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

尽管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都极端不利，登山队员仍然克服了困难，胜利攀上了顶峰。

周恩来在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 《人民文学 》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做了整理，把稿子送给他审阅。

原文　　周总理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全国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把记录稿做了整理，把稿子送给总理审阅。　　这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去中南海政务院去。我走进总理的办公室。那是一间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一尺来高的一叠文件，说：“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叫你。”　　我就到值班室去睡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值班室的同志把我叫醒，他对我：“总理叫你去。”我立刻起来，揉揉蒙眬的睡眼，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招呼我坐在他的写字台对面，要我陪他审阅我整理的记录稿，其实是咨询的意思。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上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浏览一遍就算了，而是一边看一边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有时问我一两句。夜很静，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总理才审阅完，把稿子交给了我。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腾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喝了一会儿茶，就听见公鸡喔喔喔地叫明了。总理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去休息了。上午睡一觉，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你也回去睡觉吧。”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然后就走进里面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想，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这样想，我想高声对全世界说，好像全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声音：“看啊，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总理吗？”

回忆周恩来同志大革命时期 黄埔一期 王逸常 撰稿 1977年8月5日 一、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在一九二四年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来到军校之前，政治部空有其名，只见蒋介石印了一些《曾、左治兵语录》，宣扬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国藩、左宗棠。周恩来到黄埔后，气象焕然一新。他布置共产党员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刊的内容，并给学生讲政治课，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一九二四年冬，第一期毕业后，分配到政治部见习的学生被派到教导团任连党代表的人数较多。记得学兵连连党代表是曹渊。在政治部工作的除杨其纲、洪剑雄和我三人外，第二期未毕业的学生吴瑜在操课时间之外，也到政治部工作，还有干事、司书、勤务兵各一人。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杨其纲为宣传股员，洪剑雄为编辑。所出版的“士兵之友”壁报插图是吴玢画的，用红蓝两色套版油印出来，分发到在校的学生队以及教导团各连队，对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样军中便第一次有了壁报。 周恩来指派我为组织股员。我的工作是搞学制统计表，统计全校官佐学生的年龄、籍贯、学历、家庭出身等，掌握思想动态，进行政治工作。还要我每天把各大报重要新闻剪下，分为政治(包括工、农、妇、青运动)、经济、军事、国际要闻等栏，贴在簿子上。周恩来每天除披阅各报外，还调阅剪报，有时用红铅笔划些杠杠，并要杨其纲、洪剑雄编壁报写文稿时参看剪报。还要杨其纲、洪剑雄和我轮流记工作日记，周恩来每天都看，看完就用毛笔写个“阅”字。 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还以中共两广区委军委负责人身份领导黄埔军校党支部与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国民党右派教官缪斌和第一期学生贺衷寒等，酝酿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在斗争中，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绘出一幅漫画，画的是戴季陶穿着长袍，背着孙中山的塑像，从公园向孔庙里走，其含义是说戴季陶把孙中山解释成是继承孔孟道统的。讽刺戴季陶把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领域中拉。鞭挞他妄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车轮，反对共产主义，从而揭露他的反动行径。 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手段，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目的。”又说：“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周恩来领导党团员以青年军人联合会出面给他们以回击，指出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行共产主义，人类才能真正得到幸福，这才是目的。当前，针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实行三大政策，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决不是到此为止，史不能开倒车……。 二、参加东征和回师平乱 一九二五年二月，周恩来亲领军校政治部部分人员参加第一次东征。政治部随征的人员有洪剑雄和我两人，协同教导团各连党代表，既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也做军民合作的工作。周恩来还带领做农运工作的同志与沿途有组织的农民联络。革命军所到之处，都有农民送茶送水、放鞭炮欢迎，还为革命军做响导和报告敌情。作战时，他们举着红旗，吹海螺助威，还鸣枪助战，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军的士气，动摇了敌人的军心，所以东征军能以寡敌众，打垮敌军。 周恩来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常在宿营地组织军民联欢。他亲自出席了东莞、海丰各县的欢迎东征军的群众大会，发表讲话，阐明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感义，说明这次战争是为了解除东江人民的痛苦，扫除军阀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 我记得在东征军打下淡水城时，周恩米与政治部人员同睡在稻草铺的大铺上。深夜，他席地而坐，写指令，草拟布告。大家都睡了，他还在工作。因为太疲倦，手中拿的钢笔把捧着写的纸戳穿了，他振作一下精神后，又继续写下去。订一天，我在日记的末尾写上了四旬诗：“号声一响打冲锋，巨炮降隆震太空，黄埔练兵今上阵，凯歌淡水小城中。”他阅工作日记上微笑着划了个“阅”字。淡水城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到政治部宿营地来访，周恩来接见他时说：“我们不反对信仰宗教，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你们遵守革命秩序就行了。”他警告外国传教士不要搞间谍活动，不要做反宣传，不要欺压中国人民。他说话是斩钉截铁的，充满着革命的雄厚力量。外国传教士只得唯唯诺诺，垂头而去。 棉湖等战役取得胜利后，周恩来派出政治部工作人员到汕头照料受伤官兵，刘仇西左臂伤势甚重，不锯去生命就有危险。我用电话向周恩来请示，他十分关心地告诉我说：“实在留不住，只得锯掉左臂，要确保他的生命。”这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由我签字，刘仇西的左臂只好锯去，保全了生命。 政治部驻在梅县时，共产党员李之龙等组织的“血花剧社”来要经费，周恩来给予坚决支持。“血花剧社”演出了表现军民合作以及农民支援战争的戏剧。而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却宣传单纯以军事力量取得胜利，抹煞农民在战争中的作用。 革命军从缴获的电文中，发现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互相勾结，准备在广州密谋叛乱的密电。六月，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教导团被编为党军第一旅。这时，周恩来给教导团各营增派党代表，我被派到教导第一团第三营任营党代表。政治部秘书由张其雄接替。 在回师广州的行军途中，遇到一支不明真象的武装部队，活动在我们前进部队右侧方的高地上，何应钦说：“打几炮吓吓他。”我跑步去报告周恩来，他拿望远镜嘹望了一下说：“是不是农协的武装?”随军农运的同志说；“没有联系，也没有旗帜，可能是土匪想乘机抢枪。”周恩来要我告诉何应钦派部队进行监视，并照顾有病落在尾队的士兵，等他们通过后，监视部队再随军前进。这样，那支想抢枪的土匪见无机可乘便自动散去，使革命军得以顺利前进。 东征军回师广州，很快就消灭了杨、刘叛军，稳定了广州局势。这同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在第二次东征中 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惨遭暗杀，周恩来十分愤慨，奋笔疾书“勿忘党仇”的悼念文章，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卑劣行径，主张彻底消灭反动的右派势力。当革命军进行消灭右派军队的时候，他指示我们：“战斗处投入成斗，非战斗员也要准备投入战斗。”我们的子弹都上了膛，革命军很快就解除了梁鸿楷、魏邦平等的武装。 一九二五年十月，周恩来任东征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领导党团员及所部工作人员参加第二次东征。这次东征，最重要的战役是攻打惠州城。惠州城有护城河，杨坤如在城内固守，他仗着英帝国主义供给的优良武器，气焰嚣张。我军围城时，城内仍然锣鼓喧天在唱戏，并向城外发射炮弹，企图阻止革命军靠近。总指挥蒋介石和参谋长胡谦坐着人抬的圈椅巡视阵地后，邀请俄顾问和周恩来参加会议，决定了攻城方案，四面围攻。攻城两天，伤亡甚众，仍未攻克。蒋介石认为第二次东征一开始就损伤过大，太不合算，主张要放弃进攻惠州，改道前进。周恩来提出异议，他说：“攻下惠州，对整个战局，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影响甚大，要重视政治。他提出新的攻城方案说：“瓮中捉鳖，鳖会咬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面让鳖爬出来，捉鳖较为容易。”就是说围城部队只围三面，让出一条路，给敌人从中外逃，聚而歼之，势在必胜。打法是：用教练飞机(当时广州只有教练机)携带手榴弹，指示目标，炮轰杨坤如的指挥部和守城敌军的机枪阵地。这样，可减轻我军的牺牲。指挥部采纳了这个新的攻城方案，继续攻城。但攻城两日仍未下，周恩来乃在军令之外，又以党的名义，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第七团党代表是蒋先云，第八团党代表是张际春，第九团党代表是傅维钰，我是第一补充团党代表。我们四个团党代表分别在第三师各团率领连党代表，组织敢死队爬城。经过激烈战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军，在友军配合下，攻破了惠州城，为第二次东征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终于攻克了陈炯明、洪兆麟、林虎等盘踞多年的巢穴，取得了彻底消灭敌军的全面胜利。 周恩来一九二四年冬至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时，派了连党代表到军校教导团任职；一九二五年六月回师广州，增派营党代表到党军第一旅任职；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增派团党代表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职。党代表制度是蒋介石最害怕的。周恩来在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兼军委时，推动国民党逐步贯彻了这个制度，对肃清广东的军阀，建立革命根据地，以至北伐的胜利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主办大佛寺训练班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我在军校潮州分校任政治部秘书。三月二十二日，军校潮州分校国民党党部进行选举，共产党员仍当选为国民党候补委员、组长、副组长(潮州分校的刊物《满地红》记载甚详)。这说明三月二十二日潮汕方面还未受到“中山舰事件”的影响，也没有发生逮捕共产党员的事。撤消我潮州分校政治部秘书职务，是何应钦以调我回广州的名义干的。他当面告诉我：“听说你想到俄国留学，现在你回广州去，是到俄国留学的一个好机会”。“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向蒋介石作了坚决的斗争，指责蒋介石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迫使蒋介石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 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问，周恩来亲自主持了大佛寺政治训练班，任班主任。他指定我办教务员的工作。参加大佛寺训练班学习的，有受蒋介石打击排斥的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也有黄埔军校和潮州分校的共产党员。训练班实行军事管理，有分队、区队等，编为一个队，人数约在六、七十人之间，或者更多一些(编者按；另说有二、三百人)，我记不得了。 周恩来对学员作了几次讲话，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军中的光辉作用；共产党员在军中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在军中的骨干作用等。到大佛寺政治训练班做报告的还有邓中夏、彭湃、苏兆征、阮啸仙、恽代英、沈宝同等，他们分述工运、农运、青运等形势。国内外的政治报告每周讲一次，由周恩来自己主讲，陈延年也米作过政治报告。党的组织生活，分组讨论，一切如常。这个学习班，培养了一批党团见成为：J匕伐的骨干，对北伐取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周总理在每一次“文化”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把记录稿作了整理，送给总理审阅。　　这一天，总理办公室。那是一间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一尺来高的一叠文件，说：“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叫你。”　　我就到值班室去睡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值班室的同志把我叫醒。他对我：“总理叫你去。”我立刻起来，揉揉蒙胧的睡眼，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招呼我坐在他的写字台对面，要我职他审阅我整理的记录稿，其实是咨询的意思。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上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浏览一遍就算了，而且一边看一边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有时问我一两句。夜很静，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总理才审阅完，把稿子交给了我。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喝了一会儿茶，就听见公鸡喔喔地叫明了。总理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去休息了。上午睡一觉，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你也回去睡觉吧。”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想，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我想高声对全世界说，好像全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声音：“看啊，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总理吗？”

周总理在每一次“文化”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把记录稿作了整理，送给总理审阅。 这一天，总理办公室。那是一间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一尺来高的一叠文件，说：“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叫你。” 我就到值班室去睡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值班室的同志把我叫醒。他对我：“总理叫你去。”我立刻起来，揉揉蒙胧的睡眼，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招呼我坐在他的写字台对面，要我职他审阅我整理的记录稿，其实是咨询的意思。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上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浏览一遍就算了，而且一边看一边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有时问我一两句。夜很静，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总理才审阅完，把稿子交给了我。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喝了一会儿茶，就听见公鸡喔喔地叫明了。总理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去休息了。上午睡一觉，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你也回去睡觉吧。”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在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想，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我想高声对全世界说，好像全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声音：“看啊，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总理吗？”

周总理在每一次“文化”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把记录稿作了整理，送给总理审阅。　　这一天，总理办公室。那是一间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一尺来高的一叠文件，说：“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叫你。”　　我就到值班室去睡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值班室的同志把我叫醒。他对我：“总理叫你去。”我立刻起来，揉揉蒙胧的睡眼，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招呼我坐在他的写字台对面，要我职他审阅我整理的记录稿，其实是咨询的意思。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上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浏览一遍就算了，而且一边看一边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有时问我一两句。夜很静，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总理才审阅完，把稿子交给了我。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喝了一会儿茶，就听见公鸡喔喔地叫明了。总理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去休息了。上午睡一觉，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你也回去睡觉吧。”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想，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我想高声对全世界说，好像全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声音：“看啊，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总理吗？”

周总理在第一次文代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由我把记录稿做了整理，送给总理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