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二千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在文字上形成一部全面而又自成体系的领导学全书,但是,却创立了许多非常实用的领导哲学。这些领导哲学,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管理、各级政府的管理、军队的管理、家庭的管理、民间组织的管理——甚至是非法组织的管理(如上山为寇的造反组织)中;在这些管理实践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比较明晰的脉络。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自成体系的文化。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采取中、西对比的方法,来阐述管理思想的特点。 西方文化信奉“性恶论”,即认为大多数人的本性是恶的;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为公众谋福利的人虽然也存在于人群之中,但这种人似乎屈指可数,其行为不能作为人群的普遍现象而加以归纳和提倡。中国古代文化则推崇“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善的;少数本性无法改造的败类,虽然也难免混迹于人群之中,但这种人不代表大多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思想。 基于人性本恶的认识,即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谋私利的;并且,只要外部环境允许,就会干对自己有利而不利于公众的坏事。所以,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原则是:使人没有办法干坏事。 由于认为人性本善,即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好的;人之所以会做坏事,是因为某些不良的因素掩盖了人的善良本性。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原则是:设法去掉这些不良因素。 我们把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与西方近代管理思想进行比较,尽管在年代上似乎不相匹配,但是,由于这两种思想是形成中西方管理模式泾渭分明的核心所在,只有从这两种思想的研究入手,才能比较全面地看清中、西方管理的经脉。所以,为方便研究,此处忽略了年代时间上的不匹配。 二、中、西方管理手段比较 (一)以制约为核心的西方管理手段 为实现“使人没法干坏事”的管理目标,西方管理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建立互相制约的机制,即西方近代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制约。比如,美国的“宪法之父”富兰克林在起草美国宪法时,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美国国家权利机构的设计,就是要假定——不幸选举出了一个“恶人”当总统;而这个总统在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当中,也无法或者很难干坏事。虽然,“恶人”当总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美国国家权利机构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