学报电子版》。1998年1月，《中国科学报》改版，由周三刊变为周四刊(后为周五刊)，由原来每周12块版发展为每周28块版。1998年初，《中国科学报》与英国《自然》杂志建立合作关系。1998年4月，面向北京市民读者、引导市民科学生活的《科技新闻·生活周刊》推出，迅速成为北京报刊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1998年6月29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9年1月1日起更名为《科学时报》(日报，对开8～16版)。《科学时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办。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办《网络报》，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网络报》首刊暨中国信息化建设论坛1998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98年8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科坛文明天地》变更为《科学新闻》杂志，由双月刊变更为周刊(8开64版)。《科学新闻》杂志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1998年10月，第一届中共中国科学报社党委和纪委成立。1998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报社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更名后的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仍是中科院的事业单位，归口管理中科院新闻媒体。
简介：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围棋人机大战让人工智能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每一次新进展的横空出世，都让期待这项技术的人变得更乐观，不过，人们对其影响力的顾虑也在明显上升。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开始研究智能机器衍生的伦理问题。虽然人们无法保证今天的思考、策略完全有效，但在没有作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必然无法将其控制。 一、永恒的恐惧 对于人工智能的忧虑，最早可以追溯到200年前。但这不是对一项技术的反思，而是展示了造物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内在关系。 “亚当”是英国19世纪女作家玛丽·雪莱笔下作品《弗兰肯斯坦》中的合成生命体，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他。亚当天性善良，渴望感情，渴望受到尊重，但世界并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接纳他，他始终是个异类。 于是，他被迫反抗，作出极端行为，胁迫弗兰肯斯坦为他造一个“夏娃”。弗兰肯斯坦担心“亚当”和“夏娃”会衍生出无数新的怪物，在即将成功时将“夏娃”销毁。“亚当”开始了复仇杀戮，弗兰肯斯坦只能与之决斗。 《弗兰肯斯坦》在多年以后，依然能够成为英美文化的热点。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认为，这是源于人类与被造物之间天然的永恒恐惧与不安。“历史证明，即便同是人类，异族之间想要获得融合，也需付出巨大代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实现越近，恐惧与不安会更深。 不过，科学家一向反对将人工智能过度拟人化，他们认为目前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它们在未来会带来像作品中的灾难性后果。 伦理学家、哲学家则坚持对人工智能的忧虑，至少可以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江晓原说：“要打消这个担忧，就必须论证‘人工智能不会危害人类’或者‘人工智能的危害是可控的’。” 二、人造机器会不会超越人 对于人工智能的警惕最初的焦点在于“人造的机器会超越人”。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中表示，一旦强人工智能实现，它可以很轻易地获得提高，其能力也会增倍，这是机器能力的根本特质。而这种自我强化的智能最终会超过人类智能水平。 世界通用人工智能学会副主席、《通用人工智能》杂志主编、美国天普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副教授王培认为，首先需要理清人工智能的概念。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主流认知是，“人工智能”就是要在计算机上再现“全部的”人类智力功能。 虽然人们不断尝试设计和构建“思维机器”，但是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科学家转而研发只在某个特定问题的解决上可以达到人类水平的计算机系统。 在王培看来，这种研究方向的根本问题是这类系统的能力完全由人设计决定，系统本身基本上没有适应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这类系统不是真正的智能。 一种非主流认识是，“智能”代表着某种理性原则，人类的智能从来不是全知全能，但人类总是能在任意环境中找到最优解。因此，真正的智能的定义可以抽象为“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条件下的适应能力”。 所谓“适应能力”是指，系统面临的问题是实时发生的，对系统作出反应的时间是有要求的；同时，相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系统只有有限的信息加工能力，比如记忆的容量、计算的速度；其次，系统必须是开放的，不对面临的问题内容加以限制。 如此一来，目前人们所了解的人工智能系统都不满足这种能力。但王培认为，这才是更接近公众心目中的人工智能观念，是灵活的、有创造力的。 这类系统是一个自适应系统，元程序设计会赋予其自主应对问题的能力，但是它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本身并没有程序可以依靠，而是全凭自己在环境中学习和积累经验。 “无论计算机技术如何发展，尽管真正的人工智能系统会在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能力上超过人类，但由于它没有生物属性，没有和人类完全相同的经验，所以不会在所有方面超越人类。”王培表示，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只是在某些方面和人具有可比性，而非整体超越人类。那么，人与系统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水平。 三、人工智能真的可控吗 人工智能不会全面超过人类不意味着它完全可控。就连库兹韦尔也表示，失控的人工智能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 王培承认，“智能”往往被当作褒义词，但事实上，真正的智能在拥有灵活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可能是不稳定、不可靠的。“人工智能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减少人对计算机的控制和干预。因此，智能越高，失控的可能性在理论上就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这正好印证了伦理学家的担忧。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表示，伦理学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希望人工智能机器成为一个“人工道德行动者”，使它们能考虑他人利益，甚至拥有利他主义倾向。 美国机器智能研究院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该机构奠基人尤德科夫斯基就曾提出了“友好人工智能”的概念，认为“友善”从设计伊始就应当被注入机器的智能系统中。但这个理论很容易被推翻。“一个明显的常识是：人类无法避免自己的一部分后代学坏。”江晓原说。 王培的看法是，一个智能系统的行为同时取决于其先天条件以及后天条件。对于系统设计本身，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人类普世的道德标准编进程序。但由于它拥有自适应能力，人类无法预见其行为的所有后果。 “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仍是被它的经验所约束的，如果在其‘未成年’期对其输入信息控制，以达到社会认可的动机、知识、技能结构和水平，并在其成长过程中进行与机器相关的道德、法律等社会约束，通过终生教育和社会化过程，可以实现像对人一样的管理。” 他认为，这就是平衡自由和道德的手段，然而，这个平衡并不能事先保证。这也说明人工智能一定能成为“人工道德行动者”的证据是不明确的。 四、预防还是行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恐惧新技术的人都会振振有词地说：到此处为止，不要再进步。 然而，由于“智能”天生就无法控制，在邱仁宗看来，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是一种“存在威胁”，即人类存在本身都成为问题，没有一项其他科技可以与之对等。 “真正带有终极性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真的必不可少吗？”江晓原认为，“没有人工智能或者限制人工智能并不会影响人类生存，它影响的是资本增值。” 这也造成在该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原则。预防原则要求，我们不能用试错法来处理生存危机。如果一个行为的后果未知，但是根据科学家判断有极小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风险，这一行为最好不要进行；行动派则认为，很明显，这就要求科学家在战略中要尽可能提高自信以对抗这种风险。阻止新兴技术带来的好处，可能会增加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 尽管两者无法达成一致，但人工智能研究是人类几千年来在意识层面上自我认识的努力的最新前沿，它将不会停止发展。 “目前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成熟到支持应用技术的程度。和所有科学领域一样，把不成熟的研究成果投入实际应用是危险的，尤其是那些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成果，因此它的伦理问题很重要。”王培坦言，作为人工智能的研究者，随时想着自己研究工作的社会后果非常必要。“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具体伦理规范应当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而逐渐建立，而不可能在研究成果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完善。” 江晓原也表示，在必须发展该技术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抱着慎之又慎的心态。虽然本质上不存在能对抗强人工智能的绝对保护措施，大力增加在发展防御手段上的投入，包括道德标准、法律标准和防御技术本身都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在他看来，当这样一项重大科技应用有可能引发伦理和社会问题时，应对方式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展开积极的对话，而非单向的传播和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