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杂志邮箱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学教研组和语言教研组，后发展为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学部，其职能即为全校文科类、艺术类以及理工科类专业提供语言、文学、写作等文科公共基础课教学；后来合并了中国矿业大学文科班，有了自己的汉语言专业，2000年开始有了文科硕士点。2002年，语言文学部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文学院，2003年正式开始招收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2004年，随着学校更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始称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并随着学校的强劲发展而不断壮大。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有着悠久的学术传承。从成立之初，直至今天，文学院学术名家辈出，例如，田本相（后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黄侯兴（后为郭沫若纪念馆馆长）、时煜华（后为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吴为章、唐永德、吴军、林薇教授等等都是出身文学院的著名学者；现今中国传媒大学其他学院的一些名家如赵凤翔、曾庆瑞教授等都是从语言文学部走出去的；目前，在文学院还活跃着蒲震元、张晶、李佐丰、苗棣、姚小鸥、刘丽文、张民权、钟涛等众多著名专家学者；近年来文学院又引进了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学者，从而使文学院成为中国传媒大学师资力量最强的学院之一。[编辑本段]二、基本职能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现在承担着为全校所有学院提供文科基础公共课教学和本学院各专业提供专业课教学这两大职能，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的学者型师资为繁重的教学任务提供了质量保证，而制度化、规范化的教学管理则为复杂的教学任务提供了后勤保障。 现在，文学院在规模上是传媒大学最小的学院之一，但在科研和教学上堪称传媒大学最大的学院之一。[编辑本段]三、基本结构 文学院的学科建设近年来发展迅猛，包括两系一所：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言专业）、中国语言文化系（对外汉语专业）、审美文化研究所（其中包含创作室和剧评室）；拥有3个本科专业、6个硕士点、2个博士点、1个中国语言一级学科，具备了自己的学科发展空间。 文学院的学生以学风严谨、成绩优秀、能力出众而在传媒大学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戏剧之家》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大型政策指导与理论研究的学术期刊。 本杂志正在进行火热征稿中，电话：027-86729310 027-86734441（编辑部）投稿邮箱： 合作邮箱： 总编邮箱：。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戏剧之家》杂志主要栏目：戏曲研究、戏剧人物、剧本赏析、剧团研究、表演评论、文论探讨、艺术视野、文化市场、百家讲坛等。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在传媒里，像文学院或理学院这类的学院并不是学校的主流专业，也就是说并不是他的王牌专业，和其他专门主攻这类学科的学校来比肯定差一些。另外，所谓的不是主流的专业客观上讲也不会太受学校领导的重视的，也就是说如果拨款肯定是播音这类的专业优先。至于师资情况不太了解，因为不是这个学院的，但是在传媒4年，都不知道文学院具体位置在哪……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学院这个专业不好，只能说在这个学校里，他并不是主打的专业，也不是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