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论文

忠信、礼义廉耻等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对现代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的教育改革中，有不少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基础的。目前国际上针对特殊教育所提出的全纳教育、个别化教育等教育理念，都可以在孔子的思想中找到影子。可见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之大。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政治家，还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曾经被评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形成的博大精深，独具风采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宝贵遗产，虽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冲刷和淘洗仍然拥有其勃勃的生命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发展所有的本质和精髓，都可以在孔子这里寻找到根源。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教育实践（特别是素质教育）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对现代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了人们很多启示。

结论：孔子对中国的教育有影响是肯定的。孔子不但对中国教育有影响，他对整个东方文明都有影响。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等。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而中国文化的根源又来源于儒家思想。孔子是一种思想的代表人，思想是抽象的。而你所说的现在中国教育模式却是实在的。就像我们到公司上班打卡一样，和在上班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实在的东西可以延伸出抽象的，所以说这不是儒家思想孔子的习惯。现在中国教育模式是一种方法规制，方法规制是实在的。而你所说的孔子儒家思想却是一种抽象的。在中国文化不段的发展中，结合不同的环境，抽象的东西可以形成很多不同的实在方法规制。所以说这不是儒家思想孔子的习惯。兄弟你这个问题真个有水准啊！我简直在写论文。你看看我论清楚了没有。希望能给你点帮助，中国教育还是有希望的。

《论语》为政篇（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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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深圳市翠园中学初中部 陈建宁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足以写出一部甚至多部专著。我这里只想试图解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答另一个难题——“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我认为，只有解答了“李约瑟难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开“钱学森之问”的钥匙。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什么是儒家思想？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什么是儒家思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其一，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其二，真正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在谈论儒家思想的时候有必要先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思想？因为儒家思想的演变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清儒学和现代儒学。但只有先秦时期孔子的学说才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儒学。此后的儒学都是后人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① 甚至孟子的思想也已与孔子不同。所以，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是指孔子本人的思想。至于后人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哪些继承、发展以及曲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那么，孔子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仁”。在《论语》这部短短的文献中，“仁”就出现了100多次。那么，什么是“仁”呢？其实，孔子并没有对“仁”做出明确的界定（概念不清，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统病，详见后文）。但通过孔子对“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孔子所说的“仁”，涵盖了对于人的好的品质的所有要求。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孔子所讲的好的品质都可以叫做“仁”，如：忠信、正直、宽容、勇敢、智慧等等。所以朱熹有“本心之全德曰仁”的解释。为什么孔子那么重视“仁”，为人设定了那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呢？那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进行大裂变的时代，标志之一就是“社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陷入了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礼坏乐崩，社会动荡，天下无序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的失政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丧失。因此，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从君主政治和人伦规范两方面入手。关于前者，孔子提出施行“德政”：“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至于后者，孔子提出要强化礼制，“克已复礼”，重新恢复传统的礼乐文化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才能施行好“德政”，孔子极力推崇以身作则。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品德做出表率，就自然能对“民”产生教化的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对于人伦规范，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天道：天地二元，但却不是平等的，天在地之上，天尊地卑，这就是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遵循上下尊卑之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所以，恢复周礼，就是遵循天道，这样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而不管是君王的德政还是臣民的正礼，都要依赖于人的“德”，这就是为什么“仁”成为孔子思想核心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救世治国。孔子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一生都渴望求得一个官位，以期实施他的救世方略。可是，由于在春秋乱世中，天子衰微，政局动荡，诸侯力政，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孔子不可能找到适合推行自己主张的国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孔子“已而去鲁，斥平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最终还是落得“无所遇”，终不被用的结局。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比较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西方的历史进程，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疑惑。古代西方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繁荣之后，虽然一度步入近千年的中世纪，遭遇到暂时的倒退、混乱和衰败，但历史的进程仍然呈现出上升演进的趋势，到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以至于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近代科学如朝霞般喷薄而出，极大地推动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的繁荣和强盛。反观我国的历史进程，到唐代时中国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唐之后，中国就开始衰败，衰败了千百年，衰败得让中国这个若大的民族任人欺辱、任人宰割。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繁荣得以延续，甚至整个中世纪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唐朝盛世之后就一蹶不振，衰败千年？为什么近代科学在西方中世纪结束之后能迅速兴起，而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儒家思想导致的。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以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前提，而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理性思维并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体系。理性思维是人的认识的最高阶段，而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一认识过程的实现靠的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没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西方先哲们正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发明了“发明的发明”——科学的思维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怪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对“李约瑟难题”的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是和哲学融为一体的。哲学包容万象，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范畴，所以西方古代的大哲学家多是科学家。从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理士多德，他们无不集哲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所以，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理性思维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仅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古希腊人对真理的热爱，对探求自然奥秘的巨大的好奇心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更是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而纵观中国古今，尽管出了许多大思想家、理论家，却没有出过一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儒学志在明道救世，其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始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有关社会治乱和国家大事以外的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少有论及，而对于彼岸世界更是毫无兴趣。从孔子开始，儒家只讲具体的“道”。不谈抽象的“道”，特别是没有宇宙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无论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孟子的“得天下有道”，都只局限于六合之内。荀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儒家的这种务实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重实际而轻玄想，重形象思维而轻抽象思维，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实用为上。这样，儒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务实，引向了功利，而不是像西方古希腊的先哲们那样，从一开始就把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求真。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智慧”（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人生境界的体现，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儒家的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观由此而影响、形成并主导了中国人后来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生存方式上讲，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取向。古代中国人对与功利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关心和研究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去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也仅仅是想说明“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有用、有利，都会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求神拜佛都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无非是要神保佑自己实现各种愿望，因而，常常是，用得着时，才去拜佛，用不着时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做官”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追求，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功利目的。所以古代中国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想的都是功名利禄。而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时，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和好奇就逐渐被削弱甚至湮灭了。出于生存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用、名利，把做事和工作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中国人好走捷径，好碰运气，总是心存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而对精神的东西，纯粹的活动，对现实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