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着呢么说呢,如果真的给你原文,让你抄的话,也不好说很简单的,先是尽量的向远处看,占着祖国的立场上,然后在说说自己的立场,尽量的别提战争啥的、因为好的论文要靠自己写出来,那才是独一无二,能表达自己情感的、说什么不行呢?中日关系,本应该既是邻国,又是友国的。就算现在大多数社会上的人,都很难占到正确的观点去评论这件事的,只要尽量站在高处看大局,一篇好的论文就写出来了
2013年11月29日在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主办的“首届语言类型学国际会议暨第二届方言语音与语法论坛”上报告“类型学视野中的致使结构”。2013年11月17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内111创新引智基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信息结构研究”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报告“羌语的信息结构”。2013年10月26日在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灾害人类学暨羌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成都论坛”上报告“羌语的亲属称谓系统”。Word Order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Qiang羌语的词序与信息结构,于2013年4月7日在美国波士顿哈佛-燕京学社召开的“亚洲语言的信息结构与词序研讨会”上报告。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于2013年1月26日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第二届青年论坛”上报告。羌语的生命度等级序列,于2013年1月5日在“中国民族语言语法研究暨庆祝孙宏开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藏羌彝走廊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于2012年12月16日在中央民族大学第二届西部民族走廊学术研讨会“藏羌彝走廊”会上报告。藏缅语名词范畴化为类别词的机制和途径,于2012年11月3日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彝缅语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藏语与喜马拉雅语言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于2012年10月27日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的“当代语言科学创 新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语言科学》创刊十周年庆典”上报告。羌族的酿酒工艺及其酒文化,于2011年4月17日应茶马古道研究网和《科学中国人》杂志邀请,在四川省 绵竹市剑兰春集团协办的“茶马古道与剑兰春酒文化研讨会”上报告。羌语的使动范畴,于2010年10月31日在邮电会议中心召开的“2010年四川境内藏缅语国际研讨会”上报告,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主办。羌语的拓扑空间范畴,于2010年8月5日在宁夏银川北方民族大学召开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0届年会”上报告。汉藏语的处所动词,于2010年5月9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中国语言的比较与类型学国际研讨会”上报告。纪录语言学-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于2009年8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民族语文》创刊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论白语的量词—语义与认知解释,于2009年8月2日在云南大理学院召开的“首届白语国际研讨会”上报告。中国濒危语言的抢救与保护问题,于2009年7月29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濒危语言专题会议”上报告。汉藏语的小舌音问题-以羌语为例,于2009年7月28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汉藏语专题会议”上报告。纳木依语纪录,2008年11月21日在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召开的“四川的语言调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Shared Morphology in Qiang and Tibetan羌语与藏语共享形态(英文),2008年9月11日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召开的“藏缅语区的语言底层研讨会”上报告。青藏高原东缘藏缅各族群语言分布面貌,2008年8月3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人类多样性及其历史过程会议”上报告。中国民族语言空间认知范畴研究计划及调查大纲,2008年7月12日在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空间认知范畴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Relativization in Qiang羌语子句的关系化(英文),2007年11月2日在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召开的“关系子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羌语的非施事者及其相关标记,2007年9月28日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40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暨语言学会议”上报告。羌语的施事格及其相关标记(博士后成果专题演讲),2007年6月1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羌语代词的分裂体系,2006年10月15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民族语言学术研讨会”上报告。羌语属格及其相关标记,2006年10月12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两岸三地藏缅语族语言学”会议上报告。Relative Clauses in Qiang羌语的关系子句(英文),2006年9月15日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的“第三十九届国际汉藏语及语言学会议”上报告。Qiang Split Pronoun System羌语代词的分裂体系(英文),2006年5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 “14th IACL & 10th IsCLL”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Relative Clauses in Puxi Qiang蒲溪羌语的关系小句(英文),2005年11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欢迎David Bradley教授学术座谈会”上宣读Aktionsart and Aspect in Qiang动作的种类与羌语的体(英文),2005年6月25日提交《2005年国际角色与参照语法会议及课程》。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5年8月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南方语言室作的学术报告。藏缅语的类别词-名词范畴化及其认知机制,2005年4月28日在广州召开的 “南方民族语言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由《民族语文》杂志社与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合办)。羌语的数量词,2004年11月20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研究中心召开的‘戴庆厦教授从教和研究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蒲溪羌语的话题与话题化结构,2004年4月17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召开的“第三届两岸三地藏缅语族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Transitivity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蒲溪羌语动词的及物性(英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Research Students Semina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年3月31日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研究生学术报告”上宣读)。The uses of ‘pu’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蒲溪羌语“pu”的用法(英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Discussion Group,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10月31 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藏缅语小 组讨论 会”上宣读)。Copula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in Mandarin Chinese汉语官话的系词句与无动词句(英文)Paper presented on the Workshop on Copula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the Research Centre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10月16 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 类型学研究中心举行的“系词句和无动词句”研讨会上宣读)。Tense/Aspect marking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蒲溪羌语的时、体标记(英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Discussion Group,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9月13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 心“藏缅语小组讨论会”上宣读)。The Copula and Existential Verbs in Qiang羌语的系词和存在动词(英文)(与罗仁地合作) Paperpresented on the Workshop on Copula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the Research Centre for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9月4日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 举行的“系词句和无动词句”研讨会上宣读)。Adjectives in Qiang羌语的形容词(英文)(与罗仁地合作) Paper presented on The InternationalWorkshop on Adjective classes,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8月 17 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举行的“形容词”国际 研讨会上宣读)。羌语动词的语义表征,2002年5月24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现代语言文化系联合主办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羌语名词短语的词序,2002年1月1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召开的“语序类型学”研讨会上宣读。 藏缅语的类别词—名词范畴化及其认知特征初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主办的 “研究员报告日”作的学术报告(2012年6月13日)。Qiang Varieties and Their V 在加拿大原住民遗产语言文化理事会(PPHLCC)报告(2010年10月6日)。羌语方言土语及其活力:在中央民族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作的学术报告(2009年3月3日)。当代语言学的研究趋势:应西昌学院彝文系沙马打各教授的邀请,对该院彝文系、彝族文化研究所、中文系师生作的学术报告(2008年11月2日)。田野调查中的记音方法: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研究生《应用人类学》课上作的学术演讲(2008年6月3日)。境外汉语与民族语言研究:在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研究生《汉语与民族语关系》课上作的学术演讲(2008年5月28日)。A bottom-up approach to vowel systems: the case of Yadu Qiang(与余文生博士合讲):台湾花莲县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民族发展研究所学术报告(2007年5月25日)。A bottom-up approach to vowel systems: the case of Ronghong Qiang(与余文生博士合讲):台湾大学外语系及语言研究所学术报告(2007年5月2日)。羌语的关系子句: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类型学研究室作的学术演讲(2007年4月16日)。羌族历史、文化与语言简介: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5月23日)。羌语与羌语方言研究-博士论文写作心得: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博士班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4月1日)。羌族文化及其语言: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12月14日)。羌语的特点及其地区性差异: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班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11月21日)。羌语的数量词: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前沿”系列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2005年3月19日)。 (1) 研究报告:四川省茂县羌族博物馆重建计划 (与张曦博士合著),2008年7月国家文物局上报国家发改委已经拨付3亿元,现已开工建设中。(2) 研究成果报告:中央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第一年研究成果报告(7-5),共120页。(3)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2002-2003年度论文进度报告 (英文:119页)。(4) 论文: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Cantonese(英语、汉语和广东话的语法结构) (英文)。2003年Contrastive grammar of English and Chinese(英汉对比语法)课,学期论文。(5) 论文:Topics in Qiang羌语中的话题(英文)。2003年Topics in Chinese Linguistics(汉语语言学专题系列)课,学期论文。(6) 论文: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ffricates in Qiang 羌语塞擦音的来源与发展(英文)。 2003年Language & Evolution(语言与演化)课,学期论文。(7)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2001-2002年度学习研究进度 (英文:30+89页)。(8)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2000-2001年度学习工作报告 (英文:62+29页)。(9) 提要: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句法: 结构、意义和功能 一书的提要(英文),共 76页。2001年导读课Independent Reading Course,学期论文。(10) 论文: Modality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藏缅语情态的类型学 考察) (英文)。2001年语言类型学课的学期论文。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 国 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些政治问题要自己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