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学生刊物是什么书

当然有必要订阅，低年级有低年级相对应的月刊，内容基本都是孩子们正感兴趣的内容，培养阅读兴趣和习惯要从低年级开始。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繁花和小红都挺可爱、好笑，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吗？李洱：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职业病。我内心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的。哈，小看农民喽。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一个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跟农民打交道，农民能把你卖了。不是经常有报道吗？哪个女大学生被农民卖到了什么地方，洞房花烛夜才明白过来，摸过来的，原来不是“同桌的你”。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李洱：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惟一美德。人物周刊：书里那些“颠倒话”是你自己编的还是听来的？李洱 ：“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民间流传很广。前面两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辞。不过，小说中大部分颠倒话是我顺口编出来的。有一天竟写了几百行，写得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用到小说里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物周刊：中国有许多乡土文学，你觉得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乡土中国？李洱：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还有人去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应该学的是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写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通过写作来诉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写哭决不罢休，然后就到处签名售书，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响他打高尔夫球了。他的苦其实是高尔夫球没有打好的那种苦，那种苦当然也很真实很活泼，但如果非要通过写农民来表达自己的这种苦，我就要把书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写法，莫非他们平时也打高尔夫？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德文版出版后，当地书店为你举办作品朗诵会，在中国你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吧？李洱：巴金百岁诞辰时，《收获》就举办过朗诵会，请一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跟买花篮买蛋糕一样好。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让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比罗京有意思。在德国我朗诵过几次。有个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演女主角的演员，她朗诵德文，我朗诵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说听我的朗诵有助于她理解作品。人物周刊：德文版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法文版呢？李洱：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很有意思。一个译者本来快翻完了，最后却放弃了。他是“文革”时在复旦学的汉语，无法忍受小说中对“文革”的议论和描写。可出版合同已经签了，眼看就到期了，怎么办？那边只好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我想打官司，他们也没办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们就多赔一点违约金。还是这个好，我也没有时间打什么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对那个译者突然尊重起来了。他为了他的文化立场，可以放弃经济利益。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尊重吗？我就跟法国出版社讲，我很想认识这个翻译家，想请他吃顿饭，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开玩笑，他们不信。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是生活人物周刊：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人写黑暗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写不出那一步。人物周刊：你怎么体验生活？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算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人物周刊：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李洱：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所谓“猫钻猫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但一写就是好几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个句子，放这里好还是放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是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我要比较深入地了解它们，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变得很困难。我认为加缪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它经过经验反省，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样。我可能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的写作习惯已经变成这样的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被新的现实击中、冲垮。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贾宝玉什么人，有什么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写出来就行了。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化，可价值观念稳定得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要是贾宝玉接个电话，林黛玉的，说她在什么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贾府了，他立即觉得这个女孩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人物周刊：什么是诚恳的写作？你自己是否忠于内心？李洱：写作时，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大家都说，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弃、你对秩序的认同。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作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人物周刊：《花腔》体现了你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在小说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没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渡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人物周刊：你尊崇哪几位作家？李洱：两个，一个加缪，一个哈维尔。哈维尔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我全都看过。他不是一流作家，却是一流文人。当总统之后他的秉性也没改。他踩着滑板接见贵宾，抽空就写荒诞派戏剧。人物周刊：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一点钱？你一开始写作时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李洱 ：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国内比较认可的美国作家卡佛、厄普代克？李洱：我正应邀写卡佛呢。他是个好作家。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之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香槟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个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人物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的言论你怎么看？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谈论德国文学时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跟他做了个对谈，可是没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开始时媒体只是借顾彬之口来骂人，人家要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请他骂的是作家，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一个媒体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人物周刊：有时候西方人看中国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李洱：我在德国接受访问，记者经常问我关于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她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写的跟别人哪儿不一样，否则写作无法继续。卫慧很极端，但只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是她从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读来的。这就变成一个基本问题：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无法持续。她们两个正好代表两种状态。人物周刊：是不是我们没有一种健康的体制，使好作家能浮现出来？似乎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李洱：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写作，然后放进抽屉锁了起来，加了密码。一种可能是他们不愿发表，不愿加入合唱，不愿被纳入秩序。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发表了作品，但被我们忽略了，因为他们表达的经验与我们有背离，但这种背离又没有夸张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们没能看见。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文学史、文学体制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会过滤掉非常丰富的内容。筛子的网眼很大，筛出来的都是大块文章、所谓的成功人物。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里，成功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物。它惟一的必要条件就是销量，但在五年之后，两三年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有没有人会想起来你这本书？都是白忙。精神力量？失败算不算一种力量？我们所谓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扫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鸟的红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爱惜。人物周刊：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你如何自处？李洱：每个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我们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使我们想表达某种思想、经验、观念，并使之成为某种思想资源。但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很多作品踮着脚去迎合，而不是站稳了去表达。这是一个不重视内心生活的时代，价值观分崩离析。但也许通过财富积累，人们会重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美和意义。据说很多贪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文学，是吧？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人物周刊：你认为幸福是什么？李洱：幸福成了时间概念，成了一种嗅觉，瞬间的，细微的，具体的。闻着婴儿身上的气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着他啊。他也要寻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写出满意的小说当然也是幸福，类似于婴儿吃奶。

找了很久，还是没找到。《当代小学生》这书以前是学校给我们订的，好怀念啊。不过2000年以前的都丢了，没剩几本。我还记得上面连载的《红蜘蛛》【好像是这个名字。还记得发了书后，老师总要我们写读后感【啊，抱歉，跑题了。希望有缘人能找到帮你解答吧。^_^

小学生低年级的月刊没有必要订阅，因为小学生低年级认识的字不多，阅读月刊会有一定的困难。

《当代小学生》杂志创刊于1988年，一份以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综合性期刊，历次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和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搜索“夜静了 多想停下来 躺在你 歇一歇 疲惫的心”！我不粘了！把他们的名字改成我的，迟早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