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论文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　　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　　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2　　] 革命背景　　变革之道　　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编辑本段革命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编辑本段革命评价　　在民国前 ,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一批年轻的东京归国者们创办的《文化批判》在上海问世，由此在创造社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代。不久，太阳社成员亦加入，彼此呼应，互为声援。在倡导革命文学过程中，创造社、太阳社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出十分可嘉的革命热情，形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飞跃。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自身的局限，他们又难免在激情中夹杂着偏激的情绪。于是，鲁迅、茅盾这样在中国文坛上很有影响的作家便成了这种偏激情绪的发泄对象。由此，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在批判鲁迅、茅盾等作家时，创造社和太阳社是有着强烈共鸣的，而且时常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态势。但这种“联合战线”事实上又很松散。因为伴随着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也时常相互指责，而最为敏感的则是在革命文学的“发明权”上。 太阳社创始人之一的蒋光慈原来即为创造社成员。作为留苏学生，蒋光慈当时的气质、情愫及其革命的浪漫主义倾向均与创造社同人接近。为此，他于1925年底被郭沫若“拉进”创造社。但性格爽直的蒋光慈以后与创造社的部分人相处得并不融洽，尤其体现在他与创造社刊物《洪水》几位编辑的关系上。 为了不受人牵制，蒋光慈之后便与钱杏邨、杨邨人、孟超等一起商量出版新杂志与重建文学社事宜。新杂志的名称叫《太阳》，而关于文学社，杨邨人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回忆:“在杂志创刊号出版的时候，还没有成立太阳社的企图。等到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以后，才感觉着非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便标明了旗帜招引同志充实战斗的力量，于是乎成立了太阳社。” 虽然，杨邨人此番话将成立太阳社的目的狭义化了，但至少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太阳社成立之始并非与创造社同道。以后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亦有“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之语，对杨邨人的上述话可谓是个补充。 杨邨人所说“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亦与革命文学的论争有关。 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创刊号上，蒋光慈发表了提倡革命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其中说道: 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的一件事情却早已发生了……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 从这段话中不难读出蒋光慈对文学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忧虑以及对文学尽快赶上革命步伐的呼唤。 然而创造社的李初梨却从自己的认知角度来解读蒋光慈的观点，从而推导出一个并非蒋光慈原意的结论，继之便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在创造社《文化批判》杂志第二期上，李初梨以《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为题发表议论，其中称: 蒋君好像在此地大发牢骚，以为我们的文学的落后都是因为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他以为只是革命的步骤稍微慢一点，经过了“相当的思考过程”，有了“从容的顺序的态度”，那么，不管他是第几阶级的作者，张三李四、老七老八都可以写几篇革命文学来。 李初梨的这篇文章成为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的首次碰撞。当时太阳社成员对李初梨这种带有主观武断色彩的文章很不满意，特别是蒋光慈在其文章中明明有“只有革命能与作家以创造的活力，只有时代能与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抛弃革命，不顾时代，是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来的”这样鲜明的观点，而李初梨仿佛视若无睹，曲解蒋光慈的原意。 但更令太阳社不能接受的是李初梨在文章导言部分所说的一句话:“1926年4月，郭沫若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这是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 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讨论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其中称“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成为革命的前驱。”应该说此文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而且也有一定影响。但说它是“革命文学的第一声”，似乎不能令人折服。 对此，太阳社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作为太阳社发起人之一的钱杏邨随即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关于“现代文学”》一文，他对李初梨文章的不满溢于字里行间。特别是关于谁在当时中国文坛最先倡导革命文学的问题上，钱杏邨对郭沫若是否定的。他称蒋光慈早在1924年8月份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就曾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论文。次年之始，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年号上，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的评论性文章。钱杏邨的结论是蒋光慈喊出了革命文学“第一声”。 由此，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在关于革命文学“发明权”的问题上互不相让，各执一词。 不可否认，蒋光慈亦是革命文学的热心倡导者之一，他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中的观点可谓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作为与蒋光慈同从安徽芜湖走到上海文学界并一同创建太阳社，且情投意合的钱杏邨为蒋光慈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其质朴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排除这其中有与创造社意气之争而导致感情用事的成分。事实上正如夏衍以后谈及被其称为“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一场猛烈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时所强调的:“关于革命文学，在二十年代初，李大钊、恽代英就不止一次提到过有关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 应该说无论是李初梨还是钱杏邨都不可能不知道关于革命文学发展的这段历史。但为什么又仍然要偏执地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呢？由此可见创造社与太阳社当时的矛盾和各自所持的本位立场。加之论争双方都带有青年人所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于是这种对峙和论争很快又从“发明权”之争而蔓延。导致革命文学的论争产生了异化，甚至进入怪圈。郭沫若称其之为“一个混战的局面”。 这种混战的局面，当然不是创造社、太阳社同人的初衷所在。创造社与太阳社尽管有意气之争，但毕竟有对于革命文学的认同，属于同一战壕中的文学战士。面对眼前的文坛混乱，他们逐步产生了一种共识，即这种进步队伍内部的“论战”以及同志间年轻气盛式的“纷争”，不仅消耗了双方的精力，伤害了彼此感情，而且导致了亲痛仇快的结果。于是创造社率先作出姿态，举起免战牌，并倡议两社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共进。太阳社自然乐意接受。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一起前往创造社拜会成仿吾、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人。从此，两社裂隙弥合、前嫌冰释，为之后两社与鲁迅联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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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犹如一座丰碑，光辉地立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册中，成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坚忍不拔，积极向上，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力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长征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使党由幼稚走向成熟。正是凭着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创造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历史也将证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长征精神还将继续激励中国青年坚定地跟党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抚今追昔，共和国和沧桑巨变令人感慨万千；继往开来，全面的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呼唤着我们奋然前行。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树立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精神，青年富有理想，而真正远大的理想，必须与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意愿紧密结合。当代青年应该具有的远大理想，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为远 大理想的顽强奋斗中，青年的人生抱负才能真正实现，青年的人生道路才会焕发光彩。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长征给人们一种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我们要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进行艰苦的努力。艰苦能磨炼人，创业能造就人。青年要时刻铭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力发扬甘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自觉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历风雨，经受锻炼，努力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走进21世纪的中国青年，一定能够接过前辈长征的火炬，让伟大的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谱写出更加壮美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