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

那达慕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形式，更是一种充满了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现今的锡林郭勒盟所举行的那达慕最具传统代表性。“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是“娱乐、游戏”的意思，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那达慕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四，羊肥马壮和草绿花红的日子开始，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那达慕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据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所载，那达慕最早起源于蒙古汗国建立的初期，在公元1206年，当时的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为了检阅自己的部队，以及对草场进行维护以及分配，每年七八月间都会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起来，为了表示团结友谊和庆祝丰收，都要举行那达慕。那达慕在元朝时已经在蒙古草原地区开展得十分广泛，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军事体育项目。此俗每年蒙古族人民都会举行并且一直沿习至今。

《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印度] G D古拉提）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_aTwEA 密码：p3ew书名：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作者：[印度] G D古拉提译者：刘瑾玉豆瓣评分：6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份：2017-5页数：254内容简介：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兴盛，蒙古民族的天机和隐秘那些消失在蒙古铁蹄下的丝路名城，那些往昔荣光野蛮的异族侵略者？世界贸易的维护者？亚欧文明的破坏者？新世界的塑造者？印度蒙古史专家为您解读蒙古帝国的印度之战古拉提从蒙古族发源谈起，记载了蒙古族勃兴初期的史料，以广阔的视角勾勒出蒙古族生活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对中亚这片特殊地域、对中亚历史的重大影响力，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蒙古大汗的军队在远征过程中对不同国度、城镇的统治和 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给中亚及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蒙古人征服中国和中东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更加安全、有序，跨地区间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作者简介：作者G D古拉提（G D Gulati，1946-）印度著名蒙古学家。在印度德里大学获得中世纪印度史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德里大学Satyawati College 学院任教。古拉提教授完成多部蒙古学研究著作，在《印度历史评论》（Indian Historical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书评。虽已荣休，但仍活跃在蒙古学研究舞台。著作《前莫卧儿时期的印度西北边境史》（Indiaís North West Frontier in Pre-Mughal Times，1985）和 《蒙古统治时期的中亚》(Central Asia under the Mongols (2010)奠定了古拉提在印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著作包括有《十三至十四世纪时期印度与中亚、波斯的陆路贸易》（India's Overland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and Persia during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2007）。2013年，古拉提教授再次由又Dev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出版社推出新著《梅瓦提：民俗、记忆与历史》(Mewat: Folklore,Memory, History 2013）。目前，他正在完成新著《成吉思汗传》，相信这又将是世界蒙古史、蒙古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译者刘瑾玉，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毕业。现为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并担任内蒙古大学翻译硕士教育中心、翻译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翻译史、少数民族口笔译史。2015年11月至今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访问学者，合作导师为欧立德教授（Mark Elliott）。审校魏曙光，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草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播古今中外，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蒙古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研究探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与作用，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儒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圣主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强暴、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万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万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中，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人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著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即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蒙古族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着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人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遍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人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人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人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人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人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古代的方言演变为后世的语言，后世的语言再产生方言，这样的分化过程在蒙古语族的历史上不只发生过一次。经过几代人的调查研究，多数蒙古语学者认为，蒙古语族包括9种语言，但也有人认为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不是独立的语言。除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相近以外，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之间也比较相近。它们在历史上也可能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因此，从今往古逆推，近古某个时期蒙古语族可能只有5种语言。从现代各语言的分布情况看，如果沿北纬40°画一条线，就可看出，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主要分布在线以北，而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保安语、东乡语分布在线以南。但是蒙古语学者在描绘蒙古语族历史演变时更喜欢用东西两个语组的说法。从语言特征的异同多寡来看，东部语组包括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西部语组包括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卡尔梅克语、莫戈勒语虽分布在西部，但卡尔梅克语和蒙古语最近，莫戈勒语与蒙古语相近的程度也大于与西部语组相近的程度。两个语组又可能是从古代的两个方言演变而来的。再往上就是统一的古代蒙古语了。蒙古语族历史上的书面语是以蒙古、卡尔梅克、布里亚特这一支语言的古代口语为依据的，因此古代文献保留了这一支语言（主要是蒙古和卡尔梅克）某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面目。其他各支语言没有古代文献，但在现代口语里保存了某些古代语言的遗迹，在历史比较研究上很有价值。蒙古语族从历史上就和周围的各种语言互相接触、互相影响。比较深刻的影响存在于东乡语和汉语之间，土族语、保安语和藏语之间，达斡尔语和通古斯语之间，莫戈勒语和突厥语、伊朗语之间。各蒙古语族语言和标准蒙古语（蒙古国的喀尔喀蒙古语）同源词的比例是（3000词词表）：卡尔梅克90%，达斡尔语和东裕固语60%，土族语50%，东乡语33%，保安语4%，莫戈勒语约35%（估计）而200核心词表的统计结果（以蒙古语为基准）：达斡尔和东裕固语90%，土族语85%，东乡语78%，保安语70%各语言之间差别大小不一，一般来说，地理上较接近的蒙古语族语言或方言，相近的可能性较大些，土族语的民和方言和东乡语的相似程度较高。东乡语和保安语的相似程度较高。有学者认为，蒙古语族从东北（巴尔虎）到西南（保安族，同仁土族）之间的语言差别是逐渐加大的。巴尔虎和同仁保安语的差别之大，超过普通话和粤语，完全不能互通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曾到甘肃青海一带调查了东乡语和土族语，裕固语。那时各语言的发音几乎和现在没有差别，说明早在公元1800年以前，蒙古语族各语言就几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了。各语言除了借词和同源词的发音不同之外，口语习惯也不同，关键语法成分的失去或被替换是造成口语差异的重要原因。蒙古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始于20世纪初。20年代苏联学者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的比较语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50年代苏联学者ГД桑热耶夫的《蒙古语比较语法》指出了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卫拉特人（卡尔梅克人）在一定环境下，可以互相通话，而土族语、莫戈勒语、达斡尔语，在蒙古语族里各自单独居于特殊的地位。美国学者NN波普于50年代写的《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对于蒙古语的历史分期及每个时期的特征有扼要的论述。他在60年代写的《阿尔泰语比较语法》对于蒙古语族语言的分类提出了比前一著作更正确的观点：把土族语（因为他未见到东乡语和保安语的材料）和达斡尔语各自独立为一支，把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蒙古语统属于第3支,下面再分两组：莫戈勒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为一组，布里亚特语、蒙古语为另一组。卫拉特话指中国境内的，卡尔梅克话指在伏尔加河一带的。后者受俄语影响，与卫拉特话已有距离。50年代末期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Ⅲ 罗布桑旺丹写的《关于现代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的分类问题》注意到了蒙古语族现代语言和现代蒙古语的方言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但他把卡尔梅克语（及卫拉特话）、布里亚特语（包括巴尔虎话）放在方言之列。50年代开始的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蒙古语族还应该包括东部裕固语、东乡语和保安语。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清格尔泰主编的《现代蒙古语》一书中画出了从古代统一蒙古语演变到 5个语支再演变为9种语言的图表。中国学者喻世长在《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从共同蒙古语演变为 9种现代语言的历史进程的假说，并指出了今后应该继续探讨的许多问题。蒙古语族的研究成果为描写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开拓了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