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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良瑶是唐朝宦官。歴事唐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朝皇帝，剔歴中外50余年，特别是奉命出使黑衣大食，在唐王朝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局势来判断，杨良瑶出使的政治目的可能是与起源于小亚细亚两河流域的黑衣大食帝国一道，共同遏制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试图彻底摆脱其对唐王朝西域的军事威胁。据笔者考证，杨良瑶很可能是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杨良瑶官阶不高，但作用匪小。从碑文看，《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无疑是唐代后期的典型制作之一，足以反映所历王朝的兴衰脉络，尤其是在“借兵回纥”、“出使岭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皆能看出杨良瑶不遑宁居的奔走身影，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细节之一。从形制看，该碑体形高大，额篆“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9个篆字，周正圆浑，苍遒大气。碑文以楷体书写，间以行书，结体活泼，字迹劲秀，线条华畅，文气通透，具有相当高的书法艺术水平，不失其为中晚唐书法中的佳品制作。据宋佚名《宣和书谱》卷一载：“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翰墨，于行书益工。大抵有唐自太宗以还，世相祖袭，至代宗家学未坠。”唐德宗时，“观其行书笔意，亦不愧前人云”（宋佚名《宣和书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第1版）。至宪宗初年，宫廷崇尚“集王圣教序”之风，仍不稍潜。足见中晚唐右军行楷书体之兴盛，当披靡于朝野上下。 从作者看，该碑由朝请郎、行虔州南康县丞、云骑尉、翰林待诏陆邳撰文；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翰林待诏赵良裔书丹；给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参军、云骑尉、翰林待诏汤陟篆额。唐朝官阶明确，“朝请郎”为文官第18阶、正七品上；“承务郎”为文官第25阶、从八品下；“给事郎”为文官第22阶、正八品上。均职阶不高，正史未载，但就撰文、书法而论，仍属非常可贵。据当代学者考证，赵良裔，约当唐德宗、顺宗和宪宗时人。其书迹见于《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元和142《乘着志》（元和玄枵之岁）。该志署衔“朝议郎、权知处州司马、赐绯鱼袋、翰林待诏赵良裔”篆题，楷书。又，陆邳，约当唐宪宗、穆宗时人。书迹初见于《金石录》（宋赵明诚着）卷九，《金石录》第1738《唐平淮西碑》，署名段文昌撰，陆邳八分书，元和十四年十二月（820年）。别的书迹还有《唐邠国公梁守谦功德碑》，杨承和撰并书，陆邳篆额，篆书。长庆二年（822年）。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07。陈思《宝刻丛编》（中华书局，1995年）卷七有著录。另外，《唐左武卫将军刘德惠碑》，唐严绶撰，刘继元书，陆邳篆额，长庆二年；《唐兵部郎中郭晤碑》，唐陆邳隶书，长庆四年（824年）；以上俱见《宝刻丛编》卷八。从《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可知，陆邳、赵良裔两人在翰林院内均有升迁。陆邳从朝请郎、行南康县丞、云骑尉升职为朝议郎、权知抚州长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亦即由文官第18阶、正七品上晋升为文官第14阶、正六品上；赵良裔从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晋升为朝议郎、权知处州司马、赐绯鱼袋，亦即由文官第25阶、从八品下晋升为文官第14阶、正六品上。两人初期官职悬殊，后来则臻于一致。尽管如此，却都不改其“翰林待诏”的御用角色。两人于元和元年为《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撰文、书丹，足以证明其由来已久的同事关系。陆邳擅长篆隶，却奉命撰文；赵良裔擅长楷书，故一仍旧贯。 至于翰林待诏汤陟，尚不见于著录，然其擅长篆隶，当时影响也不会低。刻字匠朱士良，吴郡（即苏州）人，刻工洒脱，颇见功力，亦不见著录。但刻家留其名，大约也是一种荣耀。依据王海滨《唐代翰林书待诏制度综考》（2008年，吉林大学硕士论文）一文研究，“（唐代翰林书待诏）为皇家的御用书家，其书法技艺水平是非常高的，都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好手，他们在朝野内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并认为，翰林书待诏的书法属“院体”书法，“直接代表了皇帝的书法，翰林书待诏奉敕所书的碑志，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观点，洵非无识。按：唐人墓葬勒石，向有“神道碑”和“墓志铭”两种。所谓“神道碑”，就是树立在死者墓道上的石碑。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立碑》一诗中写道：“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所谓“神道碑”，正是这种“路旁碑”的一种。就内容看，该碑蹈常袭故，不乏溢美之词，但就其深受信重、频繁出使而言，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使大食而声教旁畅”、“聘大食兮声教普”，也都成为出使获效的直接标志。据碑文载：杨良瑶终于元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葬于同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为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由此推断，杨良瑶当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即公元736年。杨良瑶之死，从明幡发丧到归里入葬，历时共83天。依照关中民间葬俗：树碑立石，通常在三周年之际完成，时当脱服之期。而此碑刻立的时间，则在丧葬期内。另外，神道碑为墓道用碑，均在地面之上，而墓葬内有墓志铭，也是唐代定制。值得注意的是，该碑正文用过许多简笔字，与今日官方确定的《汉字简化字总表》有相似之处。譬如“请”写作“请”，“继”写作“继”，“万”写作“万”，“迩”写作“迩”，“尔”写作“尔”，“貌”写作“皃”，“辅”写作“辅”，“弥”写作“弥”，等等。这些汉字简化字的普遍使用，对于研究唐代文字史，有着相当重要的启迪和帮助。早在1984年4月，泾阳县文物工作者从事田野文物调查时，在当时扫宋乡（2002年后并入云阳镇）大、小户杨村附近发现了一通晚唐石碑，此即《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笔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偶然见及，震撼于该碑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精湛的艺术价值，遂决意加以整理、研究。1998年，笔者最先在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所主编的《唐史论丛》（第7辑）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当即受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周伟洲教授的深切关注。2001年，新编《泾阳县志》（何平、李新荣、杨西安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中第一次公布了该碑碑文，但差错太多，难以卒读。2005年，笔者又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刊发了《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再次公布了神道碑碑文并做了初步考释。因拓本欠精，辨识困难，仍有错讹。2012年冬，笔者赴北京出差，从文物出版社葛承雍总编辑处获悉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据此有了新的深入研究，在《文史》2012年第3期上发表了《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研究员联系，得以获读，由此对碑文句读做了个别修正。对于诸位学人的支持和帮助，笔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查知，该碑身首相连，碑首高5厘米，碑头篆额“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9字，3行，每行3字。碑身高5厘米；上部宽5厘米，下部宽5厘米。正面镌刻行书碑文，记叙了“唐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良瑶的家族渊源和生平事迹。该碑文弥足珍贵之处，正在于揭橥了这位不见于正史文献的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的出使生涯。经整理，对碑文标点、划段如下（按：行文中的空格依照原碑格式处理，以示敬重）：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唐故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公神道碑铭并序朝请郎、行虔州南康县丞、云骑尉、翰林待 诏陆邳撰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翰林待 诏赵良裔书给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参军、云骑尉、翰林待 诏汤陟篆额公讳良瑶，字良瑶，其先周宣王子尚父，受封诸阳，寔曰杨侯。晋灭其国，因以为氏。厥后代济勋德，遂为名家。至若王孙以薄葬称，楼船以大功命，敞因谦畏为相，雄由辞赋荣名。洎乎伯起之慎“四知”，叔节之去“三惑”，大鸟集于葬墓，飞鳣降于讲堂。或朱轮十人，或太尉四代，光照两汉，裕垂后昆，氏族源流，远矣盛矣。于是根蒂旁薄，枝叶蕃昌，有望表弘农，有族居天水，则公之先代，本弘农人也。及公曾祖， 为唐元功臣，官至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以功多赏厚，赐业云阳，至今家焉。遂为京兆人矣。祖怀贞，皇许州别驾。考彦昱，处士，高标世利，处士园林，公即处士之第四子也。公质状殊观，心灵独立，气概感激，慑于时流。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故得入为内养，侍玉墀以承恩；出使外方，将天命而布泽。累经试效，益着功劳；诚素既彰，委任方重。当永泰中，慈、隰等州狼山部落首领塌实力，继章掠众，聚兵逼胁州县，不顾王命，恣行剽煞，虔刘晋郊之士庶，震骇虢略之封疆。于时两河初平，四远犹耸，朝廷难于动众，皇上姑务安人。遂遣中使刘崇进衔命招抚，以公为判官。崇进畏懦而莫前，公乃愤发而独往，口宣恩德，气激凶顽，遂使天威挫其铓，皇泽流其骨髓，莫不交臂屈膝，弃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颡受诏。既而复命，阙下大惬，圣衷有诏赐禄，仍授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局监作。由是恩顾稠迭，委任频繁，奉使必适于所难，临事未尝有不当，是用东西南北，匪遑止宁；险阻艰危，备尝之矣。 大历六年，加朝议郎、宫闱局丞，守职不渝，在公无替；昼日三接，风雨一心；天颜不违，圣眷斯至。当信重之际，罔敢告劳；安梯航之心，何远不届。遂奉使安南宣慰，降雨露于荒外，委忠信于洪波。往返无疑，匪僭程度；复命至于广府，会叛军煞将，凶徒阻兵，哥舒晃因纵狼心，将邀王命，承公以剑求表，上闻公山立嶷然，不可夺志，事解归阙，时望翕然。至十二年，迁宫闱令。内官式叙，中禁肃清，由公是拜也。洎建中末，遇鸾舆顺动，随驾奉天，勤劳匪躬，始终一致。兴元初，天未悔祸，蛇豕横途。皇上轸念于苍生，臣下未遑于定策。公乃感激出涕，请使西戎，乞师而旋，遮寇以进，覆武功之群盗，清盩厔之前途，风云奔从而遂多，山川指程而无拥。兴元既得以軴跸，渭桥因得以立功，再造寰区，不改旧物，繄我公乞师之力也。其年二月，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此例骤迁，盖赏劳矣。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髪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駈。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功绩既着，恩宠亦崇；若惊之心，日慎一日。十二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十四年春，德宗虔虔孝思，陵寝是恤，将复修葺，再难其人。必求恪恭，祗奉于事。唯公惬旨，受命而行，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焕乎咸新，无乖睿约。及乎卒事，议功莫俦，以其年八月，赐紫金鱼袋、判、傔等，并加绿绶。非例也，特恩及之。其后贵主亲王，监护丧葬，圣情念切者，必委于公。至于以劳受赐，金帛纷纶，亦不可备纪矣。十五年，陈、许节使云正，淮西承衅而动，剽掠阳翟，攻逼许昌，汝洛惊惶，关东大恐，天下激发二十万师，韩全义统之，且挠戎律。国家难于易帅，议者知必无功。时，德宗皇帝负扆兴叹，凝旒轸虑，思安东都宗庙，念济河洛苍生，是用命公监东都畿、汝州军事。闻命而三军增气，戾止而百姓咸宁。公知韩全义无才，乌合众难用，淮西城小而固，遐迩易动难安，遂思远图，独出奇策，使押衙东惟悟孙白身志和深觇寇情，观衅而返，乃具所谋画，遽献表章，请缓天诛，许其悔过。当皇威未霁，事寝莫行。及全义大崩，诏用前计。遂申恩舍罪，罢讨息人。公乃居安虑危，处否思泰，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于是远近获安，道路斯泰，皆公之尽力竭忠经略所致也。至永贞元年，以事既宁辑，恋阙诚深，恳请归朝，供侍近密。夏五月，以本官领右三军僻仗。公素积威望，久着勋庸，警跸诫严，中外悦服。千官以之加敬，九重以之益深。日出彤庭而臣下朝萧，月闲清禁而天子夜安。国朝之环拱得人，于斯为盛。公以躬勤之故，衰朽易侵，心神秏消，体皃癯瘠，疾生而医药不救，善积而命运奈何，寒热内攻，风露外迫，遂至不起，呜呼痛哉！以元和元年秋七月廿二日，终于辅兴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皇上轸悼，士庶同悲。以其年十月十四日，归葬于云阳县龙云乡之原，顺其先志。盖以公之仲弟忠武将军良彩、季弟游击将军光晖、夫人彭城郡君刘氏，皆先公而终，坟墓所在，则临终之日，思及平生，友爱念深，遗命不忘之故也。公自至德年中，入为内养；永泰之岁，出使有功。恩渥日深，委信渐重。至若震忠义以清慈、隰，明勇决以伏哥舒，乞师护于南巡，宣化安于北户，使大食而声教旁畅，监东畿而汝洛小康，供奉四朝，五十余载，议勤劳而前后无比，论渥泽而流辈莫先。故得祚土分茅，纡金拖紫，名高史荣，庆传子孙。况公壮年以忠勇自负，长岁以尽瘁勤王。及乎晚途，归信释氏，修建塔庙，缮写藏经，布金买田，舍衣救病，可谓竭臣子人间之礼，尽生死区外之因，孜孜善心，没齿无倦矣。长子升，嗣子承议郎、内侍省内谒者监，赐紫金鱼袋、华清宫使希旻，次子操，移孝为忠，光昭令德，祗奉前训，罔极是思。谓福善无征，风树不止，诚感未达，隙驹莫留，想象既难于攀追，德业实惧于堙没，愿琢贞石，纪勒芳猷，见托为文，敢不书实。铭曰：云从龙兮风从武，圣功出兮忠臣辅。天降公兮竭心府，歴四纪兮奉四主。鸡常鸣兮忘风雨，躬尽瘁兮心神苦。伏哥舒兮刚不吐，抚慈隰兮慑戎虏。西乞师兮清中宇，南奉使兮慰北户。聘大食兮声教普，监汝洛兮勋超古。校切业兮无俦伍，赐赉繁兮莫得数。一命偻兮三命俯，恩弥崇兮孰敢侮。垂金章兮结绶组，既分茅兮亦祚土。琢贞石兮表忠臣，昭令德兮示后人。元和元年岁次景戌、十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建吴郡朱士良刻字传统学术界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因而郑和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但是，上述唐代碑文的发现证明，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应是唐代中后叶的杨良瑶。按：杨良瑶，字良瑶，原籍弘农郡人，后着籍唐京兆府云阳县龙云乡，即今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 据碑文记载，其先祖为周宣王之子尚父，因受封诸阳，寔称杨侯。“晋灭其国，因以为氏。厥后代济勋德，遂为名家。”自先秦以降，名流辈出，家业兴旺，“于是根蒂旁薄，枝叶蕃昌，有望表弘农，有族居天水，则公之先代，本弘农人也。”其实，由于唐人讲究郡望，攀比门第，故此所列举的杨氏名人，譬如杨王孙因首倡薄葬被称道，杨仆（楼船将军）因大功而有名，杨敞因谦虚敬畏作宰相，杨雄因撰写辞赋获殊荣（按：作为辞赋家的当是扬雄而非杨雄。历史上确有杨雄其人，但不以辞赋见长），杨震（伯起）所谓要慎行“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杨秉（叔节）所谓“酒、色、才”三不惑等等，其实都是历史附会，殊不足信。其曾祖为唐初功臣，官至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以功多赏厚，赐业云阳。”唐代云阳县隶属京兆府，治所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城北。祖父怀贞，为许州别驾；父亲彦昱等，皆是处士。可见杨氏号称世代荣耀，但杨良瑶这一支其实并无显赫背景。杨良瑶“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看来是个很有抱负、作为的人。曾娶妻刘氏（封赠彭城郡君，盖刘氏均以“彭城”为族源发祥地），生有长子升，次子操。唐肃宗至德年中（756年至758年），杨良瑶21岁至23岁时，入为内养，也就是成为服侍皇帝的近身宦官，后收宦者希旻（曾任承议郎、内侍省内谒者监，赐紫金鱼袋、华清宫使）为嗣子。他多次受命出使各地，久历疆场，功劳突出。唐代宗永泰年间（756年），慈（治今山西吉县）、隰（治今山西隰县）等州发生武装叛乱，狼山部落首领塌实力率众劫掠，威胁州县。这时，“西河初平，四野犹耸”，唐王朝无力兴师东征，遂派遣中使刘崇进衔命招抚，让杨良瑶充任判官。碑文称刘崇进畏懦不前，杨良瑶毅然孤身前往，当场宣布皇帝口谕，迫使狼山部众“交臂屈膝，弃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颡受诏”。此举得到了唐代宗的高度赏识，除褒奖赐禄外，还授予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监作。此后他“奉使必适于所难，临事未尝有不当”，深蒙皇帝的信任。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杨良瑶官升朝议郎、宫闱局丞。他守职不渝，风雨一心，先后奉诏宣慰安南（越南古称，包含广西一带），震慑广府（今广东广州）叛军首领哥舒晃，因大义凛然，不辱使命，归朝后备受赞誉。十二年（777年），迁官宫闱令，负责宫廷事务。顿时中禁肃清，秩序井然。建中末年（783年），因京城颠危，唐德宗被迫西出奉天（今陕西乾县），杨良瑶随驾有功，被皇帝看重。兴元初年（784年），国内各地割据势力武装叛乱，唐王朝无力弹压，杨良瑶遂受命出使回纥，乞求援兵。因回纥援兵及时赶到，唐王朝才得以遏止叛乱，“再造寰区”。当年，杨良瑶因乞师有功，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杨良瑶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大出使活动，还是他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抵达远在中东地区的黑衣大食。碑文中记载：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 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 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785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 诏书。奉 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髪祭波（至今广东沿海一带渔民出洋捕鱼时，仍有剪下头发，祭奠海神的习俗。宋代以后，逐步演变为妈祖朝拜），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可能指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海岸上所建的航海灯塔），白昼乃仙兽前駈（当指海豚之类海洋生物，常在船前飞泳跳跃）。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 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 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据碑文载，“（贞元）四年（788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短期内连续封转，当是对其出使成功的褒奖。原来，唐德宗登基时（779年），以安禄山、史思明为代表的分封割据势力，表面上算是暂时平息了，但在事实上，分封割据行为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唐德宗任用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因其迫害理财家刘晏遭到朝野抱怨。建中二年（781年），淄青镇（治青州，今山东益都）节度使李正己、成德镇（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魏博镇（治魏州，今河北大名）节度使田悦联合反唐，假藉“清君侧”的名义，要求在本镇确立世袭传子制度。德宗连忙调兵遣将，大发各路兵马讨伐叛军，但因既无用兵策略，又未确定统帅，加之指挥失误，遂使战事扩大，屡战不获。后来唐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赖有浑瑊、李晟等中唐名将尽力反击叛军，唐王朝才得以绝处逢生，摆脱了当下覆亡的悲催命运。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城长安；贞元元年（785年），三藩平叛算是大体上结束了。但此时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自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开始，乘机夺取了河西诸镇，虎视眈眈地垂涎唐都长安。德宗初期，吐蕃再攻陷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建中四年（783年），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在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不久，吐蕃又悍然进攻泾（今甘肃平凉）、陇（今陕西陇县）、豳（今陕西彬县）、宁（今甘肃宁县），陷落盐（今陕西定边）、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银（今陕西榆林东南）、麟（今陕西神木北）等州。嗣后，唐蕃双方战和不定，相互关系时松时紧。为了抵制强大的吐蕃政权给唐王朝西域边疆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唐德宗启用一代名相李泌，制定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外交政策，并在国内政局基本上稳定下来后立即实施。同时，大食国与唐王朝长期保持着通使外交关系。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怛逻斯战役后，基本确定了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所以海洋上的丝路贸易空前频繁。可以说，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遣使节朝贡开始，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外交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便有39次之多。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谢多诃蜜首次派遣使节来唐，唐王朝授其使节“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勋位，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以黑衣大食使含嵯、乌鸡（一作焉鸡）、莎比（一作莎北）三人并为中郎将，放还蕃”，亦有16次之多。但现存的唐代正史文献中，尚未发现唐王朝正式派遣使节航海下西洋的确切记录，故而该碑有关派遣杨良瑶一行航海出使黑衣大食的记载显得弥足珍贵。其时，年满50岁的杨良瑶亲率使团，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经过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的南亚、中东国家，其政治目的显然是为了开辟与阿拉伯、印度列国之间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以便共同对抗新崛起的吐蕃王朝。其出使结果，正如《新唐书·大食传》所记载的：“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可见这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还是颇见成效的。 据与杨良瑶同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贾耽（730年至805年。于贞元九年，曾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有关记载，经由海路前往黑衣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路线，应当先从广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国海向南行，先至门毒国（今东西竺昆仑洋），再至古笪国（一说真腊），经海峡（今新加坡海峡），北岸为逻越（即暹罗，今柬埔寨国），南岸为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路过天竺（今印度国一带）等百数十个国家，抵达大食国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斯拉镇），再向西北陆行千里，便可到达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详见《新唐书·地理志》）。与此相近，公元9世纪中后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依宾库达特拔（约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记》，亦详记了从大食国到广州（康府）的航程及贸易景况（参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应当指出的是，贾耽曾任鸿胪寺卿，负责接待蕃人宾客事务，稍后又担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职。据悉他十分喜欢国家地理知识，晚年常向四夷来使及出访四夷的使节询问道里民俗，并写入自家著作。其所记广州至大食一段海上路程十分详细，所取原始资料当来自杨良瑶一行的亲身经历。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考证，贾耽所记通往大食海道的不少国名、水名，多与阿拉伯人的记载颇相一致，“足见其所见者，闻自阿拉伯人也。”依笔者拙见，阿拉伯人固然熟悉由大食至中国的海上航路，但贾耽在这里所记录的从南海通过印度洋抵达黑衣大食首都缚达的海上航行路线，更当来自杨良瑶作为聘国使西行黑衣大食的海上日志。照常例，杨良瑶归国后，应当向朝廷做出详尽的出使报告，贾耽因职务之便，获悉这一信息并写入著作，亦属情理中事。故而贾耽之于杨良瑶，恰如逻斯梯谢奴之于旅行家马可·波罗一样。杨良瑶回国后，因功勋卓著，恩宠更渥，颇受德宗皇帝的青睐。贞元十二年（796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十四年（798年）春，特受命主持修葺先帝陵寝。杨良瑶“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受赐紫金鱼袋、判、傔等，并加绿绶。“非例也，特恩及之。”嗣后，举凡唐德宗圣情眷顾的贵主亲王，其丧葬事宜一律交委他筹划办理，因其功劳巨大，受赐“金帛纷纶，不可备纪矣。” 贞元十五年（799年），淮西吴少诚拥兵叛乱，“剽掠阳翟（今河南禹县），功逼许州（今河南许昌），汝（今河南临汝）、洛（今河南洛阳）惊惶，关东大恐”，唐德宗被迫派遣20万大军，由夏绥节度使韩全义率领平叛，但朝野上下，并不看好韩全义其人，而杨良瑶作为监军也就显得更加重要。果然，由于韩全义指挥失当，一败再败，杨良瑶于是奉命主持军事。他安抚民心，派人侦察敌情，“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用了较短的时间，当即平息了藩镇叛乱。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取得了平藩战役的最后胜利。是年正月，杨良瑶以本官领右三军僻仗。至此，他因素积威望，久著功勋，已经成为唐顺宗非常倚重的掖庭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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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一九三八年《残春》第一首：“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第二首：“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陈寅恪诗集》，第22页）生平介绍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治学理念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参考

陈寅恪生平简介：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等八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陈寅恪著作：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非亲笔所著，是学生后来根据笔记整理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小逻辑》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摘自百度百科

怀疑与学问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自去视察。做学问也是一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需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起来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也就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