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思考论文

都是科大的。。。。

1、《私家藏书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2、《明清藏书家印鉴平议》，《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6期；3、《阮元的学术地位与成就》，《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4、《阮元与编刻书籍》，《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3期；5、《阮元与诂经精舍》，《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6、《敦煌学书林新结硕果》，《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7、《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及其文献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8、《发掘与开拓》，《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9、《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10、《中国古籍索引的回顾与前瞻》，《辞书研究》1994年第2期；11、《古籍分类中增设“方志部”的探讨》，《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12、《古籍丛书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13、《阮元与学海堂》，《文史》第41辑（1996年4月）；14、《试述古汉语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15、《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16、《〈古逸丛书〉与中日汉籍交流》，《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0卷第3期（1996年12月）；17、《关于古籍索引工作的若干思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18、《〈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19、《中国古籍丛书的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20、《古籍丛书所蕴涵的中日典籍交流》，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21、《阮元与〈十三经注疏〉》，《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22、《浅谈清代档案的价值》，《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23、《〈皇清经解〉辑刻始末暨得失评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24、《阮元创设诂经精舍考略》，《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25、《略论〈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文教资料》1997年第6期；26、《论〈经籍籑诂〉的编纂及其功过得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27、《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文献》1998年第1期；28、《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编制概述》，《文献》1998年第2期；29、《〈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30、《〈宛委别藏〉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31、《中日典籍交流史研究的新进展》，《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32、《日本的汉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2卷第3期（1998年12月）；33、《试论阮元在训诂学上的贡献》，《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34、《由训诂以考文化——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二》，《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35、《由训诂以明义理——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三》，载《’98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6、《试论阮元在金石文字学领域的成就》，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2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7、《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38、《关于图书馆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思考》，载《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论文选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9、《杭州诂经精舍教学效应》，《杭州研究》2000年第2期；40、《对〈四库全书〉厥功至伟的清代华籍韩人金简》，《故宫文物月刊》（台湾）2001年第5期；41、《阮元与〈皇清经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42、《关于〈支那学入门书略解〉》（日文），《日本国立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纪要》（2001年12月）；43、《长泽规矩也在编纂、刊刻汉文丛书方面的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44、《长泽规矩也与和刻本丛书》，载《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45、《〈经籍籑诂〉与汉语辞书编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46、《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互动关系》，《文献》2003年第4期；47、《〈经籍籑诂〉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地位》，载《汉语史学报》（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8、《类书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49、《国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述》，《中国索引》2004年第1期；50、《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扬州史志》2004年第3期；51、《章学诚与索引学》，《书目季刊》（台湾）第38卷第3期（2004年12月）；52、《评王章涛〈阮元年谱〉》，《书品》2004年第6期；53、《〈经籍籑诂〉对现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的助益与启示》，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3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4、《清代江南地区学术研究兴盛与私家藏书发达之关系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55、《试论日本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文献》2005年第2期；56、《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57、《台港地区所编古籍索引综述》，《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58、《长泽规矩也〈支那学人门书略解〉之得失》，《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9期；59、《阮元与朝鲜学人交往考略》，载《中国江南与韩国文化交流》，学苑出版社，2005年；60、《欧美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1期；61、《中日学术交流与古汉语文字学研究》，《东北亚学刊》2005年第4期；62、《孙诒让学术思想与玉海楼藏书特色之关系》，《文献》2006年第2期；63、《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64、《俞樾与中日韩文化交流》，《韩国釜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2月）65、《20世纪上半叶“四库学”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台湾）第25卷第2期（2006年6月）；66、《日本的汉语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兼论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东华汉学》(台湾)第4期（2006年9月）；67、《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68、《经世致用与宏博会通——钱穆治学精神之精髓》，《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日藏汉籍珍本的调查与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年第4期；70、《诂经精舍对19世纪浙江学术发展之重要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71、《阮元与朝鲜学者金正喜之交往》，《扬州史志》2006年第2期；72、《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载《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73、《俞樾对中日文化交流之贡献》，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4、《从〈揅经室集〉看阮元的治学方法——以训诂学为中心》，载《汉语史学报》（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75、《关于古文献学的十大思考》，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

要谈论当代大学生如何看待中日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范围非常大，也是各种媒体（尤其是网上的）很热门的话题。但大多数观点都是从大处着眼，缺乏小处着手，空洞豪迈的说教很多很多，我就不再凑这种热闹了。　　但是仔细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观点，甚至没有观点的骂点，有时候到倒反而茅塞顿开了一些，有趣的是，在日华人看日本，或者看中日关系时，越是在日生活经历和时间长的人，越能从小处着眼，从最底层的生活中看那些到国内的人无法接触的一些琐碎细节，再从这些细节来仰视中日关系这个大问题，我觉得视角和觉悟的东西则完全不同，不仅更理性，也会变得更务实，我是在日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企业人，借用在日本非常流行的企业管理术语来说，在日华人看中日关系应该是首先重视民意的ボトムアップ(Bottom up)，而不是官方导向的トップダウン（Top down）。　　视点不同，自然谋求达到顶点或目标的期待角度也不一样，因此在日华人中不乏坚实客观的思想，但往往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无法被人理解，简单地被人斥为“哈日”，“汉奸”论调等等，以至于网上有“现在最爱国的恰恰是被骂为汉奸一族”的最新说法，此乃斗粪之题外话，免去不表。　　言归正传，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中日关系呢？我认为首先必须认清究竟是谁在为中日关系奠定基础，或者说谁是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为了寻找这个答案并不难，历史的纠葛不是我这种非专门人员可以搞清楚的，搞我们这种理工科的人性格也很Dry，那种乱麻既懒得去整理，也懒得看别人剪不断理不清，所以，中日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是徒劳的，这么看的话，马立诚的“历史的一页可以翻过去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仅仅是他漏说了注解：“但历史永远不能忘”，历史究竟是什么，其实凭亲身记忆我也只能跟人谈到文革时代，再往前难道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什么意思呢？　　因此不妨观察一下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出国的中国人至今的20年的变化，这20年我们眼中的日本和中国是如何直观地反映在我们眼前的呢？我觉得可以简单归纳一下为，日本是渐渐粪青化的ZF+相对冷静理智的国民，中国却恰恰相反（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无法公开我精确评论自己国家的文字，在此割爱）。　　如果能正确地认识到日本这个国家现在的ZF，国民之间的这种不同于中国社会的差异，那么我认为作为一介平民，我在日本的力量虽然非常有限的，但是要让自己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主流的一分子也并不难，至少在日本我很有这方面的优势，作为在日华人，我的种种努力肯定要比在国内被埋葬在鸡蛋石头中，或被淹没在一片“卖国贼”的狂呼声中来得有价值。　　所谓让自己成为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并非到处笑脸相迎与日本人搞无原则的“友好”，其实我非常讨厌“友好”这个词，因为自从中日建交以来，这个词既神圣又有着很多的虚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抱着旧时代的产物去思维，新形势新时代下的中日关系肯定不可能走上正轨。　　“友好”不过是一种近乎小孩玩家家的游戏，这种游戏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在一个成熟的社会被看成是极其幼稚的，大多数日本人很含蓄的，但他们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可见日本人比我们务实，但他们并不会当面指出你的幼稚，这一点很多初来日本的中国人经常被蒙过去，也是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失去谦虚，莫名其妙自大的原因，而这种近代国民性的差异让日本获得了比中国更踏实更实惠的进步和飞跃。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关系，它的基础还在于两国国民，因此民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是基础的基础。　　记得3年前我刚开始上中文网时说过（以前我从来不上网，最多在日语网上查技术资料或偶尔在日语网上反驳右翼），在日华人是中日关系的先锋队，那就必然会遇上很多的枪林弹雨，甚至来自自己人的误伤，有人说我脸皮厚，网上这些年这么多人骂我，我自岿然不动，依然用我的文字向国内传达一个真实的细节的日本，这并不会因为日本**或民间存在很多不明智的荒唐举动而改变我们对日本整体的研究和了解，同样，我也不会因为国内的日资商店被砸，或在日华人犯罪杀人而停止我向日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真诚地传达，是人都会分辨好坏的，也没有必要当场逼问别人答案。　　日本国民不了解中国，所以很多日本人在看了我的文章介绍后，虽然无法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但是对我的坦诚还是给予评价的，我觉得这就是承认对方，也是具备理解对方的姿态，相比之下我们的很多国民在这方面很欠缺，因此中日关系如果是放在一个平等的正常框架下来探讨的话，那就应该首先回到人与人平等的原点来谈论，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对话和理解的平台，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从大环境上来说很欠缺，也很艰巨，因此只有在日华人去不断创造，去影响所有的中国人，网络是个好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多年欲罢网而不忍的最大原因。　　要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之间的责任，也是每个国民的义务，中日关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与两国国民的经济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国民之间的主流意识如果发生了偏差，那么**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力挽狂澜的，因此我们很多中国人担心日本右倾化，军国主义化，就近20年的时间变迁来看，的确日本政坛鹰派不断得势，这里面不仅仅是日本政坛本身的一些原因，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国民对未来生计的担忧，乃至国际情势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我认为日本的主流意识依然是珍惜今天的民主主义，坚持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的，这是非常值得信赖和评价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这么说，很多中国人也许会反驳我，既然你把日本国民抬举得那么高，民主社会怎么会让右倾**连任这么久？他们不是照样参拜靖国鬼庙了？其实要反驳这种观点，用“无知”两个字就足够回答。日本国民选举的**支持项目中，去看看最关注的前3项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因为参拜鬼庙所以支持现在的**究竟占了百分之几，估计会让中国人大失所望。在日华人应该都知道这些数据信息，我就不再拷贝了。　　长期以来，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思维，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当作地球标准。其实，无论是在网上，还是我亲身来回中日两地之间接触的各种国人，即使是当今中国，人们的思想也日益活跃，多样化，多元化正在各个领域日益形成，很多是表达的自由度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早于我们成熟了那么多年的日本社会存在右派左派又有什么奇怪的，有什么可以炒作的呢？实在要炒作，我们也可以炒作日本左派言论啊？那就看我们需要什么了，所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白痴，看主流媒体是不是白痴就足够了。　　日本的媒体相当自由，前几天出差在新干线上我还看了最新的《周刊新潮》，有一篇讥讽驻华使馆的日本官员公开在中国报纸上承认南京大屠杀，说该官员拿了日本国民的税金，究竟是代表哪国ZF在发言？《周刊新潮》表示要采访该官员，遭到拒绝后皮笑肉不笑地说：“他只能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发言，日本的媒体就不行了吗？”　　看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在排山倒海这么多的日本媒体中，拒绝你一个小小的《周刊新潮》杂志就能说是人家拒绝日本媒体了？人家还可以选择亲华的《朝日新闻》，也可以选择老右报纸《产经新闻》，也可以选择中道派的《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等等等，不过既然有那么多媒体，出一个《周刊新潮》这样的白痴也不足为奇的，问题是这种记事被国内的人看到了，肯定是又要一番炒作，搞的像全日本就只有一本《周刊新潮》似的（有这种留日海龟粪青偶尔会翻译后在网上传播的，还不忘开头来一段热血抗日骂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被日本右派牵着鼻子走，你越是急吼，我越是让你跳，你们说，这中日关系还有几个人能看清真正的方向？　　在近期的中日关系上，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ZF的对应基本上还是属于冷静理智的，但是由于中日关系中至今为止积压的负的遗产太多，明显的显得外交智慧（包括政客之间的外围智慧）不够，日本右翼当政者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为自己获取国内政治资本，挑战国际政治舞台，这一点在日华人我想看得应该比国内的人更清楚，日本社会由于信息（无论是正规渠道还是民间小道）比较流通，自由和发达，因此国民能从各种不同的信息中自主地筛取，判别，形成各自的思想。　　当然也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关心中日关系，就像在爱国还是不爱国的问题上，日本人有这两种自由，而中国人几乎没有，谁说自己有不爱国的自由，顿时一片骂声。这种滑稽的现象就不可能在日本出现。　　最后谈谈在日华人具体该如何为中日关系尽力，我认为首先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了解日本的同时了解在日华人这个独特的群体，了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所思所想，坦诚客观是最基本的姿态。日本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仅仅是先进的科技（虽然对于理工科出身的我这种企业人来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和学习日本还不能单纯的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范围，甚至把留学的概念局限在学日语打工或拿一张文凭上。　　不久前，有一位在美华人在谈到对留日华人的印象时曾激烈批评我们是光顾拿小日本的工资，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群体，我承认在日华人中这样的人不少，但并非全部，客观地说，在日华人的整体素质不如在美华人，这可能与留日和留美的门槛高低设定不同有关，虽然也有偷渡美国的中国人，但是与偷渡日本，乃至假冒留学，假冒结婚，假冒其他等等的混入日本打工赚钱，甚至犯罪的中国人的人数相比，日本远远大于美国，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但不等于这就是在日华人群体，或者说是这个群体的主流。　　我在想，同样是海外华人，如果在美华人，甚至在欧，在澳华人不能理解我们在日华人这个群体的主流，那么我们怎么期待国内的人理解我们，理解日本，整理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呢？　　所以我认为互相理解，互相对话在我们民间这一步做得扎实了，那么这种方式不仅仅适用于不同居住地区的同国人，也适用于不同国家的人，这一点，在海外的华人，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有体验的。被妖魔化的日本，我们来到了这里，却有无数的例子可以告诉别人，日本人也是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扬善抑恶，也有互相帮助，亲情温情，抵制和反对颓废色情文化，他们反战，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热爱和平。　　因此，中日关系的关键还是掌握在两国国民手中，在日华人理应比国内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更有作为。

科大的，我晕

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