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崇澍还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认为要使近代植物学在祖国大地上扎根，必须建立研究基地，组织培养研究力量。为此，他放弃了国立大学的教授职位，于1922年与植物学家胡先骕合作，依靠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补助，在南京秉志教授创立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内组建植物部，建立起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并开展调查研究，出版刊物图谱，使该所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不少第一流的植物学家。30年代，植物学的科学研究和教学队伍逐渐扩大，迫切需要将全国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工作者组织起来，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为此，钱崇澍与胡先骕、陈焕镛、张景钺教授等共同倡议组织中国植物学会，经过积极筹备，该学会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宣布诞生。会上，钱崇澍被选为评议员。翌年，在江西庐山莲花谷召开的学会年会上，他又被选为《植物学杂志》（现《植物学报》的前身，我国最早以中文发表的植物学学术刊物）的编辑。从那以后，他一直是植物学会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保存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初步形成的科研队伍，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的帮助下，钱崇澍率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一部分科技人员，迁往西南大后方重庆北碚，找到了一个落脚点。生物研究所迁到北碚后，那时经费更加困难，物价飞涨，而国民党又以不改为国立就不发给平价米来威胁，企图控制这个研究所。许多职工难以维持生活。为了摆脱困境，钱崇澍带领大家种菜、养猪等，还和一些高级职员到外面兼课，以所得平价米来补助困难的职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保存了这支队伍。在这种极端艰难的境遇中，他还坚持研究工作，写出了《四川北碚植物鸟瞰》、《四川的四种木本植物新种》、《四川北碚之菊科植物》等论文。此外，钱崇澍在青城山一带采集的植物标本为科学研究和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至今仍在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关怀，使钱崇澍深受鼓舞。他更加辛勤地工作，除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领导工作外，还亲自参加了植被与植物区划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如《黄河流域植物分布概况》（与吴中伦合作）、《中国植物区划草案》（与吴征镒等合作）、《中国植被类型》（与吴征镒、陈昌笃合作）、《中国森林植物志》等重要著作。《黄河流域植物分布概况》一文，对于黄河流域的人工造林和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56年，钱崇澍等五位科学家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关于需要在全国各省（区）划定若干个森林禁伐区（自然保护区）的92号提案得以通过。林业部（现国家林业局）于当年10月随即提交了《林业部关于天然森林禁伐区（自然保护区）划定草案》，并于当年率先在广东鼎湖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拉开了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的序幕。在他古稀之年又主持了《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工作，任主编并担任荨麻科部分的编写工作。我国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植物志编写任务十分艰巨。从1959年到1965年他任主编期间，《中国植物志》共出版了3卷。全书预计80卷125册，约4000万字，它是发展我国农、林、牧、渔、医药、环境保护等事业以及进行植物学研究的基本资料，也将是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一项划时代的成就。
劲草黑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