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与文化论文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苏联政治史：苏联知识分子、苏联政治文化与苏联民族问题系列：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知识分子与苏联文化》，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历史断想：十月革命与苏联知识分子》，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3期。《“世界革命”与“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来源与真实诉求》，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政治动员背景下苏联国内政治中的敌人形象》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新阶级和特权阶层：吉拉斯对苏联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红色领袖对“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理解与阐释》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新阶级和特权阶层：吉拉斯对苏联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红色领袖对“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理解与阐释》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创刊号）《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及时代特征》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建立及其历史影响》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1期。《冷战背景下苏联对外政治中的“敌人形象：”》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20世纪2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政治文化背景下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20-30年代的“访苏现象”及其对苏联的认识》载《理论学刊》2010年第10期。合著排名一。《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作家的历史际遇与知识分子式的历史思考》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从知识精英到政治精英：卢那察尔斯基的政治轨迹与思想历程》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和政权培育》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新经济政策时期高尔基思想肖像》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孤旅与命运：20 世纪 20 至 30年代欧洲的俄国侨民》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 年第 1 期《国家利益视野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美关系》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勃列日涅夫斯时期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 年第 1 期 。《简论苏联犹太人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3 年第 2 期。《对苏维埃联邦的成立和苏联宪法的历史分析》载《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3 年第 1 期 。《论苏联宪法的缺陷和联邦制解体的原因》载《现代代动力：中国、俄罗斯、东欧改革比较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年版 。《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载《东欧中亚研究》 2000 年第 5 期。《秘密报告的由来》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3期《列宁遗嘱之谜》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4期《苏联联邦制变形的历史原因》载《东欧中亚研究》 1999 年第 4 期。《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特殊地位与 “俄罗斯中心论” 》载《东欧中亚研究》 1997 年第 3 期 。《前苏联双重主权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6 年第 1 期 。《民族主义在前苏联的表现及其特点》载《世界民族》 1996 年第 2 期 。《民族文化与族际文化 ── 冲突抑或协调》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 年第 4 期 。《俄国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俄国贵族阶层的形成及其政治觉醒》载《理论学刊》2008 年第 6 期《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觉醒》载《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4 期《米留可夫自由主义思想浅谈》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6期。合著排名二。《20 世纪20 年代俄国侨民的政治思潮——以米留可夫的“新策略”为个案研究》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合著排名二。Искание “ вех либерализма ” : Раздумье П Б Струве о рус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ей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Серия “ история ” , № 《寻找路标：斯徒卢威关于俄国革命的思考》载《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报》（历史卷）2007 年第 2 期。《俄国近代政治恐怖主义的源流》载《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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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学以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以志纪念）。《彼得大帝和俄国海军》载《海洋》1984年第9期 （识学以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稚文，它给我以鼓励并立志学术，以志纪念）。《中苏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来自俄罗斯资料的解释》载《东方外交与台湾》（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方外交史丛书二”，澳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近世俄国文献对朝鲜的记载与初识》载《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中苏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前后中国形象的转变》载《学习与探索》2009 年第 1 期《近代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认识》载《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1 期《东正教与中俄早期文化交流》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华裔学志》的创办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载《北方论丛》2004 年第4期 。 合著排名一。《李鸿章与维特经济现代化思想的比较研究》载《北方论丛》2001年第4期。《俄国远东政策与乌赫托姆斯基》载《学习与探索1993 年第1期 。《李鸿章特别基金的由来》载《北方文物》1989 年第4期 。《国内学界近三十年国内俄国史研究回顾》载《理论学刊》2009 年第 1 期《当代俄罗斯十月革命史学的若干趋势》载《史学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十月革命史研究四题》载《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4期《文明史观在当代俄罗斯：复兴还是重建》载《河南师大学报》2007年第4期。《 从文化史到文化学：文明史观的复兴抑或重建？——对俄罗斯学术现象的评析》载《学习与探索》2007 年第2期。《历史学视角：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考》载《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2 期 。《比较视野下的文明冲突范式研究——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内部冲突论》载《井岗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 合著排名一。《文化与传统之殇：俄国现代化历史和道路的哲学思考》，载《江汉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2 期。《比较史学视野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 苏联、南斯拉夫与美国联邦制的比较》载《俄罗斯语言和文化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5 年版。合著排名一。《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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