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外语研究杂志官网邮箱

《当代外语研究》系由《科技英语学习》易名的学术月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编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以英语为主、兼顾其他语种，刊发有关语言本体与语言哲学研究；有关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建设性研究；各级各类外语教学与测试的研究、试验、调查、统计报告等；中外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及对比研究，特别是与汉语的比较研究； 有关翻译理论、实践、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有关外语国家战略、各国外语政策、外语生态环境、外语服务与安全的研究；有关外国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及作家、作品及思潮的研究；对科研院所及外语教育等相关行业活动的报道、述评；对语言和文学界名家的人物专访；对语言学及外国文学新书的介绍、评价等方向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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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国典籍英译结缘是从1991年偶然开始的。那年春天，我碰巧去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附近的中国道教学会所在地白云观参观，见到不少外国人，但观内法物流通处只有中文版《道德经》出售，却没外文版的。我于是突发奇想：自己是不是能用英文翻译《道德经》呢？想法迅速变成行动，行动迅速带来成果，译书当年就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北京白云观多年有售，也算为《道德经》的对外交流做了一点贡献。1993年我翻译的《易经》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与我接洽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的事宜，我接受了《庄子》的翻译任务，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中国典籍英译，一直至今。马悦然、顾彬等不少外国学者都认为，译者最好把著作从外语译入译者的母语，我却有信心把中国典籍译成英语，并目乐此不疲，这跟我的学术背景和社会需要是密不可分的。1．我和英国文学我的个人生活确实可用“平淡无奇”四个字来概括。我从1948年8月进小学开始，几乎都是在学校度过的。一介文人的爱好不管有何阶段性的重点，始终是跟文字打交道，从中自得其乐，从张伯驹到陆文夫几乎莫不如此。我自幼酷爱博览群书。初中时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当义务图书管理员，获得了阅读大量书籍的机会。我还参加了那里的文学小组，得到了跟许多知名作家和社会名流见而和请教的机会，直到高中毕业。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在上海市西中学学习，那里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气氛非常好。升至毕业班的时候，班主任是教英语的舒德润老师。他既支持我对文学的兴趣，又鼓励我学习英语。说到大学生活，我想用“留恋不已”来形容。1960年，我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本科，攻读英语专业。期间，我被选入尖子班，跟我同过班的李冬、何兆熊、王长荣、于月明、吕光旦、虞芝萍、陈德彰、徐烈炯等很多同学后来都颇有建树。章振邦、李观仪、任以书、秦小孟等老师先后当过我们的班主任。方重、许天福、杨小石、戚雨村等很多知名教师都给我们上过课。1964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词典专家葛传槼先生。当时的复旦大学外文系名家云集，杨岂深、林同济、刘德中、杨必、孙大雨、丰华瞻、程雨明等老教授都是我尊敬的学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度过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活。毕业后，我参加工作，当了教员。我很喜欢这个职业，自觉收益良多。“教学相长”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我先后开设过十几门课程，但是最喜欢的还是英国文学。这一喜好令我先后在大连外国语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沈阳工业学院、锦州工学院和大连大学等多所院校开设过英国文学课程。历时三十多年，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作为一名教员，我不断自我学习，增添内容，修改课件，以充沛的感情上课，在课堂上简直有点自我陶醉，使学生受到感染并喜欢这门课程。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为几乎所有讲课涉及的作品和背景知识都准备了图片、音频、视频材料作参考，每个单元的讲课材料都够用十个小时以上。可以自信地说，我为讲课准备的英国文学材料能登榜“全国最丰富”之列。我与英国文学的关系也许可以用“述而不作”来概括。讲授英国文学的次数虽达三十遍之多，但我所著有关英国文学研究的文章只有评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美哉西风”、“大海掀起的思潮”、“神来之笔颂夜莺”等寥寥数篇，其原因与两方面的影响有直接关联。首先，我在初中期间就很喜欢英国小说，可当时所见的文章都在批判这些小说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其次，改革开放以后，我所见到的文学评论都是引进的一个又一个新思潮的名称。对于这样的文学评论究竟有什么用处，我始终持怀疑态度，所以并未把精力放在文学评论方面，而是注重将英国文学的理论运用于翻译实践。这些理论启发我在英译汉诗时多次化用英语成语，甚至直接套用英诗的格式。例如，翻译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时，我就完全套用了英语十四行诗的格式：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沿。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象昆山姿，缅邀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I’ve toured enough of the south shoreBut missed the northern bank for a longer The road seems long when I seek scenes sublime;Time seems to fly when I try to look for I cross the rapid stream to reach an isle,Which is a wonder set amidst the stream,How the sun and clouds appear to beam!How the sky water seem to smile!Its pretty scenery is not known to allWho in the world is aware of its true worth?In my mind’s eye, Mount Kunlun grand and tallIs farther still away from mundane earth,If I should have Tao at my beck and call,I can preserve the vigor, mine from 2．我和英语词汇学我对英语词典和词汇的兴趣跟葛传槼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对我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研究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葛先生在学术上对自已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如此。他带着我们编写《英汉成语词典》，每编一个词条都要求我们把手边所有词典看上一遍，尽量找到相关的例句。在复旦读研时，我们三届八个研究生在一起度过了四年，后来有两人的研究方向错了位。一个是陆谷孙。他本是师从徐燕谋先生学习莎士比亚，后来却把主要精力转投于编写词典。另一个便是我。我跟葛传槼先生学习编写词典，却从来没有主编过一本词典，只担任过《朗文当代高级词典》等的主审。其中原因主要在于我自已。要像葛先生那样几十年专注于一本词典，我似乎静不下心来；剪刀加浆糊的做法我又不愿意，所以后来多次有出版社约我组织编写词典，我都没有答应。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词典的外围领域：英语词汇学。词汇实在饶有趣味：一个词的后而可能有很多的故事。徐燕谋等老师在讲解课文的时候，讲一个词可以引申发挥一节课，旁征博引加深了学生对英语的理解。学习语言和语言学的时候，词汇及其相关的知识是最有用的。我从1978年开始为开设新课程“英语词汇学”而自编教材。1983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英语词汇学著作《实用英语词汇学》。此后直至2011年，我共出版了《英语词汇学教程》、《高级英语词汇学教程》、《英语词汇学》、《高级英语词汇学》等10余种教材、配套书籍及研究专著。在我国的语言学界，英语词汇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原因是从索绪尔开始的欧美语言学、尤其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没有把词汇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认为词汇实际上是语法的附录，也就是不规则基础形式的清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语言学界重点是把欧美的研究传统和新的语言学流派介绍到国内来，却忽视了词汇学的研究。我之所以坚守英语词汇学研究领域，是因为从英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学会语音和语法，但是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全掌握英语的词汇。词汇是外语学习的难点，许多语言学流派的研究侧重点事实上也是放在词汇方面，只不过不用“词汇学”这个名称而已。英语词汇学知识对于学生累积词汇是很有帮助的，是语言学理论与语言教学结合的一个重要交叉点。英语专业学生不可能在本科期间学习那么多派别的语言学理论，而词汇学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接触点。刚开始学习英语时我就重视词汇，甚至用了不少时间背词典，后来也一直钻研英语的词汇，所以词汇量较大，对英语单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也特别敏感。这对于从事中国典籍的英译特别有帮助，尤其在韵体翻译的时候，要想译得既押韵又自然，就必须掌握大量英语词汇，并加以灵活地使用。汤显祖《南柯记》的下场诗是一首七言诗：春梦无心只似云，一灵今用戒香薰。不须看尽鱼龙戏，浮世纷纷蚁子群。A fond spring dream is vain like floating clouds,While Buddhist wisdoms cleanse one's yearning heart,In real life all the audience plays a partIn the busy world of madding 中国古典戏剧的下场诗如果逐字翻译，在英语里就索然无味，甚至难以索解了。该下诗诗点明了全剧的主旨。译时可将“春梦”增字译成a fond spring dream，“无心”减字译为vain，“只似云”增字译为like floating clouds；“一灵今用戒香薰”改变词序成为While Buddhist wisdoms cleanse one's yearning heart，其中“戒香”意译为Buddhist wisdoms，薰”转译为cleanse，“一灵”换喻为one's yearning heart；“不须看尽鱼龙戏”转译为In real life all the audience plays a part，“浮叫一纷纷蚁子群”化作In the busy world of madding crowds。这种译法以英国读者可接受的语汇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和境界。没有丰富的英语词汇知识和对意境的把握是无法译得既达意又包含abba韵式五音步抑扬格传神诗句的。3．我和翻译我对翻译感兴趣，但英译汉做得并不多，只翻译了《艾萨克·辛格》等少量书籍。我主要从事的是汉译英，特别是中国典籍的英译。从1991年翻译《道德经》开始，我翻译的中国典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道家著作、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古典戏剧。这跟我的兴趣爱好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先秦时期是我国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时期。我最感兴趣的是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最符合我自已的思想理念。翻译完《老子》和《庄子》之后翻译《列子》，但因故未能完成。不过，总共100本的《大中华文库》收录了我8部译本，我已颇为知足。在中国古典诗歌方面，我先后翻译出版了《诗经》、《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陶渊明全集》、《乐府诗精华》和《吴歌精华》。从《诗经》开始译到魏晋南北朝为止，唐朝以后的诗歌我基本不译了。原因很简单：唐代以后的诗歌讲究炼字，如果要把一首七言诗的内容全部英译，并控制在五音步以内，对我来说难度很大，甚至可能吃力不讨好，只能知难而退。另一方面，从朴实自然和感情充沛的角度来看，唐代以前的诗歌更为突出，容易为世界各国的读者接受。唐代以后的诗歌逐渐趋向文人诗，中国读者已经接受，但是跟世界各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和思维方式还有一定隔阂。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所以译他的诗歌下的功夫最大。我专门到陶渊明的故乡去考察体验了一个星期，写了好几篇研究陶渊明诗歌的文章，并且收集了陶诗的多种译本，于2000年结集为《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我觉得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做一点田野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对陶渊明生活的自然环境有了直接体验之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不再是干巴巴的几个字。我可以想象“诗人陶醉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于不经意间一抬头就见到风景优美的庐山“的情形：I pluck hedge-side chrysanthemums with pleasure/And see the tranquil Southern Mount in leisure，译出这样的诗句实在再自然不过。这次考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让我深刻体验了当地农村的田园风光和纯朴的民风。通过这次经历我深深地感到：要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除了对他的作品要理解透彻以外，还应该知晓他的生平、生活环境和一切跟他有关的材料，甚至有一定的亲身感受，才能翻译出比较传神的作品。于是，后来我翻汤显祖剧作时，不仅去访问了他的故乡临川，也去了他做官的地力遂昌，甚至去了《牡丹亭》故事的发生地南安和《邯郸记》的故事发生地邯郸，翻译的时候就对作品就有了更亲切的感觉。爱翻中国古典戏剧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听京剧和评弹。2 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剧名演员和评弹名演员，我几乎都在剧场看过他们的演出。在上学期间我也翻译过剧本，如《年轻的一代》和《红岩》。所以，在我集中翻译诗歌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中国古典戏曲上了。最早是从1996年翻译汤显祖的《牡丹亭》开始。因为在此以前翻译诗歌都用了韵译，而戏曲的唱词原文都是押韵的，所以在译《牡丹亭》的时候，我定的目标是把所有的唱词都用韵文翻译。不想，这样一来竟给自已套上了枷锁，因为《牡丹亭》唱词比整部《诗经》还要多！唱词富有诗意，但是往往隐约地反映剧本中的意思，尤其是中间的276句集唐诗，直译的话往往会使读者不知所云，只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再创作。如果说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那么翻译《牡丹亭》时还穿上了“紧身衣”(要把集唐诗跟剧情结合起来)和戴上了“紧箍咒”(韵译)。《牡丹亭》剧本的翻译耗时整整三年。后来再译汤显祖的其余四个剧本，我就适当松了松“紧箍咒”，能押韵就押，不能时就放弃，绝不过分勉强。翻译汤显祖的五个剧本是很费劲的事情，现在己经初步告一段落。我虽乐在其中，却也感到整个过程富有挑战性，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基本上都是文人的案头之作，引经据典的地方太多。为了译好它们，我请教了文学院的专家，也请教了汤显祖研究的专家徐朔方、江巨荣、赵山林、叶长海、周秦、王永健等人，许多地方都是莫衷一是。他们告诉我有些唱词只能理解个“大约摸”，中国古典戏曲文学讲的是“感觉”，不必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另外，历年的“汤显祖研究会”年会和“中国昆曲论坛”，乃至在香港和澳门举行的多次汤显祖研讨会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现在，汤显祖的五个剧本都己经翻译完了，但我之所以说“初步告一段落”，是因为还要联系出版《汤显祖戏剧全集》，再写一幅长篇前言，好好总结一下汤显祖的生平、创作及其在国内外传播的情况，争取在2016年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以前，把“中国的莎士比亚”完整地介绍给世界。从1996年翻译汤显祖的第一个剧本开始，到全集预定出版的日期，前后正好历时二十年，这恐怕是我翻译时间最长也最有意义的作品。尽管辛苦，而目“高投入、低产出”，但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贡献一点力量，还是“其乐无穷”的。除了翻译汤显祖的剧本以外，我还翻译出版了《评弹精华》、《昆曲精华》和《苏剧精华》，算是为我的故乡苏州文化走向世界做一点贡献。另外，我还为上海昆剧院、浙江昆剧院、湖南湘昆剧团、台湾昆曲社、中国昆曲博物馆等翻译了《公孙子都》、《红泥关》、《临川梦影》、《占花魁》、《长生殿》、《一捧雪》、《雷峰塔》、《烂柯山》、《墙头马上》、《西园记》、《西湘记》、《荆钗记》、《甲申记》、《琵琶记》、《狮吼记》、《班昭》、《怜香伴》、《寻亲记》、《十五贯》等20多个演出本和50多场折子戏，作为演出时打字幕用，起到了一定的社会作用。听到有的观众说，看中文字幕看不懂，看英文字幕倒看懂了，我心里暖洋洋的。从事中国典籍英译我有几点体会：一、只有热爱这项工作才会心情舒畅地去做，才能耐得住寂寞。微薄的稿酬确实是“高投入、低产出”，而翻译实践在学校里计算科研工作量时也大打折扣，这些都很影响译者的工作热情。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好才能帮助他们克服所而临的困境，全心投入。二、选择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如果有可能，就尽量选择跟译者自己的特点和爱好比较符合的作品，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才能既传神又达意。就像电影演员一样，有全能的演员，也有本色演员，出演跟演员本色性格比较符合的角色，观众看起来也比较自然。有些译者尽管一辈子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数量不少，理解不错，文字也规范，但就是缺那么一点“味道”，缺那么一点“感情”，达不到最佳境界。三、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号召下，从事文学作品汉译英的人数大有增加，译作数量也大有增加，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翻译文学作品跟创作文学作品有相通的地方，需要译者有文学的素质，甚至是天赋。现在出版的汉译英作品，有的实在不敢恭维，甚至语法有错误，用词也不妥当，连《大中华文库》也不能幸免。如果这样的作品出口到国外一定无法为国增光；如果给国内学英语的读者看，则有误人子弟之嫌。四、最值得推敲的是对译作的评论。有的人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任何翻译，评论的时候根本不着边际。我国译作的评价在国内和国外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现在的空头评论家太多了，其前景实在令人担忧。4．翻译教学与实践我是2002年才开始从事翻译教学的，所任教的学校也都希望我开设翻译课。我以前看了不少翻译理论书籍，但是“看”和“教”是大不一样的。为了教好课，我进行了一番“恶补”，浏览了几百册不同的翻译理论书籍，得到的印象是国外的书籍五花八门，简直“乱花渐欲迷人眼”。由于翻译学(翻译研究)在国外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各个作者从自已的学术背景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翻译的实质，令人目不暇接。国内的著作则多数是介绍国外的思潮，有的则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了。“教学相长”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我在开设“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课程的时候，坚持每年都用一本不同的新教材，自已则多精读几本，在下一学年用新书时就可以补入其他书中的材料。在开设“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的时候，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全部都是自已收集理材料。经过2002年到2008年几轮教学以后，我于2009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课程的教材《中国典籍英译》。“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讲授典籍英译的理论、历史、流派和作品鉴赏，又要让学生自已翻译。我在苏州大学连续让六届学生参与翻译了《吴歌精华》等六本涉及苏州文化的书籍，其中四本己经出版。我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则参加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话说节日系列》(4本)、《诸子智慧故事系列》（8本)、《中国民俗趣谈系列》(3本)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5本)等书籍的汉译英翻译。我负责审校，学生们则获得了参加汉译英实践的绝好机会。我所带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己经有20名毕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独立完成《中国微型小说》等英译工作，还有一些学生译的《徐霞客游记》、《茶经》和《天工开物》己经列入《大中华文库》系列出版。回顾过去的历程，2002到2012这十年是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成果最多的十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从行政工作中抽身出来，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也是过去几十年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结果。我搞学问跟做人一样，往往有点随心所欲和随遇而安。六十岁时，我给自已定的座右铭是“人生六十始”和“休恋逝水，情系幽兰”，到现在己经修改为“人生七十始”，就是选择了新的起点。将来回忆自已一生的时候，如果还能够说，“赏心乐事咱家院”，我也就满足了。（以上全文摘录自《当代外语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