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 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