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在推动基督教教化运动的同时,对传播汉学起到了独有的连带作用。裨治文作为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和研究汉学的专家,一方面,他所创办的《中国丛报》为国外汉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裨治文毕竟代表着美国人的价值观,从他后来代表美国参与中美《望厦条约》谈判可以看出,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实际上是为裨治文维护美国在华利益服务的。随着《中国丛报》介绍中国、研究中国的不断深入,美国传教士的汉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成立,它是美国历史最久的东方学研究组织。作为学术机构,学会主要由一些传教士和政府官员组成。就汉学研究来讲,学会成员有裨治文、顾盛(Caleb Gushing)等人。虽然东方学的“东方”涵盖范围很广,但学会中不少学者(主要指来华传教士)已掌握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这对于推动早期美国汉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丛报》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国为报道、研究对象的刊物,它的出版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来说尤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