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建筑史论文摘要

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摘要】在现代文化趋同和传统文化危机论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应该保护好传统的历史文化，并与现代科技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使我国建筑走向新时代、走向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关系传统与现代因素表现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今天人们要求现代物质享受的同时，如何满足他们内心深处对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文化精神需求?在保护传统建筑样式、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如何能同时享受到现代化的优越生活条件?这是当今我国建筑界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王受之，1946年出生于广州，设设理论和设计史专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1980年代曾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和学院的工业设计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1988年开始在美国设计教育最权威的学府——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设计理论教学，1963年升任为全职终身教授，负责全院的现代设计理论和现代设计史教学。1997年担任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委员会年度会议理论组召集人，1998年作为联合国开发总署专家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主持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讲学班。王受之曾经多次担任重要设计比赛的评委工作，包括香港设计师协会“设计98”年展评委、1997年香港回归的国家艺术大展评委。王受之是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王受之所著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著作相当多，其著作成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设计专业教科书中主要参考书，共中包括在大陆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当代商业住宅区的规划和设计》，还包括台湾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世界现代平面设计》、《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他参与撰写的《战后美国史》曾经获得1992年国家社会科学著作的金奖。他的《设计史论丛书》包括《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当代艺术史》、《世界时装史》、《世界广告史》、《世界工业产品设计史》、《美国插图史》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与香港天一艺术设计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从哲学上讲是由内容决定的，即由建筑的体量、结构、材料决定的，这些东西变了是不能恢复的。从形式上寻求契合点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要怎样才能创造既具有时代感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风格呢？可以看一看浦东的金贸大厦（如图一）。金贸大厦是一座超高层建筑，无论从外形，结构，功能都是现代的，然而它却是极具中国传统风格的。它的整个形体是来自中国塔式建筑形式的提炼，却丝毫看不出造作。这就是将时代与传统完美结合的典型。再来看合肥市新图书馆（如图二），我认为它也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用现代的功能要求、现代的观念手法、现代的技术材料来很好地展现或隐含了传统文脉的"形"与"意"。因为在本市，所以我对他做了详细的调查。合肥市新图书馆基地位于合肥市中心区北部，占地约8000平方米，地形呈不规则样梯形，基地西为琥珀山庄，南临黑池坝，北靠南淝河，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根据任务书要求，新馆拟藏书100万册，阅览席500座，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建筑层数局部六层。建筑塔体为59m。在"现代"方面的表现，除了功能方面外，在建筑形式上：高耸的钟塔、圆顶的门棚、凸出的窗体、敞亮的中厅等都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常用手法和表现形式，而粉墙黛瓦、马头墙退台及牌坊阵列又都透出传统徽派建筑的精神。当然，对徽派要素的运用绝非为原形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原形基础上进行精炼、变形，形成一种新的形象而用之。设计者考虑到1。合肥为安徽省会城市，在这座文化底蕴常深厚的城市中，设计文化性建筑，自然使人联想到如何再现书"徽派"建筑风格的文脉延承问题2．基地西侧为知名的琉珀山庄居住小区，此小区以展现地方建筑风格而闻名，在这样的小区周边营建文化性建筑，当然也应探求地方性风格作为环境上的协调统一。3． 基地周边地段视野开敞空旷，前湖后河，直接的建筑参照物较少，因此在该基地上发挥"传统"与"现代"的建筑结合，其余地较大。从以上两个建筑中就不难总结出“时代”与“传统”的契合点应该在建筑的精神上。只有从根本上考虑“时代”与“传统”的契合，才能创造出“美”的建筑，"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一切成自然的流露，巧妙的结合，创造真实自然的建筑之美。将"传统"与"现代"生般硬套的撮合则应是力避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日本建筑师的探索很值得研究，近年来人们对日本建筑刮目相看,这主要是他们推出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如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矶琦新、安藤忠雄……等。他们的作品很有特色,既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又不失日本韵味,堪称为现代建筑的日本表现。此外,他们还很重视理论探索,提出一些既富有哲理又饱含日本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我们和日本同属东方型文化传统，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五千年文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建筑师们一定会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而且只要是中国建筑师真正创新的作品，想让它不具有中国特色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