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蒲松龄的论文有哪些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成就很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小说在载体的选择上、语言形式上以及创作方法上都造成了一种文本与读者的恰如其分的“距离”，有一种奇特的“陌生化”审美效果。 关键词： 聊斋志异 载体选择 语言形式 创作方法 审美距离 陌生化 上个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提出了艺术的“陌生化”效果的问题，意思是文学能更新人们对生活和经验的感觉，能使那些已变得平常或无意识的东西陌生化。艺术的“陌生化”是要颠倒人的习惯，使现实生活中所见的客观事物“陌生化”，并用以改变习以为常的东西，寻找这些客观现象在艺术过程中的重组，进而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境界。也正如美学家们所说：“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质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外去看”（《美学书简》）。\"陌生化\"的实质在于不断更新我们对人生、事物和世界的陈旧感觉，把人们从狭隘的日常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习以为常的惯常化的制约，不再采用自动化、机械化的方式，而是采用\"被人们创造性地扭曲并使之面目全非的独特方式\"，使人们即使面对熟视无睹的事物也能够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感受对象事物的异乎寻常、非同一般。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谈〈聊斋志异〉是如何达到陌生化审美效果的。 一、载体选择 《聊斋志异》文本在载体的选择上独具匠心，是文本所显示的各种艺术技巧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蒲松龄，将载体选择在离人世间有着相当距离的陌生环境，他要着重表现的艺术环境、艺术世界是幻设的、非现实的。诸如冥府、地狱、天堂、龙宫、梦境，以及传说中的异域。这些场景是陌生的，而人物、情节也是非现实的。“神仙狐鬼精魅，”人鬼相恋、人妖相配、冥府冥王、鬼人鬼事。这就很大程度上颠倒了人的习惯，强烈地更新着人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感觉。惩恶扬善，男欢女爱，尧女于归，因果报应，科场及第等等在人们生活中已变得习以为常的东西在这里陌生化了，被附上一层神异而迷人的外衣。 《聊斋志异》文本为我们塑造了很多不朽的人物形象。千娇百媚的婴宁，天真烂漫、笑口常开，连夫妻之爱都不懂。当情种王生向她表白爱情时，她则表示“我不惯与生人睡”，好一个”憨”女儿，她的银玲般的笑声，使得“满室妇女，为之粲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她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芬芳四溢，叫人喜煞爱煞，神魂颠倒。只可惜：“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叫人魂牵梦绕的婴宁竟然是异域中人！在《香玉》中，黄生与香玉郎才女貌，两情相悦，情专义笃，款款多情的香玉也不是我们同类，而是牡丹花仙。在《连锁》中，读书人杨于畏，深夜苦读，夜深人静时，忽有一美貌少女不邀自来，窗下与杨生剪灯共读，同度美妙良宵，快活得如鱼得水。美丽绝伦的连锁也是鬼域中人，令人扼腕。在《小谢》篇中，两位少女戏耍陶生：“捋胡须，捂眼睛，以细物穿鼻，争与陶生相爱。”陶生何德何才，“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面三刀哉？”却原来并非人间好事。婴宁、小谢、小翠、翩翩、晚霞、娇娜、香玉、葛巾、宦娘、聂小倩，一群光彩夺目，勾人魂魄的艺术形象均是与我们有着相当距离的异域中人，让我们可望而不可及，蒲松龄似乎深谙此道，让这群妙不可言的人物置身异域，有意识地造成读者与审美对象的距离。但是，这种距离并未形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种种幻化了的场景、人物和情节事实上又包含着近乎现实的情事、秉性和逻辑。冥王冥府、鬼人鬼事，其本质特点又是社会的、现实的。“神仙狐鬼精魅”们涉足于人间社会，参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因而让人感到“鬼”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真实可感，伸手可捉。所以《聊斋》文本所展示的冥王冥府、天堂梦境实际是现实世界的折射，而有着神异特点的花妖狐魅又是社会的人的变体，文本所提供的人物，情节和场景既让人感到是陌生的、新奇的、与我们有着相当距离的，又让感到是真实的。而与我们隔着的这一特定的距离又并未将我们与艺术对象绝对对立起来，仅仅是在形式上形成一种必要的阻隔。正如本世纪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家所说的：“艺术方法就是使表现对象变得陌生，在形式上对读者形成阻碍，把一个对象从通常理解的状态变成新的感知对象。”。 《聊斋志异》这种由载体的选择技巧造成的审美对象与读者之间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陌生化”审美效果，这就更容易唤起读者的好奇心，唤起新鲜和惊奇感，解除“习以为常”给我们带来的麻痹和熟视无睹。从而增强审美刺激性，以达到艺术的终极目的。这种效果，是蒲松龄“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形”所带来的，这是我们探讨《聊斋志异》“陌生化”审美效果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 二、语言特点 《聊斋志异》语言具有二重性特点，恰如其分地固定着读者与审美对象的距离，造成陌生化审美效果。 《聊斋志异》是在白话小就已出现四五百年，小说语言的白话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下，重新用文言文写成的。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有扩大现实与小说距离的趋势。但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竟大部分感到它的语言难以用白话来替代，即使再好的白话翻译，也必定会丧失掉原作的一部分意境和韵味，这里，古代汉语的运用为今天接受《聊斋志异》提供了一个审美距离，形成《聊斋志异》的特有语境。它就像一道狭窄的门，倘使你有幸进入其中，其内在的魅力会使你销魂摄魄，留连忘返，但如果限于知识的局限，只能借助别人译出的白话文作阶梯，则只能略知一二，不能饱览美景，更无法感知“陌生化”审美效果。 《聊斋志异》的语言是通过改造了的文言文，它具有极其突出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文言文自身固有的优势：精简、凝炼，表现力强。另一方面，《聊斋志异》的语言是被改造了的文言文，通俗、生动，吸收了口语的特点融合进文言体式中。 我们先看下面一篇完整的故事。 李季霖，摄篆沅江，初莅任，见猫犬盈堂，讶之。僚属曰：“此乡中百姓瞻仰风采者。”少间，人畜已半；移时，都复为人，纷纷并去。一日，出谒客，肩舆在途。忽一夫急呼曰：“小人吃害矣！”即倩役代荷，伏地乞假，怒诃之，役不听，疾奔出题去。遗人尾之。役奔入市，觅得一叟，便求按视。叟相之曰：“是汝吃害矣。”乃以手揣其肤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少股，见皮肉坟然，以利刃破之，取出石子一枚，曰：“愈矣。”乃奔而返。后闻其俗，有身臣室中，手即飞出，入人房闼，窃取财物。设被主觉，势不令去，则此人一臂无用矣。 这是卷十四中《沅俗》的全文，寥寥二百五十字就叙述了一个情节较为复杂，人物思想性格极为鲜明突出的故事。“初莅任，见猫犬盈堂，讶之” “少间，人畜已半；移时，都复为人，纷纷并去”“ 伏地乞假，怒诃之”“ 见皮肉坟然，以利刃破之” “手即飞出，入人房闼，窃取财物” 语言极为精简、凝练，表现力极强。 我们再看《促织》中的语言。 小虫伏不动，蠢如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毛撩拔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龀敌领。少年大骇，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 这是《促织》中的一段话。其中的“暴怒”“直奔”“张尾伸须”“腾击”“直龀敌领”等词气韵灵动，简洁、凝炼，有一气贯成之气势。任你何等高明的注家也不敢贸然翻译，以免失却韵味。如有人将“张尾伸须”译为“张开尾巴，伸出须毛”，神彩全失。有人在“直奔”前后加一些附加成分，译为：“向前奔了过去”。意味就不一样了，气势也减了大半。《聊斋志异》的语言就是这样，就像托尔斯泰所说：“既然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一个字，还不能改动一个字”。在《聊斋志异》中像这类气韵生动，表现力强，富有立体感、节奏感，简洁、凝炼的句子俯拾皆是，如“大雪崩腾”“崩雷暴烈”“诸船惊闹”“下气如雷”“摆簸山岳”“摧折如林”“夜合一株、红丝满树”“小语冰人”，新娘只哭不妆，“眼零雨而首飞蓬。”鱼妖湖上兴波，“浪接星斗，万舟簸荡”，学官见钱眼开，“作鸬鹚笑，不则睫毛一寸长，棱棱若不相识。”这些精妙的语言与我们的日常语言有着显著的不同，它采用艺术手段，对日常语言进行强化、压缩、颠倒等形式的加工，使普通语言变形，更富有表现力，同时语言也变得“疏远”了，从而达到解除日常语言的麻痹作用，文学语言是一种技巧的组合，这里的技巧包括意象、声音、节奏、叙述特点等等，也即与所有文学形式有关的成分都包括在内。《聊斋志异》五百篇中一部分诗文的巧妙运用，更充分印证着这种作用，它使我们通过这种语言能重新感知世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空间。 《聊斋志异》语言是精警、凝炼的文言文，但又是通过改造成了的文言文。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来？”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城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款。又顾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视之，年廿有三四，绰有余妍。心好之……城笑曰：“两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直得寒冻杀！”相与鼓掌。——〈翩翩〉 这段引文中除了“贵趾久弗涉”一句和几个文言虚词以外，全是活泼通俗的白话口语。不仅词语通俗，句式也十分近似于日常用语。对话显得通俗生动，声口逼肖，高度开象化。如果说个别白话词语在史传文学和其它文言小说的人物对话中偶尔可见的话，那么，此种大段近乎白话的对话在《聊斋志异》以前和以后的文言作品中是找不到的，这是《聊斋志异》文本所特有的。 我们再看一篇完整的文章。 己巳秋，岭南从外洋飘一巨艘来。上有十一人，衣鸟羽，文采璀璨。自言：“吕宋国人。遇风覆舟，数十人皆死；惟十一人附巨木，飘至大岛得免。凡五年。日攫鸟虫而食；夜伏石洞中，织羽为帆。忽又飘一舟至，橹帆皆无，亦海中破于风者。于是附之将还，又被大风引至澳门。”巡抚题疏，送之还国。——《外国人》 “ 岭南从外洋飘一巨艘来。上有十一人”“数十人皆死；惟十一人附巨木，飘至大岛得免”“于是附之将还，又被大风引至澳门”等语言几乎和白话文就没有区别。 《聊斋志异》中诸如“小鬼头”“小妮子”“小婢子”“美姑姑”“小郎子”“小哥子”“个儿郎 ”“腐秀才”“伎儿”“老畜产”“赔钱货”“往往”“消受”“快活死”“只好”“那得”“走狗”“遮莫”“吉利”“眨眼”“无赖”“阿谁”“假惺惺”“老皮”“乞丐相”“好人家”“便宜他”“我不惯与生人睡”，“好个美姑姑”“侬也凉凉去”“妹来大好”“哥哪得来？”“任郎君东家眠，西家宿，不敢作一声”等等大量口话的运用，以及日常句式与文言体式的巧妙结合，解除了文言文惯常有的神秘和冷漠，消除了人们欣赏的心理障碍，恰如其分地确立了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是文学语言最理想的境界。 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过于熟识或完全陌生的事物都很难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兴趣，因为过于熟识可能视而不见，而完全陌生又会产生心理拒斥。经过陌生化处理的语言，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特点：新、奇、美、趣。新，这是第一显著特点，要使得所描述的熟悉的人事在读者看来觉得陌生，不新能达到这个目标吗？再说奇吧，当读者发现这看似陌生的语言背后原来所包含的就是我们平时所习见的人和事 ， 我们只不过一不小心迈进了作者为我们所布置的“陷阱”里时，我们能不“啧啧”称奇吗？美。所习见的人事因为作者技巧的运用，而使得内容与表达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又使我们能跳出机械性的欣赏习惯，而从另一个角度欣赏到我们所熟悉的人事之美。距离产生美，这是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而且，文本机智的表达本身就有一种含蓄之美。至于趣，也是不言而喻的，在陌生而又熟悉的语境中不断排除障碍，时时让你有点小小的“成就感”，你不觉得有趣吗？ 〈聊斋志异〉语言的二重性特点，恰恰与由于载体的选取择而造成的艺术形象的二重性相对应，即凝炼、简潮的文言体式对应着冥府冥五，鬼人鬼事的神奇性。通俗、形象、近乎口语的风格对应着冥府异域，鬼人鬼事的现实性。

众说纷纭！！关于蒲松龄的家世、生平事迹因在蒲氏族谱、墓碑、行述中都 有记载，解放后又出版了路大荒的《蒲松龄年谱》(见《蒲松龄集》)， 看法比较一致，认为蒲家是从明代万历年间以来“科甲相继”的诗 礼世家，到蒲松龄父亲由于，家道中落，弃儒从商。蒲松龄自幼从父 学书，一生热衷功名，多次考试皆失利，一生蹇促贫困，以教村童为 主，在毕际友家为西席前后三十年。由于他塾师的地位，卓异的才 华，使他成为接近人民，反映人民利益的伟大作家。在他的思想和 世界观里有民主性进步性，同时也受时代的影响，有它封建的一 面。和古代作家一样，他的生活思想以及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具体 表现在作品里却是复杂的，一直被研究到今天，才有个较为全面的 了解。 进入八十年代，关于蒲松龄的家世生活还有两个新的争论问 题，一是蒲松龄是否为少数民族问题；一是蒲松龄是否与一个女人 (陈淑卿)有过一段婚姻关系问题。 本来按蒲松龄自撰的《族谱序》，自认为汉族，般阳(山东淄川) 土著，从无异议。可是自八十年代始，除汉族说外，又有回族说、女 真族说、蒙古族说，共四种说法； 汉族最重要的根据是《族谱序》中一段文字： 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 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酉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 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秩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 远，不可稽矣．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吾族之兴，自洪武始也。 此材料说明蒲氏自认为汉族，蒲氏后裔也一向认为蒲家自古 即为汉族。 关于回族说的根据是：蒲姓是阿拉伯常用姓氏，蒲鲁浑和蒲居 仁的名字又都与回族有关。岳珂《程史》云“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 豪者蒲姓。”福建《蒲氏族谱》载：“……世秉清真教，天下蒲姓皆一 脉。”《八闽通志》亦载；“蒲居仁曾任福建等处转运盐使．这种主管 盐铁酒醋专卖及市舶司的官吏当时多为回族。而关键是蒲鲁浑的 名字是阿拉伯语的汉译，阿拉伯人常用名，蒲即阿拉伯语Abu的 音译，即尊者“父亲”之意：鲁浑当即阿拉伯语run，灵魂之意。 关于女真族说的根据是；《元史·世祖本纪》载：元朝的总管是 由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担任的。元代称为汉人的包括当时北方的 汉族人、女真人和契丹人。其次《金史》所记金朝官员中有乌延蒲卢 浑和蒲察蒲卢浑(本名为蒲鲁浑)，“蒲鲁浑”女真语为“布囊”之意， 推知蒲祖蒲鲁浑可能原为女真人。 关于蒙古族说的的根据是：蒲鲁浑的名字是蒙古人的名字，因 为蒲鲁浑和蒲居仁都当过元朝的大官，所以元末蒲家遭殃，“倾覆 之余，止遗藐孤”。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介绍这四种说法之后认为“以上四种说 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和道理。总的说来说蒲松龄是少数民族是比较 有道理和根据的。当然这不能作为定论。”同文又说：“历史上这种 民族成份改变的情况所在多有。所以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 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份。” 《人民日报》1981年3月19日特约评论员《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 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一文中又注明了蒲松龄是少数民族，引起蒲 松龄纪念馆对蒲氏世谱详加考证撰文《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再 次说明蒲氏族谱第一篇序言是蒲松龄在康熙27年写，已说清蒲氏 祖先是般阳(淄川)土著，连蒲鲁浑和蒲居仁也是当地人，因此才说 “元代受秩不引桑梓嫌也。”而且写此《族谱序》时是经过“珂也有 心，搜故抄而询黄发，趾也助以笔札，校窜年余，略能成册，松得受 而考核传志之，”这说明修谱十分慎重，是经过文献故抄和口头调 查，反复核实之后并得族人之助才定稿的。因此断定蒲松龄的民族 成分还是以这部族谱为据。至于因蒲鲁浑象个少数民族的译名或 因蒲居仁在福建任过都转运盐使而说他是少数民族都是不足为证 的。如说蒲氏是回族，无论在蒲氏家族或蒲氏作品中都没有反映出 来。所以就目前可资考证的资料看，不能得出蒲松龄是少数民族的 结论。如此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学术界 多从蒲氏自述，归其汉族本源说。蒲松龄纪念馆是中国历史人物纪念馆。为纪念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而建立。馆址为蒲松龄故居，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1980年建立。该馆馆藏文物、资料(版本、照片、声像)7500多件，一级品8件，其中有蒲松龄肖像立轴、蒲松龄手稿、蒲松龄印章等。基本陈列有《聊斋正房》、《蒲松龄生平及著作》、《蒲松龄研究》 等。还有《聊斋故事彩塑》、《当代名人书画》专题陈列及聊斋影视厅。该馆已编辑出版《聊斋佚文辑注》、《蒲松龄研究》等书，并首次提出蒲氏汉族说，发表论文《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蒲松龄（1640～1715）清代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父蒲弃学经商，然广读经史，学识渊博。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20岁时，与同乡学友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郢中诗社”。后家贫，应邀到李希梅家读书。31～32岁时，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好友孙蕙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乡南游，对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痛苦，他都深有体验。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北归后，以到缙绅家设馆为生，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7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72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今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

愤世嫉俗的聊斋先生

山市 选自聊斋志异 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愈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又其上，则暗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