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论文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历年主题2000年-2010年中国经济论坛介绍2000年，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对股市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交锋，产生了巨大影响。2001年，中国经济论坛在江苏苏州举行，论坛主题：民营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成为最早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阵地，论坛还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文艺晚会。2002年，中国经济论坛在浙江省义乌市举办，本届论坛主题：商贸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本届论坛是在中国最大的商贸集散地举办，为中国的商贸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也是对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商贸经济发展一次大的检阅。2003年，中国经济论坛在广东省阳江市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民营、海洋、旅游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2004年，中国经济论坛在浙江省湖州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古镇经济——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2005年，中国经济论坛分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主题：第一代独生子女能否引领“第三次消费浪潮”。这是论坛首次和著名的高校进行合作，在北大、人大、清华等数十所著名高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论坛进一步走向权威学术交流的平台。2006年，中国经济论坛在广东肇庆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2007年，第七届中国经济论坛于2007年6月22日-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本届论坛主题：面临转型的华人经济。本届会议确立了华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2008年，第八届中国经济论坛于2008年9月16日-17日在贵州省人民大会堂举行，主题为“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成为“总结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成就和经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化”的大型政经盛会。2009年12月26日，“第九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银装素裹的冰城不仅迎来了客人，更迎来了一个热点话题。来自中国十几个相关部委、100多个城市以及200多家知名企业与机构的近500位代表走进论坛，共同讨论“节能减排与生态文明”。“第十届中国经济论坛”于2010年12月17-19日在广东省清远市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与中共清远市委、清远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论坛主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启十二五新局。第十一届中国经济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中国经济周刊》杂志主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铁农先生出任论坛名誉主席，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先生出任论坛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出任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第十一届中国经济论坛于2011年12月24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论坛的主题为：“全球衰退与中国机会” 。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联合主办， 12月9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实体经济的回归和转型”为主题，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蔡名照、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厉以宁、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张国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等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发言。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2013年12月25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经济升级与创新驱动”为主题，200多位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人士汇聚一堂，智慧碰撞，为处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的中国寻求新发展的动力源，探讨多元化的成长、发展之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杨振武、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分别在大会上致辞。 由人民日报社、国务院国资委共同指导，《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国资委新闻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10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新常态 可持续”为主题，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做主旨演讲。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建星、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阎晓峰出席开幕式。张建星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已经转向创新驱动。要适应新常态，必须善于发现新机遇，努力寻找新动力，用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发展起来。本届论坛还进行了“中国—丹麦零碳对话”、“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及“新型城镇化的中国路径”三场高端峰会，中外嘉宾分别就环境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新型城镇化等与“新常态 可持续”密切相关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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