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中国人叫什么名字

他的确是我们国家的骄傲。他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新发现引起了科学界的轰动，是一个天才一样的人物。

根斯巴克酷好电器、无线电，曾卖过电池，推销过家用广播电器。1908年他办起第一本个人杂志《现代电子学》（Modern Electrics），1911到1912年在这本杂志上连载发表了自己的科幻小说《拉尔夫124C·41+》（Ralph 124C·41+）。根斯巴克对科学幻想有着特殊的爱好，屡屡在自己的刊物上自编或发表他人的科幻文章。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准备，他终于在1926年开创出一本新的杂志，名叫《惊奇的故事》（Amazing Stories），副标题首次使用了ScientiFiction一词。显然该词是由scientific (科学的) 一词和fiction (幻想故事)一词拼缀而成，所表达的意思就在词面上。这即是科幻小说的原始称谓模型。《惊奇的故事》是第一本专门刊载科幻小说的刊物，出版后销路很好，很快给根斯巴克带来收益。什么样的文章才叫Scientification呢？根斯巴克解释说，象凡尔纳、威尔斯和埃德加·爱伦·坡这些人写的作品就是Scienti-fication，既新奇浪漫，又有科学根据，还有预见性的展望。继《惊奇的故事》之后，根斯巴克又办起了几本类似的刊物，有《惊奇故事季刊》（Amazing Stories Quarterly）、《科学奇妙故事》（Science Wonder Stories）、《空中奇妙故事》（Air Wonder Stories）、《科学侦探月刊》（Scientific Detective Monthly）。根斯巴克本人在科幻创作方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修为，但他所创造的科幻杂志把遍布四方的科幻作家群集于科学幻想小说的大旗之下，为他们提供了展露才华的用武之地，结束了他们漂泊不定、无所栖止的感觉。从此科幻小说作为一个正式的文学流派得以形成。后人为了纪念他所做的贡献，于1953年以他的名字命名了科幻小说的创作奖---雨果奖。听上去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名字，使我们想起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也可能正是这个缘故，该奖才使用了他的名，而没有用他的姓。

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真正做到了鞠躬尽，呕心呖血，他不愧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竺可桢(1890—1974)，又名绍荣，字藕舫，汉族。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爱国教育家，当代闻名的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竺可桢1910年公费留美，入伊利斯诺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1918年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HOONS OF THE FAR EAST）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1933年4月，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出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的倡议，学会于翌年成立。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为了婉拒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而辞去了浙大的所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一生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很深，而物候学也是他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 1973年6月19日,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还在《科学大众》1963年第1期的《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中发表文章《大自然的语言》，现被编入中学教学范文中。竺可桢其他主要论著包括：《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34)、《中国气候概论》(1935)、《物候学》(和宛敏渭合著，1963、1973)等。发表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论文，阐明了我国优厚的气候资源和开发利用的正确途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基本上解决了国际上100多年的争论，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肺病在北京逝世。 竺可桢一生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他一直认为科学普及事业是整个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出：科学研究的提高与普及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越是高级研究人员，越应带头向群众进行科普宣传；一个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成绩，应该计入他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内。自1916—1974年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坚持带头进行科普工作，撰写科普讲稿、书籍约160余篇，内容除地学、气象学、物候学外，还涉及天文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等许多学科，读者对象从科学技术人员到少年儿童多个层面。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为浙大制定的校训。早在1936年的9月18日，竺可桢在对学生讲话时，就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系科的调整，均源于此。 在这三条中，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他常常举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为例：“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会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开普勒、牛顿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 由此，竺可桢又进一步引申出他关于大学生人格理想的论述。他明确地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 (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 (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 (4)健全的体格。 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他是我们国家的骄傲，能够在如此年纪就做出如此大的成就，值得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