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四大收藏单位

敦煌文书发现以后，在1907～1914年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尔登堡等，先后来到敦煌，买走大批文书卷子。目前在国内，敦煌写本的绝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敦煌、兰州、上海、天津和台北，其他地方也有多少不等的藏品。国外则分藏于伦敦、巴黎、列宁格勒、京都、柏林等地。敦煌遗书的发现，推进了与中世纪的中亚、中国相关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的研究。各国的敦煌文书收藏情况如下 ： 藏品主要为劫余部分，分藏于京、津、沪、沈、宁、杭、港、台和甘肃一些地方。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约16000件，北大图书馆藏212件、大部分是向达馆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于社会上购得。上海图书馆藏187件，上海市博物馆藏80件，上海龙华寺藏10余件。天津艺术博物馆藏300余件，天津历史博物馆藏25件，均为历年购得。辽宁省博物馆藏100余件，南京图书馆藏32件，南京博物院藏10件，浙江省图书馆藏20件。敦煌研究院藏1524件，含1944年出土及历年零星收购写卷，莫高窟北区考古出土文书。另有残片2857枚。甘肃博物馆藏138件，甘肃省图书馆藏32件，西北师范大学藏24件，甘肃中医学院藏4件。敦煌市博物馆藏汉蕃式文书415件，又有吐蕃文写经8482页。酒泉市博物馆藏103件，张掖市博物馆藏1件，高台县博物馆藏6件，安西县博物馆藏10余件，定西博物馆藏10件。台北国立图书馆藏153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藏40余件，台北共收藏约200件。此外，四川省图书馆和新疆社科院也有藏品，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私家藏品数量不详。我国总计藏品约19500件，吐蕃文写经9648页，残片2857枚。 据悉，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瑞典等博物馆亦有收藏，数量不详。敦煌文书总计现存卷式文书不少于58600件，又有吐蕃文写经9648页及大量残片。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古籍善本中，最璀璨夺目者当推“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敦煌遗书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清末从敦煌运京的那批敦煌遗书成为现今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陆续将散藏于全国各地及散佚于民间的敦煌遗书调拨或收购后移交国家图书馆集中保管。如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长期由旅顺博物馆收藏，1954年由文化部调拨北图收藏。不少社会人士出于繁荣祖国文化的爱国之心，也纷纷将个人珍藏的敦煌遗书或捐赠或转让给国图；国家图书馆亦四处搜求购买到部分零散的敦煌遗书。凡此种种，日积月累，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收藏，使其总数达到一万六千余号，蔚为大观。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分批、分阶段进行了大量整理、编目和修复的工作。开始编目时，最初的编号按照《千字文》的顺序，逐一用字排号，编纂出国家图书馆第一部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编纂出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二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成立写经组，1935年编纂成更为完备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避战火，1935－1936年北京图书馆将馆藏敦煌遗书装箱南运。八十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编纂成《敦煌劫余录续编》。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华大藏经编译局的支持下，涵盖全部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总目录编纂工作开始起步。国家图书馆极其珍视所藏敦煌遗书，但敦煌遗书都是公元五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及印本，是被长期废置的中古文献，年代悠远达千年之久，大多残阙支离，或粘结或脆碎，若不加细心修复，则根本无法编目、拍摄，更谈不上借阅使用。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研究实践，在修复工作中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妥善处理了保护与使用的矛盾，达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从而使大量从前无法使用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重见天日，能够为广大敦煌学研究者有效利用。在国家图书馆的精心维护保管下，修整一新的敦煌遗书这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将会完好无损地流传给子孙后代。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之精华部分已然被外国“探险家”们搜刮殆尽，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皆是价值不大之弃余糟粕，正所谓“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三十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列举大量事例，着重批驳了这种不实说法，指出：“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几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有散落的敦煌遗书回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如《尚书》、《毛诗》、《春秋》、《老子》、《庄子》、《文选》等抄本；如公元417年（西凉建初十二年）写本《律藏初分》，是馆藏敦煌遗书确切纪年最早的一件，历经近1600余年仍完好如初；《舞谱》、摩尼教经典等为国内硕果仅存之资料，其珍贵稀有不言自明；《辩亡论》、《姓氏录》、《法华经玄赞》、五代前蜀大复二年的血书《观音经》等皆为敦煌遗书中之稀世精品。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不但在文物或文字的绝对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内容质量方面与世界上任何一所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较毫不逊色。

《敦煌写经卷》是由中国著名书法大师——安国兴 的作品。此经卷为公元八至九世纪写本，首尾俱全，历经千余年仍然保存完整，正文内容为手写书法《大乘无量寿经》。　　此经卷为麻纸五纸，每纸二十九行，纸高5公分，公元八至九世纪写本，首尾俱全，保存完整，历经千余年而品相良好，殊为难得。写经首题“大乘无量寿经”，尾题“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并“安国兴写”四字经生题记。有乌丝栏。

敦煌写卷，即敦煌下寺窟“藏经洞”的手抄本经文，诗歌等手写文物书卷。“写为卷”与“印为本”，合称为“书籍”。当代人统称“敦煌遗书”。敦煌写卷是研究“藏经洞”晋，十六国，北宋书写风格的实物依据。敦煌写卷的字体，绝大多数为楷书(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