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佛教文献研究方法总结

敦煌的藏经洞里一定是藏了历史的文献这都很珍贵的

藏传佛教的经典是《甘珠尔》。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藏传佛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八千多年前的古象雄王朝，古象雄的王子幸饶弥沃如来佛祖（释迦牟尼佛前世“白幢天子”的师父），为了救度众生而慈悲传教了“古象雄佛法” ,也就是 "雍仲本波佛法”（简称"本教"），“雍仲本教”是幸饶弥沃如来佛祖所传的如来正法。　　雍仲本教的《甘珠尔》就是藏族一切历史、宗教和文化的滥觞与源头，是研究藏族古代文明的极其珍贵的资料，这也是任何藏文化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一块重要领域。甘珠尔 ，西藏名意译为教敕译典，为西藏所编有关佛陀所说教法之总集，包括经藏与律藏两大部门。“本教”的经书文献资料内容涉及佛学、哲学、逻辑、文学、艺术、星相、医学、科学、工程等领域，是总汇藏民族本土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是青藏高原本土宗教文献和经典的总结，相当于古象雄时期藏地的全景式百科全书，至今仍对西藏人民的生活、文化习俗、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 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 实验法 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 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跨学科研究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 数量研究法 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模拟法（模型方法） 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 探索性研究法 探索性研究法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用已知的信息，探索、创造新知识，产生出新颖而独特的成果或产品。 信息研究方法 信息研究方法是利用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美国数学、通讯工程师、生理学家维纳认为，客观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联系，即信息联系。当前，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信息方法就是根据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通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以实现新的目标。信息方法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它以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揭示事物的更深一层次的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和掌握运用规律的能力。 经验总结法 经验总结法是通过对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上升为经验的一种方法。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运用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之一。 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模糊数学分析方法。 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系统科学方法 20世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向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发展综合思维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使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地完善。而以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和信息论方法为代表的系统科学方法，又为人类的科学认识提供了强有力的主观手段。它不仅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科学方法论的体系。这些新的方法，既可以作为经验方法，作为获得感性材料的方法来使用，也可以作为理论方法，作为分析感性材料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方法来使用，而且作为后者的作用比前者更加明显。它们适用于科学认识的各个阶段，因此，我们称其为系统科学方法。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此时敦煌称沙州。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文献法比较研究法综合归纳法等等加油哦，我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

敦煌的藏经洞里藏着各个朝代的文献以及经书，被很好的收藏着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佛陀说：诸比丘，像荷花生长在水中，立于水面之上，不被水所淹没。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生长在世间，住于世间之上，不与世间同。[i]他没有任何人或神的帮助，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和知识境界。他是悲智双运的体现者，悲和智是他教义中的两项指导原则。通过他个人的体验，他懂得人的优越性。他发现“超自然”神统治下界众生的观点，那只是一种错觉。佛陀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是救世主，也没有试图通过“天启”宗教的办法，拯救“灵魂”。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证明无限的希望潜伏于人中，必须由人的努力来揭示和发展这些潜伏的希望。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证明菩提和解脱，完全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佛陀是这样的告诉和示范作为一个勤奋生活的倡导者，并鼓励弟子们要依靠自己修行。他说：自己是你们的皈依处，还有别的什么人能作你们的皈依处呢？[ii]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佛陀第一次这样教导说，独立于外力之外，能够证得解脱。苦的解脱，必须依靠每个人自己的行动。只要求解脱而自己却不努力的人，是无人能够批准他解脱的。别人对我们可能间接地帮一点忙，但是无上自由的获得，只能通过自己来实现。对真谛的领悟，也是如此。只有毫无障碍地自由思考自己问题的人，才能自我证悟，每个人应当作出适当的努力，打碎束缚自己的枷锁，通过坚持、努力和智慧，从枷锁中赢得自由解脱。佛陀警告弟子们，反对将负担转移到外界力量救世主、上帝或梵天，指示他们分析研究的方法，建议他们为发展内在的力量和品德而精进不息。他说：我已向你们指出解脱的方法。法──真理要自己来证悟。[iii]佛教比丘不是举行祭祀的祭司。他们不举行圣餐礼，不宣布赦免。一个合格的佛教比丘，不在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充当中间人。因为佛教教导每个人单独为自己的解脱负责，所以没有必要赢得中间祭司的欢心。佛陀说：你们自己应当精进，如来只能指示你们道路。[iv]这道路是同一“古道”，是历劫诸佛都走过和指出过的，这就是成就菩提和证得无上妙果的八正道。区别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佛陀从来不自私，不保留他的最高知识。对佛陀来说，这样的自私观念，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圆满觉悟，四真谛的发现和证悟（成佛），并不是由上天选择授与某个人的特权。在人类历史上，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再出现的事件。任何为圆满清净和真智而热心努力的人，并以坚定的意志勤修八正道，这种成就，对他们是公开的。那些修道并得到解脱，最后证得更高阶段阿罗汉果的人，佛陀庄重地宣布他们同他一样从染污中得到了清净，得到了解脱。他说：彼等实如我胜利，赢得染污尽消除。[v]但是佛陀对他的弟子们也清楚地说明了佛陀与阿罗汉之间的区别：啊！众弟子，如来是阿罗汉时[vi]，已是无上正等正觉，是他宣布得未曾有之道，他知道，他解道，他悟道[vii]。现在，他的众弟子是赶路人，步其足迹走。众弟子，此即是区别，是明确区别如来之特色。如来为阿罗汉，是无上正等正觉，区别于由智慧得解脱之弟子。[viii]佛陀向弟子们说法时，不分亲疏，一视同仁，没有特别选定喜爱的弟子。他的弟子都是离欲阿罗汉，都断了流转生死的诸缚，都一样圆满清净，但是其中也有突出的人物，他们精通各种不同的知识和修持。以及他们的精神天赋，获得了不同的地位。然而，佛陀从不偏袒谁。例如优波离，出身于理发匠种姓，持戒第一，许多贵族和武士阶级出身的阿罗汉都欢喜他。佛陀逝世以前，没有表示将教义委托给任何特殊的弟子，甚至也没有委托两位首席弟子舍利弗和大目犍连。他没有任命什么人是他的继承人。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和有趣的事是：佛陀逝世以前，对弟子们清楚地表明他从来没有控制僧团的思想。佛陀临终时对病床周围的诸比丘说：我已为汝等说法制戒，我走以后，应以法、戒作为汝等之师。[ix]佛陀甚至在生前，就是以法和戒来管理僧团和指导比丘的。但他不是统治者。佛陀的古道──八正道，是教导自由人的。佛陀是在印度盛行专制政治的时期出现的，他的教义对这样的专制政府有些威胁。但是他不干涉国家政治和政府。因为干涉也是无补于事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干预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民主思想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声音。佛陀的教义，明确宣布民主思想和成立民主组织。佛陀虽然明智地不干涉当时的政府，但是他使比丘的团体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僧伽组织。印度从前的总督泽特兰侯爵说过：自治倾向，各种形式的共同活动显示新的动力，有可能是从佛教身份的权威抵制以及它的平等教义对种姓制度批判的示范作用而来。并于佛教典籍结集的方法，我们需要一种说明。在此方法中，这些古代事情的典范，就已经实行了代议自治制度了。许多人会感到惊奇，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印度的佛教结集，就初步实行了我们现在的议会制。结集大会的威严，由被任命的一位特殊人物──我们下议院“议长先生”的胚胎──来保持。任命第二个人检查需要得到的法定人数──我们议会制度的主要督导员典型。一个成员以议案的形式提出的事，公开讨论。在某些情况下，只讨论一次，但是在别的情况下，则要讨论三次。这样，议会要求在成为法律以前，法案要三读。如果讨论中有不同意见，就用投票来表决，由多数来决定，投票是无记名投票。[x]另外的特点是：佛陀说法教化的方法。佛陀不赞成那些自称有秘密教义的人。他说：秘密就是虚伪教义的标志。佛陀对他自己的侍者阿难尊者说：阿难，我说之法，无显密之区别。因为在法方面，阿难，如来未作“握拳”之师，对弟子隐藏某种重要知识，如来未如此。[xi]他说法是自由平等对待一切人的，他没有保留任何东西，从不希望其弟子对他和他的教义盲目服从和相信。他经常主张要鉴别，要考察，要明智地询问。他在一部经中答复提问的迦罗摩人，毫不含糊地建议要调查。正确地说，这部经被称为“自由思想的第一部宪章”。下面是《迦罗摩经》的概要：羁舍子是乔萨罗王国一个小镇，该镇居民被称为迦罗摩人。他们听说佛陀来到了他们镇上，就到佛处请求开示，说：世尊，有些行者与婆罗门来到羁舍子，依自所见，为人宣说；但其他人则亦依自所见予以谴责、诋毁、贬斥。另一些行者与婆罗门来到羁舍子，亦复如是。世尊，我等犹豫，怀疑难决，彼等所说，谁真谁伪？善哉，诸迦罗摩，汝等对值得怀疑之事生起疑心，怀疑正确。来，诸迦罗摩，不要被流言或传统所引，不要被传闻动摇，不要被典籍所误，不要只是推论，不要只在表面，不要因某种被称赞之理论所影响，不要被似有可能所引，不要考虑“此行者是我等之师。”但是，诸迦罗摩，汝等当自知，此等事于身心有害，此等事应受非难，无益。确实，汝等即应拒绝……。汝等自知，“此等事于身心有益，无可非难，有益。”汝等应即接受并遵守。接着佛陀这样问他们：──现在汝等作何想？诸迦罗摩啊！有人起贪、嗔、痴，于彼有益抑有损？应与非难抑不应非难？──世尊，于彼有损，应非难。──现在，诸迦罗摩，有人无贪、无嗔、无痴，汝等作何想？此无贪、无嗔、无痴于彼有益抑有损？应非难抑不应非难？──世尊，于彼有益，不应非难。──如是，诸迦罗摩，我现在对汝等所说，亦复如是。汝等不要被报导所引──盲从。此即为我要说之理由。[xii]轻信，不是佛教的精神。所以，我们发现佛陀与弟子之间有这样的对话：──现在，若如此，并保存此，汝等是否会说：“我等尊敬佛陀，由是我等尊重彼之教导？”──不，世尊。──众弟子啊！汝等肯定之事，只是汝等承认、见到与掌握之事否？──是，世尊。[xiii]一篇推理的佛教文献中说：聪明人试金，用火烧，用刀砍，并（在试金石上）磨。所以汝等是否在考察我所说之话后才接受，并非仅是因尊敬我而接受？佛教不强迫勉强、不用高压手段，不要求信徒盲目信仰。在一开始的时候，抱怀疑态度的人，听说佛教号召调查研究，很高兴。佛教教义对一切用眼看、用心领会的人始终是公开的。有一次，佛陀住在那烂陀芒果林中，尼乾子（耆那教的大雄）[xiv]的一名得意弟子优波离怀着与佛陀辩论的唯一思想来到佛所，并想在辩论中击败佛陀。辩论的主题是有关“业”的理论问题。虽然在“业”这个问题上，佛陀和大雄有不同的看法，但双方都是承认的。在友好讨论的末尾，优波离被佛陀的辩论所说服，同意佛陀的看法，当即准备作为一名在家信徒。但是佛陀告诉他说：关于真理，要作彻底调查。像你这样的有名人物作彻底调查是有好处的。然而优波离对佛陀这样的告诫，使他更加感到满意和高兴，他就皈依了佛、法、僧三宝。[xv]佛陀从不干涉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思想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强迫别人放弃与他的性格、心理和爱好相一致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强迫，都是不对的。一个对信仰无兴趣的人，硬要他生吞下去，要他信仰，那是强迫中最愚昧的办法。这样强制性的喂养，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佛陀的唯一意图是使别人如实看到事物的真象，使其清楚，这不仅仅是信仰的结果，不是某种人、超人或者低于人的外力而对他恐吓的结果。理解事物的真象，在佛教和思想信仰中，恐吓不起任何作用。掌握法的真理，只能是智慧，而不是由于盲目的信仰，不是由于知道的或尚不知道的某种有情的恐吓。宗教历史表明，人害怕陷入愚昧制造出一种全能的外力的想像，此种想像一旦被制造出来，对他们自己，有时也对别人带来不可以用言语形容的伤害。佛陀告诫诸比丘说：只相信我，对我有感情之人，肯定会生活得愉快（但不能证得究竟解脱──最高阿罗汉果），为法而努力之人，专心于道，肯定会成就菩提，证得阿罗汉果。[xvi]这些清楚地表明，佛陀不要求他的弟子不加区别地和没有理由地承认任何事物。佛陀不仅不鼓励盲目的信仰，而且认为对“全能力量”的恐惧，不适宜于接近真理的理解。因此，他不但不鼓励宗教仪式，而且谴责违害社会的宗教仪式。因为仅仅是在形式上从事禁食、河中沐浴、动物祭祀以及其他相似的行动，并无助于一个人的净化，并不能使人神圣和高贵。我们发现佛陀与孙陀利迦．婆罗堕奢婆罗门之间有这样的对话：有一次，佛陀对诸比丘详细解说一个解脱以后的探求者自己应该如何，并进一步说心里断了烦恼的人，他的清净生活是圆满的。完成了这些任务，就能够称为内心里沐了浴的人。当时婆罗堕奢坐在佛陀旁边，听到这些话，他就问佛陀：──尊敬之乔达摩，是否去婆胡迦河沐浴？──婆罗门，婆胡迦河有何益处？──尊敬之乔达摩，确实，许多人相信，婆胡迦河是圣河，众多人之罪恶已在婆胡迦河中洗净。接着佛陀使他懂得在河中沐浴，并不能洗净一个人的罪恶污垢，于是指示他说：婆罗门，就在此处（法戒中）沐浴，此对一切众生都安全。若汝不妄语、不杀生、不偷盗；若汝确信、不自私，汝到伽耶（佛时印度一河名）何益？汝家中之井亦即伽耶。[xvii]佛陀指引的道路，是光明的坦途，也就是说，他为自己的信徒，并不允许以任何方法违害众生幸福的行为。他禁止一切压迫、抢劫和掠夺。那么，什么是佛教呢？有些人欢喜称佛陀的教义为宗教，另外一些人则称为哲学。但是称它为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更正确一些。然而那并不意味着佛教除了伦理道德制度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了，但它远不止此。它是道德的模式，是导致心地完全自由、精神和知识修养的教义。佛陀自己称他的教义为“法──毗奈耶”，即法与戒，但是佛教，按照这个字的意义讲，严格说，不能称为宗教。因为宗教，意为“表示信仰的仪式或行为。对一种神圣的统治力量表示尊敬，并期望使它高兴，……在人方面，承认某种较高的看不见的力量控制他的命运，它作为有资格要信众服从，受到敬重和礼拜的对象。”[xviii]佛教决不是这样的宗教。在佛教思想中，不相信有任何形式的创造者以及对他的创造物的善恶行为进行嘉奖和惩罚。一个佛教徒皈依佛陀，不是希望佛陀会拯救他，佛教没有这样的保证。佛陀只是一位指示道路的老师，指导信徒们走向他们各自解脱的道路。例如，岔路口的指路牌，只指示方向，要行路人自己的脚步去沿着这条路走，指路牌本身决不会带着他到达所希望要去的目的地。医生诊断病情，并开出药方，要病人自己去试用那个处方。佛陀对信徒的态度，就像一位理解和富于同情心的老师或医生一样。最崇高的敬意是对最尊敬的人，这就是那些伟大和具有勇敢精神的人，他们用广泛而深入的真实体验，扫除了愚昧，根治了污染。看到了真理的人，是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但是佛教徒不向他们祈祷，他们只尊敬那些指出达到真正幸福和解脱道路的启示者。幸福必须靠自己去取得，没有什么人能使别人苦与乐。净与不净，依靠自己，无人能使别人净化，也不能使别人污染。[xix]佛陀八十岁在拘尸那的娑罗双树间，躺在临终的病床上，看到向他供的鲜花，便对阿难尊者这样说：阿难，依法而住之人，生活正确，此为彼等对如来最为之真正的尊敬与供养。阿难，所以你应当依法而住，过正当生活，培修自己。[xx]佛陀就这种依法而住的教导，明白地开示最重要的是清净身、语、意三业，不仅对证菩提的人以鲜花为供养为满足，尤其在生活上，应以正当的生活方式为生存准则。现在佛教徒在佛前或一个神圣对象前供养香花或灯烛，颂念佛陀的无上功德，他不是在向什么偶像祈祷，这些行为都不是仪式或礼拜的目的。花很快就会枯萎，灯焰很快就会熄灭，向他（供花、供灯的人）说话，告诉他：一切缘生法都是无常的。佛像是作为他集中思想修定而为他服务的对象。使他得到鼓励，努力仿效佛陀的品德。那些不懂这种简单供品意义的人，就匆忙作出结论说：“这是偶像崇拜。”再没有什么比这不真实的了。J尼赫鲁在《自传》中写道：在阿努拉德普勒，[xxi]我很喜欢一尊古代坐像。一年以后，我在台拉登监狱时，一位锡兰朋友送给我一张这尊佛像的照片。我将它保存在我的室内小桌上，它成为我一个宝贵的伴侣。佛像庄严、安详的表情，给了我力量，帮助我克服了很长时期的消沉。[xxii]PD奥彭斯基在斯里兰卡的拉维尼亚山一所寺院中看到佛像，写道：佛像的面容很生动，他未直接看我，但他在看我。最初，我未感到什么，只是惊奇，我不曾预料到，也不能预料到任何这样的事。但是很快，在新的和惊奇的感觉中，奇怪和其他一切感觉与思虑都没有了。佛陀在“看”我，看到我自己都不能看到的我的内部隐藏秘密的灵魂深处的一切。在他的凝视之下，就这样过去了，我开始看我自己的这一切。每一件事觉得都微小，都是多余，不自在和困惑的情绪，在这种眼色之下，就都表现出来了。佛陀的面容是很安静的，但不是无表情，而是有深刻的深思和丰富的感情。他躺在这里深思，我来了，开了门，并站在他面前，现在他是不自觉地在审视我。但是在他的眼神里，没有谴责。他的眼神非常严肃、安祥和充分理解。但是当我试图询问我自己佛陀的面容表示什么时，我发现自己不能回答。他的面容既非冷淡，也非漠不关心。另一方面，说他表示热心、同情，则是很错误的。描写他的所有这一切，太不够了。与此同时，说佛陀的面容表示了神秘的崇高或神圣的智慧，也会是错误的。不，那是一副人类慈祥的面容，但这种面容，人们是不会有的。我感到我能够使用的字眼，如果用来对这种面容的解释，将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里是“理解”。同时，我开始感到佛陀的面容对我产生了奇特的效果。所有从我灵魂深处生起的忧郁都将一扫而空了，好像是佛陀的面容对我传授了安静。直到现在，使我烦恼的每一件好像那么严重和重要的事，现在都变得那么微小，那么不重要和那么不值得注意了，我只是奇怪它是怎样能够影响我的。我感到一个人，不管他如何激动、烦恼、矛盾或经受煎熬，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来到这里时，就会沉着、安静、觉悟和理解。[xxiii]关于佛教是不是哲学，那就要取决于这个词的含义。对这个词可能下的定义，是否包含所有哲学思想体系，那是值得怀疑的。就语源学讲，哲学的意思是爱智，“哲学是智慧的追求和追求的智慧两重意义。”在印度思想中，哲学被称为真理之见。简言之，就是哲学的目的，应当是发现最后的真理。佛教也主张追求真理。但是它不仅仅是思辨推理，只是一种理论结构，仅仅是知识的获得和储存。佛陀强调他的教义的实践性，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洞察生活的内涵，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就佛陀而言，他的全部教义，只是对一切存在痛苦现象性质的了解以及修道，以摆脱此种痛苦，这就是他的“哲学”。在佛教中，智慧是很重要的。因为清净是通过智慧，通过证悟而来的。[xxiv]但是，佛陀从来不光是称赞才智。按照他的意见，知识应当与心地净化，与智德之人携手并进。智慧由证悟、心地净化而得，心的品德发展而得修所成慧。这是储存知识，而不仅是推理。所以，很清楚，对佛教，既不光是讲爱，也不光是为了智慧去追求，更不只是有热心（虽然这些有重大意义，而且关系到人类）就算了事的，而是一种具体实践教义的鼓励，引导信徒达到无欲，成就菩提和最后获得解脱。虽然我们称佛陀的教义为Buddhism（佛教），这样将它包括在“ism”（表示“学说”、“主义”）或“ologies”（表示“…学”、“…论”）之中，但是它确实不是我们贴标签的那么一回事。你可以叫它为宗教、哲学、佛教或其他你所欢喜的名称。这些标签对追求真理、得解脱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邬波底沙和拘利陀（他们二人后来成为佛陀的两位主要弟子舍利弗和大目犍连）正在游行寻求解脱真理时，邬波底沙看到了马胜尊者（佛陀最初的五弟子之一）目光视地沿门托钵乞食，遂被这位长老悠闲的举止所感动。他想现在贸然向他咨询或请教还不是时候。于是他就跟随马胜长老到达他的休息处。马胜尊者前，向他问好，询问关于他老师的教导。[xxv]马胜尊者有点不愿意讲话，遂谦逊地说道：我不能向你说许多教导和戒律，我只告诉你简单的意义。邬波底沙的回答是有趣的。他说：好，朋友，多少说一点，我所需要的只是意义，为何要说那么多呢？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如来大沙门，常作如是说。[xxvi]邬波底沙当即领悟了这则因缘生灭的意义，并证得了初果，理解了“生的性质就是灭的性质。”[xxvii]没有谈话和讨论并不影响我们对解脱的下确理解。需要的是正确的指导和正确的体验。我们甚至可以从自然界的树木的荣枯，花卉的开落、石块的静态有及河流的动态等等中得到启示。有许多事例，人们由于看到一片树呆落下，水的流动、森林的火、吹灭一盏灯就得到菩提和断除烦恼。因为这些已触动了他们的心弦，领悟到诸法无常的法则，他们就获得了解脱。是的，荷花等待阳光，阳光一照射，荷花就开了，为所有的人带来欢乐。关于此则教义，并没有试图探讨人和物的关系以及生灭状态──探讨的问题是：“宇宙是永恒的还是非永恒的？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佛陀从不关心这类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使人产生混乱，导致人的心理不能平衡。如纠缠这类戏论，肯定不能使人类从苦难和烦恼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默不回答这类问题的原因。更何况这些问题总是错误地公式化，佛陀所以不作解释。佛陀是讲求实际的老师，他的唯一目的是详细说明生命的普遍事实──苦的问题，使人们感觉它有充分的力量，并使他们确信这种力量。他明确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有些学者不赞成佛陀的这种态度。他们甚至怀疑他的悟道，说他是自我标榜为不可知论者。学者们这些争论和推测，不是今天或昨天的问题，早在佛陀时代，有人就已经提出过。例如甚至游行者善生优陀夷还曾问佛陀关于过去和未来，佛陀的答复是明确的：不管过去，不管未来，我现在教汝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xxviii]用一句话概括起来说，这是佛教的缘起教义，[xxix]它是构成佛教的中心思想四真谛的基础。注释：[i] 《相应部》第三卷第一八三页。[ii] 《法句》第一六零偈。[iii] 《中部》第三八经。[iv] 《法句》第二七六偈。[v] 《中部》第二六经。[vi] 梵文的阿罗汉是“圆满者”?********************”，是专门用于佛陀和弟子们圆满证得果位的称呼之一，正如书上所说的，首先是佛陀用这个名字自称，那是佛陀从伽耶到波罗奈为五位苦行者第一次说法的旅途中，在离开伽耶不远的路上，遇见了苦行者优波迦（Upa-ka）。优波迦被佛陀的安祥外表所感动，就问他：“谁是你的导师？你欢喜谁的教导？”佛陀用偈文回答说：“我实世上阿罗汉，无上导师我自己。”他向五位苦行者说法时，第二次用这个名字称呼自己。他说：“我是阿罗汉，是如来，是圆满觉者。”这个名字，只用于完全断除诸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佛陀是世界上第一位阿罗汉，就像他对优波迦所表示的那样。[vii] Maggannu（道之知者）、Maggavidu（道之解者）、Maggakovido（道之悟者）。[viii] 《相应部》第三卷第六六页。[ix] 《长部》第一六《般涅槃经》（Parinibbana-sutta）[x] GT加勒特（GTGarratt）编《印度的遗产》第一O页到一一页。（1931年牛津版）。[xi] 《长部》第一六经。[xii] 《增支部》第一卷第一八八页第六五经。参看《增支部》第一卷第六六经和《增支部》第二卷第一九三《拔提经》（Bhadiya-sutta）。[xiii] 《中部》第四七经。[xiv] 所谓六师“外道”之一，是与佛陀同时代的人。关于这些人的故事，阅《长部》第二《沙门果经》（Samannaphala-sutta）或此经译本《佛陀的对话》第一部分。[xv] 《中部》第五六《优波离经》（Upali-sutta）。[xvi] 《中部》第二二经。[xvii] 《中部》第七经。[xviii] 《简明牛津英文词典》（1956）。[xix] 《法句》第一六五偈。[xx] 《长部》第一六经。[xxi] 在斯里兰卡（锡兰）。[xxii] J尼赫鲁《自传》第二七一页。[xxiii] PD奥斯彭斯基（PDOspensky）的《全人类的新模式》第三版第三六O──三七二页（1938年伦敦）。[xxiv] 《相应部》第一卷第二一四页。[xxv] 将这与迦叶波（Kassapa）的故事作比较。[xxvi] Ye dhamma hetuppabhava*********************gato ahaTesam ca yo nirodhoEvam vadi maha S[xxvii] 《毗奈耶》第一卷第四O页。[xxviii] Imasmim sati idamhoti,Imassuppada idami uppajjati,Imasmim asati idam na hoti,Imassa nirodha i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