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私法有关的论文

现在是期末，大家都在忙自己的论文

文章摘要: 无论从各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历史发展来看，还是从我国目前国际私法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都应该选择法典形式。对其体系结构的选择应该采取总分结构，总则主要是关于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分则不仅包括法律适用规则，也应包括国际民事程序方面的规则。 文章关键词: 国际私法 立法模式 立法结构 文章快照: 要术语的解释、引用和涉及具体的法律条文附录、因生效而被废除的相同或相似立法的具体条文、国际条约的保留、时效的适用等内容。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设计我国未来国际私法法典可采取总分的结构形式。但是，我们对于总则部分必须区别统领整个国际私法制度的总则和统领法律适用的总则，分别进行规定；对于分则采用两个部分并行规定的方式，即先规定法律适用的内容，然后再规定国际民事诉讼的内容，不采取我国《示范法》将管辖权和司法协助分开规定的结构。应该说，《示范法》的结构在我国没有理论的支撑。在我国国际私法的学理上，从来就没有将管辖权的内容置于法律适用的前面，况且将诉讼部分分为两处规定，即前面规定管辖权，后面规定司法协助，这样规定会将诉讼中的例如外国人的民事诉讼地位、期间和诉讼保全等内容遗漏。我们将管辖权和司法协助等程序内容合并规定在法律适用之后，不仅可以解决立法的遗漏问题，而且这种做法具有理论上的支撑，从我国目前的国际私法经典教科书来看，也都是将它们放在一起论述的。例如，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编规定了国际民事诉讼法，包括概述、管辖权、送达、取证、期间、保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国际司法协助等内容，第5编规定了国际商事仲裁；】29李双元等著的《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5编规定了国际民事程序法，包括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两个部分的内容，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又包括概述、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国家豁免、外交豁免和国际组织豁免、国际民事管辖权、平行诉讼与不方便法院原则、期间与诉讼时效、财产保全、海事强制令与证据、国际司法协助、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内容；黄进主编的《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却将所有解决争议方法放在一编中，即第4编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肖永平在其《国际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中将程序问题放在全书的最后几章，即第18章国际民事管辖权、第19章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第20章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第21章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第22章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第23章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最后，增加国际商事关系和国际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内容，其中，国际商事关系包括国际代理关系、国际投资关系、国际金融关系、国际票据关系、国际破产关系、国际运输关系、国际保理关系、国际服务贸易关系、国际信托关系等内容；海事关系包括船舶国籍的确定、船舶所有权、船舶优先权、船舶抵押权、海事责任赔偿限制、海事契约、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等内容。综合上述分析，笔者对我国未来国际私法法典的结构作出了如下设计：④序言(主要规定国际私法立法目的和宗旨等内容)。第1编，法律适用。包括第1章，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定。第2章，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包括第1节，民事主体；第2节，物权；第3节，知识产权；第4节，债权(包括第1分节，合同，第2分节，侵权，第3分节，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5节，婚姻家庭；第6节，继承。第3章，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包括第1节，国际代理；第2节，国际保理；第3节，国际破产；第4节，国际信托；第5节，国际服务贸易；第6节，国际运输；第7节，国际投资；第8节，国际票据；第9节，国际金融。第4章，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2编，国际民商事程序。包括第l章，一般规定；第2章，管辖权；第3章，司法协助；第4章，国际仲裁。附则。④这只是笔者对我国国际私法未来的法典结构作的粗线条设计，对每一部分条文的具体安排以及所涉及的内容，另撰文进行具体说明。参见徐伟功：《中国国际私法典体系结构初探》，《法商研究》2005年第2期。130 相关文章:[1] 论弱者权益保护之冲突法视野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6期[2] 论当代国际关系对国际私法的影响与作用 《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04期[3] 柔性宪法下国际私法的重大变革——英国国际私法之宪法解读及启示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02期[4] 欧洲公共秩序的独立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01期[5] 从比较法的角度论欧洲法律选择方法的新发展 《江淮法治》2009年04期[6] 试论我国国际私法的健全与完善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01期[7] 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私法渊源——兼论一般国际惯例不是国际私法的渊源 《时代法学》2009年02期[8] 传统国际私法与现代国际私法论略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03期[9] 论“直接适用的法”——以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10] 我国国际私法领域采用判例制度可行性探究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4期

国际商法地位及体系的演变　　摘要：国际商法是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的。从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近代以来，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应突破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方法的局限，确立国际商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明确其体系结构，将多种多样的法律渊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分析，以推动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统一，更好地适应国际商事交往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国际商事关系；法律部门；法律渊源；法律体系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作为调整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国际商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国际商法的概念和体系存在着争议，这不仅阻碍了国际商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而且不利于系统普及国际商法知识，不能满足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国加入WTO以后的今天，明确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地位、体系结构，对于推动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国际商法的地位问题，实质上就是国际商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部门分类问题。依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其次为法律的调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间的区分标准。其实持这种双重划分标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律的调整方法归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调整对象派生出来的，法律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法律调整方法及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特点。刑法的任务是调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发生的社会关系，刑法的调整方法（刑罚）是由这种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此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而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①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主权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　　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和体系，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分开。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中世纪有限的国内立法基本不涉及国际商事关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渊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惯例为主。16世纪起，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重商主义理论逐渐开始在欧洲盛行。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唯一表现形态，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真正来源，只要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就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各新兴主权国家开始干预本国涉外商事交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商人法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体系[2]（P210）。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内，作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来。新生的民族主权国家通过把系统、灵活、强调公平合理的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体系，促进了各国国内传统法律的现代化改造，有利于统一和维护国内商业秩序，促进了各国国内商业的发展。这一国内化进程对国际商法自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国际商法的渊源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主权国家国内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从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19世纪末以前，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国内商事立法一直是国际商法主要的法律渊源。国内法本质上属于主权法的范畴，为法学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即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从这一角度说，商人法的国内化实质上是从主权原则和民族主义出发的商人法的民族化。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促进本国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发展和未来的观点来看，却是与商事活动的国际性、跨国性相违背的。由于各国内商法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从国际商事活动的需要出发。因此，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背道而驰。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因此，从19世纪末起，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国际统一化进程，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