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论文1500字怎么读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读鲁迅有感 余生也晚，赶上了鲁迅先生未能梦见的新时代。近日重读《青年必读书》一文，不免生出新的感受。 鲁迅分书为两大类——“中国书”与“外国书”，他“略说自己的经验”，也确能道出旁人的体会：读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但在我们的新时代，两类的分法远远不够了；书市里的大宗，既非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亦不是标准的“外国书”，如果只用一个词儿来概括，我想，没有比“中国人写的外国书”更恰当了。 人活着主要应该做事，但也需要休息，因此我现在的感受是读中国书与读外国书并不互相排拒。读外国书，使人想做事，做事久了会疲倦，想休息，于是换读中国书；中国书使人沉静，沉静就休息得好，休息够了，静极思动，再去读外国书，去做事。这样良性循环不是比偏嗜偏食好得多么？问题是无论“中国书”、“外国书”，现在都少有人读。假如请社会学家细心地做一项社会统计，我敢断言，结论必定是：“中国人写的外国书”在被读书中占绝对的多数。 中国书，外国书，其实俱在，却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厚实的墙壁障蔽着，使人眼看不见，手够不到。日前一位朋友喜滋滋地告诉我：“《燕知草》我终于买到了。”他在旧书店的书架前逡巡，虽然认为架上的书全只配化成纸浆，却不死心，仍旧上下左右习惯性地扫描。突然眼角一亮，瞥见旁边一位青年手中翻着的竟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燕知草》，惊喜不已，他一边期待，一边担心，注意着青年的动静。青年翻了一会，把书扔下了。朋友毕竟是位谦谦君子，死守“不掠美”的善道，他捡起书，趁青年还未掉头他顾，殷殷问道：“你不要吗？这可是本好书啊！”青年回说：“这种书现在没人要看了！”朋友如愿以偿，又不禁感叹：“我喜悦之余，竟觉得一丝悲哀。”这喜悦，是个人的、主观的，而这悲哀，却是广被的、客观的，难道新时代与“这种书”当真无缘了么？ 外国书使人想做事，同时也教人怎样做事。“中国人写的外国书”，在使人想做事的强烈程度上还超过了外国书，但是，却不告诉人应该怎样做事。例如关于“科学”，我读外国书，就知道了科学究竟是－什么，知道了应该怎样想，怎样做，才算是“科学的”，也知道了“不科学”不一定是贬义，等等。而在“中国人写的外国书”里，尽管“科学”受到的赞美崇扬远过于标准的外国书，但“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根本含糊不清。于是旧的如周易算命，新的如气功疗病，更新的如炒股发财，统统都挂在了“科学”的名下，甚至情场失意，或官运偃蹇，亦归咎于方法“不科学”，好像只要“科学”一下子，就能运交红桃，步履青云。 想做事而不知道怎样做事，是一种“憋得慌”的状态，势必至于不由自主，乱说乱动。能量大的，就像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西毒欧阳锋，武功练到入魔，气机混乱，招式怪异，先施杀着，先刮自己几个耳光，他虽一举打败北丐、东邪、南帝，夺得“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号，却实在很难被人视为真正的英雄。至于现代的欧阳锋们，可以说在王朔的笔下，最称惟妙惟肖。随便抄一段，是写一位女的：“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忙的。这些年总是以一种冲刺速度在交际在创业在破产在上蹿下跳。月余不见，便不知她是什么身份。我手里她的五花八门的名片足可开一个小型的私人收藏展。……我国沿海的每一个特区新建时她都去创过业，亲手创办了数不清的公司、交流中心、工贸大厦和文化城。她在北京有一家颇具特色的云南菜馆，在那儿你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社会名流：气功大师、沙漠旅行家、颓废画家、摇滚歌手，以及政府官员，影视红星，大小记者，还有我这样的写字师傅。” 因“憋得慌”而做事一旦形成风气，“做事”的意义就要变。照韦伯的说法，从新教伦理转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以理性化的态度和方式“做事”的，虽然目的也是积累财富，却与许多非新教地区自古而然、于今为烈、贪得无厌、劫夺聚敛的发财狂，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等到资本主义普及到其他广大地区，宗教的脐带自然不必去追索了，只要能发得财，也就算做成了事。 鲁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鲁迅是将“做事”看得比“作文”更重要的。但在文化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今天，“作文”就是“做事”。“不读中国书不能作文”的老话业已过时。即使是中国人，不读中国书也照样能“作文”。今天的书市，“中国人写的外国书”蔚为大观，反令地道的中国书和外国书成为附庸，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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