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学论文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规则规定有详细内容

电子证据由于有以数字证据替代电子证据为宜的学术看法，让人感到“科学的归纳出这种证据的内涵”是何等的重要。即使这样，也不想再就电子证据与数字证据的两种提法作深入的理论探讨。理由很简单，两种提法之下的内容究竟有何巨大差异，可以从相关的学术论文中找到答案。一、从国外的立法习惯上看，多采用“电子”一说菲律宾的《电子证据规则》、加拿大的《统一电子证据法》、美国的《统一电子交易法》、英国政府的《电子通信法案》、新加坡的《1998电子交易法》乃至联合国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均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电子”一词。另外，欧盟的《电子商务动议》、美国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等文件，虽无法律效力，却也在为数字化交易的实际应用提供着规范和标准。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不采用“数字”一词呢？这倒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二、“电子”观念渗透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正如数字证据论者所言，“数字化信息中的‘数字’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意不同，无法被人们所广泛熟悉和理解。”数字概念在当今信息时代的确不是新概念，但是人们还是倾向于“电子”一说，皆缘于电子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新生事物”的原生状态时就出现了“电子计算机”、“电子商务”、“电子资金”等电子用语；而“电子签名”的出现，更是把“生理特征签名”和“数字签名”涵盖其中。如果为了在明面上接触事物的本质，弃“电子”而用“数字”，那么是否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次观念上的革新，任由外界怎么说，只管把上列用语更改为“数字计算机”、“数字商务”、“数字资金”。不过这也会遇到难题，那就是“电子签名”改为“数字签名”后，就会涉及到母概念和子概念同一的问题。既然电子证据更名为数字证据后，仍然不可避免的涉及众多的“电子”概念，那么能否不望文生义，进而在外形下面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呢？三、“电子”观念上的“共识”成为理论研究的基础从有关电子证据研究的文章来看，对电子证据的本质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达成一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电子证据的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为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正如提到刑事诉讼时，往往会有广义说和狭义说。在证据立法前景尚不明朗时，百家争鸣的态势使得电子证据的研究范围只能是概然性的；同时信息技术发展的非预期性也不容许对其进行精确的、缺乏拓展空间的限定。观念上的共识是交流与探讨的基础，而这种观念是不能不考虑象牙塔外的情势的。

分类不同，试听资料是属于物证，而电子证据是另设的一个证据类别

我国法律对电子证据法律效力的规定：电子证据，亦称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数据和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我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制订，2007年修订)。在第六十三条证据的种类里，只规定了七种,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有“视听资料”，无电子证据这一证据分类。其余两大诉讼法的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在表现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民事诉讼法制订在1991年，当时的中国法律实务界几乎没有计算机电子证据的摡念。到现在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是否可以把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在法学界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作为民事证据的权威司法解释，其第二十二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在这里，是把计算机数据作为视听资料。(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其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从高法的以上两个有关民事、行政证据的司法解释看，最高人民法院是把计算机数据这一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来看待的。司法解释不能突破立法的框架，在诉讼法证据法对电子证据没有规定之前，勉强把电子证据归类到视听资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归类却与《合同法》的规定相抵触。3、我国《合同法》(1999年)。其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从合同法的规定看，是把数据电文作为合同的书面形式，也就是书证。这与高法的上述司法解释将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