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的发表,这部小说的出现标志了张爱玲的创作风格的独特性的确立。她的批判社会的锋芒收敛了,把虚拟的都市民间场景——衰败的旧家族和没落的旧式女人的挣扎转化为小奸小坏的市民的日常生活,直逼都市民间的精神。在形式和叙事上,她有意将自己的小说风格与市民小说传统相结合,借此使自己的小说迅速流行起来,达到了她关于“出名要趁早”的理想。 但她的作品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与文化市场上的通俗小说也大不一样。她不仅仅是描写都市市民的生活细节,而是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给一部分市民带来的精神惶恐,提升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乱世。个人的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和通过古老家族的衰败隐喻着传统道德价值没落,是她的小说的两大主题,她逼真地写出了现代化过程中都市的传统道德式微和市民面对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动而生出的虚无和恐慌的心理,她使散落在都市里的民间文化碎片重新通过记忆凝聚起来。体现了“人生的飞扬与安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批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海归派”,从外国学来一套套理论,引进一套套模式。当时他们的理论有一个前提:东方文化是野蛮的,落后的,是要被摧毁的;西方文明是先进的,是我们必须要跟上的。这个模式到今天还存在,其实这是非常可疑的。经常有人讨论,比如婚姻、家庭的观念,东方人的家庭,过去是妻妾成群,这种男权在西方人看来是野蛮的,这种家庭不可能有爱,因为女子是完全依附在男子身上。但反过来,张爱玲也不相信普通人的爱。张爱玲的好处是她解构了五四时期的这样一种理念上的爱,这是张爱玲了不起的地方,张爱玲的创作的价值也是在民间的层面上,就是张爱玲看到了民间有它自己的世界,有它自己的一种生命状态。张爱玲的母亲相信的就是五四那套东西,所以她就走出家庭,到西方去学画画。她的一生非常坎坷,而这样的坎坷是以牺牲自己的家庭,牺牲对女儿的爱,牺牲对丈夫的爱,等等很多东西以后才争取了这样一个自己的独立存在。这对张爱玲母亲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这些都在女儿张爱玲的心里烙下了创伤,这种从小失去母爱的心理创伤最后导致了张爱玲的背叛,张爱玲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成果,对新文学的主流,拒绝得非常彻底——你们要提倡新女性,她偏要写个《五四遗事》,让离婚离出个三美图;你们崇尚西方文化,我偏要推崇传统小说;你们喜欢西装洋服,她偏要设计奇装异服,把自己弄得像鬼一样。她就是什么东西都来个反叛。那么张爱玲这种反叛,最后慢慢就产生出一种意义,她看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看不到的民间文化形态,看到了被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所鄙视、所漠视、所批判的中国市民阶级,或者说中国老百姓的普通生活状态,这样,她才创作出了《倾城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