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论文题目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两者之间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都有学习择优掌握

文化语言学，作为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其涵义与界说仍具模糊性。近年来出现的与描写语言学大异其趣的新兴学科，除了文化语言学外，还有刘焕辉倡导的“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曲彦斌主张的“民俗语言学”、赵丽明提出的“文字语言学”、胡文仲引进的“跨文化交际学”、王德春等引进的“语言国情学”（或“国俗语义学”）等等（高一虹《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载《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文化语言学与它们的关系如何？事实上，在历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这些学科的问题一直是受人注目的。显然，不仅文化语言学的概念不能与这些学科概念泾渭分明，而且，彼此的研究内容与方式也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文化语言学究竟是语言学的大家族成员之一呢，还是文化语言学是“大语言学”，其它分支学科都应归为麾下，这也是迄今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文化语言学本身应该是怎样的，也各持己见，尚缺乏统一认识与明确界定。（一） 怎样定位文化语言学曾以其轰动效应受人注目，创造者自有真知，支持者不乏根据，反对者亦有想法。怎样看待文化语言学，目前仍是有异见的。一方面，有人将文化语言学夸张地奉为圭皋，将以往的语言学研究全盘否定，认为只有文化语言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人视其为洪水猛兽，或睹若无物，甚至排斥这门新兴学科。如今，这两种极端见解的论争，已渐趋平静，但是，疑虑仍是有的，关于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确的。屈承熹《怎样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定位》（《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1期）认为“词汇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可确定无疑。至于语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则尚待商榷。”他的结论是，语法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方法目前仍处于主观思考阶段，尚未进入科学论证阶段。我们认为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不过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决非仅限于词汇层面，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二） 性质问题学科界定上的困惑不仅是边界的模糊，更在于文化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文化语言学的真实意义所在给人的印象也是不明朗的。现在的文化语言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还是比较粗疏的。文化语言学本身的语言观、性质、对象、方法等等各方面也还不是十分清晰的。这尤其表现在对下述一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上：文化语言学究竟研究的是语言本身的“本体论”，还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关系论”？这是争鸣至今的大问题。一部分学者，如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认为语言现象中有文化，文化现象中有语言，两者互为依存，文化语言学应着眼于语言和文化的两者关系上，探讨语言和文化在不同历史层面上的关系，包括：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现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语言变化和文化的变化的关系，以及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关系。另一部分学者，如申小龙，认为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站在语言体系本身即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上，用民族文化的思维特征观照民族语言，概括出符合本民族特点的范畴体系，用以描述本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从而全面揭示同民族文化特征相一致的民族语言的结构规律，建立起汉语语言学新体系，即所谓的本体论。他们强调语言的本体价值。事实上，尚有另外两种代表性的表现，其一是游移在“本体论”与“关系论”之间，两者兼论，按需持论，或者对两者都不否认，认识比较模糊，时而是关系论，时而是本体论，未能从根本上把握实质。其二是对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这个前提就持异议，表示怀疑，认为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晰，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程度不一，很难从语言上去把握其中的文化内涵。由于这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目前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也不能硬性统一，这与文化语言学是一门新生学科有关。只有继续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从事一些专题性的具体研究，才能逐渐形成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较好解释力的范畴体系，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模式，也许到那时候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语言学界对中国文化语言学流派不同的理解与分类，不仅见于创议初期，而且如今依然如故。举例如下：（一）两派说。戴昭铭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众多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者按其理论主张和研究特色而言大体上有两派：关系论派和本体派。前一派的人数较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等，后一派的代表是申小龙。两派在语言观，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各有不同见解。关系论派认为文化语言学的对象就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邢福义等人把这种关系概括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形成了“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的研究模式。游如杰认为文化语言学的目标是：1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和方言；2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3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本体论派认为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语言的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文化语言学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文化功能。为此，论者提出了作为描写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面的以揭示汉语的人文内涵为主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在这一方法论原则下开列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有：文化镜象法，文化参照法，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传统阐释法。（二）三派说。邵敬敏在《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前言中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迅速形成了由不同理论指导的三种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双向研究，以及历时与共时的交叉研究；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即强调从社会变异与交际功能入手，挖掘语言与言语的文化内涵；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在本质属性，特点上高度一致全面认同，并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该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的意义系统。出于对学说不同角度的理解，产生了对流派的不同分类。同时，对于文化语言学中的“分”的状态，语言学界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有人听之任之，漠然置之。有人站在超然的立场对各派进行评论，寄寓期望，如戴昭铭认为“关系论和本质论派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但最终可能合流。合流的途径是互相取长补短。”意图对两派进行整合。也有人则主张不必问流求派，而应该多拿些实际成果出来。在今后的道路上，这些分歧将继续存在，最终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成功的学科必定既有继承和又有创新，文化语言学也应如此，但目前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不足却也在于此。文化语言学力图用恢宏的民族文化观照语言学，放弃了在语言学上的全盘西化，这便是继承的开始。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学本身在理论建设、材料选取、方法实践上的丰富多彩，正是对创新追求的结果。然而，在继承与创新两方面我们仍然感到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学的继承过于具体化、典型化，对自身理论的创新不够系统化、缜密化。许多学者，对文化语言学的兴趣过多集中于某个典范的传统文化角度上，如称谓、地名；某些特殊词汇上和某些传统典籍上，虽然写来内容扎实，论证有据，但对文化语言学的整体理论结构并无明显建树，往往只是囿于具体的材料整理和考证上。有些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过于狭窄，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系统的文化特点、文化心理缺少把握。这个不足若不加改进，则将造成研究上的琐碎。也有的学者，孜孜以求与现代语言学大相异趣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却失于操之过急，实证不够。创新并非空中楼阁式的追求，须有扎实的根基和循序渐进的风范。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文化语言学的道路该怎么走，是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 十分广阔。语言学工作者已注意到更广泛的交流空间，如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区、文化层、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生物学中的进化论，甚至地质学中的板块理论，都会对我们的语言文化分析带来莫大启示。对1994──1997年中国文化语言学之路的评述，不仅是为了总结成绩，也是为了启示未来。十多年来，文化语言学的路是有人走出来了，这条路对语言学来说，无论是正道，还是歧路；对跋涉者来说，无论是坦途，还是蜀道，自有实践证明和寸心领悟。重要的是，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起步了，并且已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但它的发展还有待于更系统的理论建构，更扎实的研究实证，更广泛的科际交流。文化语言学者，只有朝着这个方向，才能最终为中国语言学构筑又一条希望之路。

由西方引导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科技的享受，比如迅捷的交通和通讯、充分发挥所有感官功能的文化生活等等。但随着地球资源日益加速的耗竭和生物圈环境日益严重的破坏，它也越来越快地把人类推向了不可救药的死亡边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时候所想不到的。近代化让人类对自然充满激情和干劲；现代化则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现代化，只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结合，才能调理出根治地球资源环境危机的妙药良方。我相信，人类的“后现代化”，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唱主角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诸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2）自由精神。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4）应变精神。（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抡》，《求索》1987年第四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摘编）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工业化、教育普及化和科学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主导世界的现实，决定了无论一个国家发展民族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走向现代化，这是它的必然趋势。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遇到的问题、阻碍也各自不同，中国是一个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反复出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争论。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揭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必须弄懂搞清问题。一、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文化，广义上讲，它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的能力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传统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部的吸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通过实践检验。汲取精华，清除糟粕，才是正确地发挥作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 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从认识论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缺乏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像某些人所说，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而是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二、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三、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这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四、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五、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 ，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着、献身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地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罗素曾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其次，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否则，就不会变为现实的文化传统。所以不能把传统文化简单地归结为“过去的历史”而应认识到它同时关系着现在与未来。把发展看成为“反传统”，其思维方式就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其实，任何现代化只能从现实传统文化出发，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陈寅恪先生说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波普尔曾针对那种妄图“彻底清洗社会这块布—创造一块社会的白板，然后在它上面画出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指出：“没有比毁掉传统的构架更危险的了，这种毁灭将导致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使一切人类价值漠不关心并使之瓦解。而且，一旦毁灭了传统，文明也随之消失。”所以对传统文化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清除那些过时的东西。再次，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辩证关系看。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个国家民族作用的结果，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当然，由于各方面具体条件的不同，在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各不同，但这只是作用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应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应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人类世界组成的一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与发展，不能不对别的国家有所影响：也不能不受到其他国家这样那样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给世界文明以重大贡献。当代西方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热，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因此，只有各个国家充分发挥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世界文明的发展，才会有可靠的保证。相反，一个国家不顾自己民族的特点，一味模仿或照搬别的文化，不仅不会有好的发展，甚至会走上灭亡的道路，世界史上是有这种教训的，其实，西方文化也是一分为二的，既有好的东西，也有糟粕，不可“拣进篮里都是菜“，如”拜金主义“之类，即使在西方，也是被批判的。西方文化也并不等于世界先进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界先进文化是以它的先进性、科学性及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标志的。因此，学习与引进外国文化，必须作具体分析，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决不是全盘，引进西方文化，而是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面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一面对本国文化进行革新，不断提高自己的现代化水平，由于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弘扬，关键在于人们用何种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消极因素，这与现代化发展是不利的，就其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表现是：一、缺乏民主精神。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一方面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另一方面，造成特权思想，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缺乏民主意识。二、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法制，实行的是人治，如实行的是皇权至高无上，因而君言就是法。在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 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国家主人，国家的一切法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封建特权思想严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事，还时有发生。三、商品意识差。中国是个农业国，重农轻商十分严重。过去，经商是被人看不起的，不知商业是产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方便，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现代，没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无法走向现代化。四、守旧意识严重。中国的小农经济广大，个体经济，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容易满足于现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起来造反和自学接受新东西的。三、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报务。传统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但这种转化需要社会实践，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活相结合，才能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根本的结合点 。第一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的需要。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是人治经济，一切由政府统管，政企不分，按长官意志办事，乱放炮抱粗腿界得到合理配置，造成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现在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配制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按照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因此它能有效激励企业发挥主动性与竞争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与创造性，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定的经济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的。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今天的经济，也就是明天的文化；而明天的文化，也将是后天的经济。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是具有一定观念文化的人去从事的，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思想首先素养的人，就无法胜任，所以，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第二、它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法治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一是引导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二是规范作用—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与秩序；三是保障作用—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与正当权利。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法律仅作为治国的某种辅助手段，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就难以存在与发展了第三，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君子谋道不谋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旧的价值观的否定，从而增强人们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实际上，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离不开利益原则的。要保证市场经济所追求的价值的实现，不仅个人实践活动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学会按法办事，而且也促使政府及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提高工作效率，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转自百度知道maozhongquan六级采纳率25%

传统文化有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而现代文化是说明了人类在不断进步

传统是根，现代化是花；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平发展，必须继承传统中的精华，摒弃糟粕，用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来促进本民族的进步。

由西方引导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科技的享受，比如迅捷的交通和通讯、充分发挥所有感官功能的文化生活等等。但随着地球资源日益加速的耗竭和生物圈环境日益严重的破坏，它也越来越快地把人类推向了不可救药的死亡边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时候所想不到的。近代化让人类对自然充满激情和干劲；现代化则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现代化，只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结合，才能调理出根治地球资源环境危机的妙药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