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赫鲁晓夫改革的评价(一)积极的一面(1)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客观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冲破教条主义的禁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为迫害者恢复名誉，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建设创造有利条件。(2) 解决粮食问题，具有相当的现实性，符合苏联社会需要，农业改革上削减农业税等措施具有历史进步性。在工业方面，他采取了一些下放权力、精简管理机构的措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留下宝贵的经验。(3)苏联的改革促进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些国家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比较现实的世界政治立场，各国开始承认建设社会主义可有多种模式，有利社会主义的发展。(二)消极的一面(1)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缺乏科学认识，其改革缺乏理性思考,随意性强,在作法上急于求成，忽视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其改革措施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深入到这一体制模式的根基，因此无法与旧模式决裂，也无法防止斯大林现象的复活，经过一阵局部的改革，最终仍然维持了传统体制。(2) 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时代的人,受思想水平所限,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较为肤浅,未从制度上究其根源。对集权化的领导体制缺乏分析,其更多的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品德的过错,而使其批判不彻底。这种做法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此外,在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下,过度否定斯大林在客观也加剧了西方反苏反共的恶浪。实录1961年10月18日467长期以来，苏联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完成阶段，到30年代后半期，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宣布1937年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是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开端。可以说，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是发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和雏形。斯大林的这一模式的基本战略决策是，把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要求放在第二位，只给予低标准的满足，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资源把国家高速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当然，不可否认，斯大林时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当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发展之后，仍继续沿袭这种体制，显然是战略上的失策。到50年代，问题暴露了出来。工业发展很快，从1913年到1950年增加了12倍。而农业却徘徊不前，只提高了40％。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某些方面还有所降低。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产量仅为432公斤。低于1913年的540公斤。城市中，副食供应不足，多数消费品质量低劣。农村情况更差。有的农庄的工分只有几戈比。面对这一现实，赫鲁晓夫执政后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他首先从农业入手，采取了三次重大改革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播种面积，种植玉米，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1961年10月，在苏共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二十二大”决议和苏共新纲领提出了以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向。《纲领》强调指出：“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业务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是争取共产主义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纲领》提出的上述三项原则，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利别尔曼建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18日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谈到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并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决策重大问题时的主观盲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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