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3年-1424年，明朝永乐年间，中国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两个伟大的壮举：一个是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因而名垂青史；另一个是亦失哈九上北海，趟出了一条“东北亚丝绸之路”，却淹没于文献。东北亚丝绸之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汉、魏、唐、宋、金、元”六个重大演变历史时期中国丝绸进入东北亚，可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汉魏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65年）。《三国志•魏志•夫余传》载：“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裤，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夫余国与中原存在商业贸易，已被史学界公认。尤其是龙潭山和东团山之间出土的大量汉代五铢钱、汉代白铜镜残片，以及印有王莽货泉花纹的陶片（李文信：《吉林市附近之史迹及遗物》，载于《历史与考古》第1号，1946年。），就是最好的明证。可惜，这条丝绸之路，史籍未载。而后来的高句丽，由于与汉朝以及中原王朝保持着“藩附”关系，不仅通过贸易，而且通过贡赏、恩赐、掠夺，获得中国丝绸。《资治通鉴》载，白岩城主降时被俘，唐太宗怜其有义，“赐帛五匹，为长史造灵舆，归之平壤。”“八十以上赐帛有差。” 《后汉书•高句丽传》生动地记录了高句丽贵族阶层对丝绸的酷爱，“其公会，衣服皆锦绣。”渤海国贡道是东北亚丝路的第一次高潮（公元698年——925年）黄维翰《渤海国记下篇•朝贡中国》载：“渤海在唐营州之东二千里，自国都忽汗州西至长安，史言八千里。而遥遣使如中国，有朝贡、谢恩、祈请、贺正、进奉端午诸名。贡道：陆行，渡辽入幽州境；水行，渡海入青州境。”唐朝也非常重视渤海国的殷勤臣服，为渤海等国等东北亚地区的使臣设置了接待官员。开元二十八年，以平卢军节度兼渤海黑水等弯府经略处置使，代宗大历初，改以淄青节度使领检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穆宗践祚，又加平卢以检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有朝贡就有恩赏，中国历代皇帝对四方来朝的属国使臣基本采取赏大于贡的政策。唐朝对渤海使臣，不仅有在上朝时根据其品级给以衣冠袴褶的恩典，而且还加授官职。《渤海国记下篇•朝贡中国》载：“又有赐金鱼袋者，二品以上服也；紫袍金带，三品以上服也；绯袍银带，五品以下服也。”于是，这些身穿用丝绸做成官服的渤海人，兴高采烈地回到故乡，不经意地踩出了一条丝绸之路。当然，他们不仅身上穿丝绸，而且要携带大量赏赐的丝绸、锦袍、绢帛、锦采、袭衣、绫罗、绣绸、丝布等。渤海国志》载：高王十六年（唐玄宗开元元年），“遣王子朝唐，十二月至长安，奏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玄宗许之。”就市交易什么？没有具体说明。但从当时的文献看，渤海国的商品有良马、珍珠、熟铜等，唐朝的商品主要是各类的丝绸。《册府元龟•卷九十九•外臣部》载：建中元年十月六日，敕诸锦罽（丝织品和毛织品）、绫罗、□绣、织成细绸、丝布、□牛尾、真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宋朝大量丝绸无偿地涌入辽地，极大地改变了契丹人的民俗时尚。《辽史•仪卫志二》的记录，反映了当时契丹贵族对丝绸的依赖。辽廷除了自己享用宋朝的丝绸，还有赏赐给平民、属国、部族的迹象。《辽史•道宗五》载：大安三年“夏四月戊子，赐中京贫民帛”。“丙申，赐隈乌古部贫民帛。” 大安七年二月，“壬寅，诏给渭州贫民耕牛、布绢。”《辽史•礼志四》载，高丽使入见辽主时，在进奉贡物后，就能获得“宣赐衣物”、“赐衣物”、“仍赐衣物”三此获得丝绸衣物的机会。西夏使也有一次“赐衣物”的待遇。其他属国、部族的使者有没有？不得而知。可见，在辽国，丝绸的普及是不争的史实。《 金史•食货志五》载：“四年，以尚书省奏，复置泗、寿、蔡、唐、邓、颖、凤翔、秦、巩、洮诸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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