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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和洛阳为东起点(一说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 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一) 旅游文化蕴含真实的历史文化。历(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树林。汉代徐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它社会现象。”(英国IB泰勒)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应该“真实”,这种真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靠拉几个“洋专家”,“土权威”捏造、篡改的历史。在这场“丝路起点”争论中。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大学易学考古研究所所长蔡运章在古籍《穆天子传》找到了佐证:西周时期穆天子从洛阳出发,西游到昆仑山会见西王母。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佐证”,只能是传说而已,笔者认为并不能构成历史文化的真实场景。获取历史本真的方法很多,特别是“丝绸之路”作为涉及气象、宗教、贸易、艺术等方面的特质“旅游产品(旅游资源)”,更应运用现代的考古方法进行科学断定,通过多方面寻找史料,多方论证,才能还原其本真性。(二) 旅游文化的真实性也是相对的。要绝对复原“丝绸之路”是不可能的。在研究时,我们应尽可能的在现阶段考虑周全。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也有零碎的丝绸资料可走。蔡运章先生认为,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商代时期,中原到西域就有一条“玉石之路”,安阳殷墟富豪墓以及洛阳一些富豪墓里出土的玉器有不少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事实上,商州时期,直至张骞出使,长安以西是蛮荒之地,汉朝对此冷淡,甚至有放弃掉“凉州”的打算。我们研究问题,要用哲学的观点,应该分清主次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研究“丝绸之路”要首先确定其历史概念上的内涵和外延。唯有张骞是代表大汉政府主权国家出使西域的,这是其一;学术界认可研究丝绸之路的起止时间和起止路线已有定论,就应在这个范畴内深入研究,这是其二。丝绸之路陆路有三条,在历史中有过演变,但应有一个公认的界定。当然,我们不应反对历史的置疑和推敲,但任何一种颠覆是要有根据的。所以,旅游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对的,应考虑旅游、历史、文化三者的最佳结合。这样才有研究价值和意义。一些考古的东西仅限于历史的范畴,对旅游文化的作用应有所选择。经过慎重考虑,中国专家目前侧重于主张以张骞出使西域时间为起点,清中期为时间终点,这一主张在“新疆会议”上基本被中亚沿线国家接受。(三) 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还表现在它的“真实性”不受政府及其媒体的歪曲。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经济意识或者为了迎合某种观点、理论,主导宣传、媒体轰炸,造成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在体验、传播中褪色或者变味。西安、洛阳媒体报道时各有偏颇,缺乏“中立”立场,这也许是为了制造新闻“卖点”。但有点“祸国殃民,贻误子孙”。洛阳媒体在对“新疆会议”上的《初步行动计划》表述有意篡改,这种“黑色幽默”有悖于职业良知。旅游文化主体从心理上需要真实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学术探讨,不应将民间调查上升到学术依据。旅游客体应反映客观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媒介需要掌握、了解真实、准确、最新的历史文化。我们应尊重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探首溯源,赋于客观真实历史意义上的旅游文化,才能发展本地、本区域、本民族的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市场商品性(一)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旅游主体、客体、媒介各种关系的总和,在初期表现为旅游资源,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旅游产品。一旦形成旅游产品,其市场商品性随之而来。“丝绸之路起点”之争,说白了是一种旅游资源、旅游产品与旅游文化之争,西安、洛阳两城市都想站在文化的“高地”,用“丝绸之路起点”这种旅游文化世界知名品牌支撑自己的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良好的品牌形象,让城市在整体竞争中获胜。(二) 旅游文化应该在市场上商品化,但不能违背旅游文化的真实历史。西安、洛阳之争,不仅仅看到联合国对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经济援助,还在于旅游产品的进一步开发,城市文化内涵的提升。在今天,各个旅游城市利用文化品牌进行城市经营,加快国际化旅游城市进程中,应尊重旅游文化的真实历史,走市场化道路,不要大肆铺张,大建一些虚无的城市广场、城市标志等,违背商品的市场价值规律。(三) 旅游已成为城市的“名片”,旅游文化更是“名片”的“芯片”。西安、洛阳两城市渴望自己的城市明确定位,希望早日打造城市的旅游文化品牌,应该按照旅游、历史、文化的规律办事,并要分析、研究旅游文化的特殊性,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不要一方面大搞古城拆迁,一方面大搞新城建设。笔者看到西安、洛阳两个城市及两个城市在旅游文化经营方面旧城已经破坏十分严重,新城的快速建设让旅游文化消失殆尽。所以说,旅游文化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应统筹考虑,从城市的色彩定位、形象等各个方面来最终确定自己的特色。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等旅游文化内容(类别)应有选择性的接收或者传承。七、结尾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起点”这一事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个城市对旅游文化的重视,旅游文化已成为旅游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走向共赢”是最好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是打着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旗帜,漠视旅游文化历史本真性的选择。也不是为了保住洛阳加入申遗名单,在“不影响西安”的前提下,将始点由西安东移至洛阳。丝绸之路在世界的商贸、文化、交流上是有重要作用,当前,商贸交易有“回潮”趋势,备受沿线各国关注。其申遗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工程,任何一国无法单独申报,申遗工作应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据悉,这个政府关于丝绸之路申遗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西安作为起点城市,在重新设立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汉长安城、唐大明宫、西安碑林等将作为丝绸之路的捆绑项目出现;丝绸之路在甘肃省全长1600公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组对天水麦积山、武威文庙、天梯山石窟、张掖大佛寺,以及嘉峪关和魏晋墓等文物点进行了重点考察,包括10处石窟、6处古建、7处古遗址、4处古墓葬在内的物质遗存,被列入了申遗保护方案;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新疆已经启动了近两年的对沿线遗址的调查、研究、保护工作除了陕西,甘肃和新疆三省,将河南(洛阳)也纳入了丝绸之路申遗项目单位,但并不是以“丝绸之路起点”的名义纳入的,主要还是考虑了其丝绸之路的遗迹。笔者考虑,可能是为了全面展示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甘肃在打“丝绸之路”品牌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如成立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办《丝绸之路》杂志,新疆,陕西也不例外。丝绸之路已成为一种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例如举办“丝绸之路国际模特大赛”等等,影响甚广。关于旅游文化及其历史所谓本真性和市场的商品性问题,笔者只是泛泛而谈,希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的师长们加入到研究旅游文化学科建设、基础理论、发展探究等等问题的队伍中来,不断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旅游文化尽自己一点心意。
【摘要】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在古代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干线,现今的欧亚大陆桥中经由的路线有一大部分是原丝绸之路,所以人们称其为现代丝绸之路,这是目前亚欧大陆由东至西最为便捷的通道。它促进了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并沿用至今,也简称为丝路。 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类文明史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是为我国西部发展奠定了基础。【关键字】丝绸之路 东西文化 欧亚【正文】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本文主要描述丝绸之路的由来、丝路上文明的交流史和文明的传播,浅析东西方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丝路文化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对我国当代西部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丝绸之路的形成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 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 或乘牛车”。即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皇帝想要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拉车,都办不到,而将军和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百姓家中 更是毫无积蓄。北方的匈奴则是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垣”。到了公元二世纪,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南临长城,北至贝加尔湖。匈奴自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人随时可以征战,匈奴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财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初期的政权。公元前2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武力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七夜,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脱险,史称白登之围。因此,怎样解除匈奴为祸的边患,成了西汉政权急待解决的问题。建信侯刘敬提出和亲的妥协政策,他主张与匈奴和亲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刘邦无奈只得接受了这一建议。汉初对待匈奴以和亲的方式,赠送大量财物求得暂时的相宁,但却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匈奴仍然不断南下入侵,掠夺和破坏。文景之治采取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策,西汉政府国库日益充实,到了汉武帝时“太仓之 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强大起来,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 ,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公元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由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在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的市场上,张骞蓦然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古罗马)国的海西布,尤其是四川的竹杖和蜀布另他瞠目,由此他推断从蜀地一定有路可通身毒。公元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堂邑父。司马迁称张骞的首次西行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公元前119年,张骞任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历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张骞通西域,让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地理概况,风土人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汉武帝也从开始的联合大月氏以扼制匈奴,进而向广地万里,重九泽发展,威德遍于四海。为了促进西域与西汉的联系,汉武帝招募了大量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 国经商。这些商人出西域后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剌激了边贸经济的发展,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二、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当代西部地区的影响。政治方面张骞通西域后,地方政权相继遣使跟汉通好,汉也派使者互访,但由于匈奴不断骚扰、丝路沿线强盗横行,出于安全和加强对边陲控制的考虑,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 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直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各项事务,这进一步加强了西汉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也增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自此,今新疆广阔地区直接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对于当代西部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经济方面经济方面,丝路是陆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遍布丝路两侧的大小绿洲城郭,是来往商贾进行贸易活动和贸易联络的处所,互助的集市贸易中既能在这里看到来自中原地区的物 产,也可看到远道而来的舶来品,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多边贸易的增多,推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如哈密瓜、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石榴等 为人们的餐桌提供了丰富的佳肴,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久远的发展也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中。中原的商队输出铁器、金器、银器等奢侈品。所有的贸易活动都为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提供了契机。这些都为当今西部繁荣与发展有着前车之鉴。军事方面军事方面,由于汉在此地屯田,首先解决了边陲驻军粮食问题。古代凡有军事行动,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漫漫古道运送粮草的艰辛、困苦又非今人所能想象,且不谈劳民伤财 ,兴师动众,仅是一路的损耗也是数以千万计,造成了惨重的浪费。自屯田始自给自足 后勤保障充裕,纵然西进也无需长途舟车劳顿运输粮草,朝廷将一个个屯田地域作为一个个 桥头堡不断向西延伸。汉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以战养战使西域50多个国家都归附汉朝,不仅维护了汉朝边境的稳定,也增强了边防建设,增加了国家物资储备,大大提高了御敌应变能力,有效地保障了国家边防安全。日后中国前进与发展深受启发。 三、丝绸之路对西部发展的文化意义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当今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促进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互交融,推动了国内经济发展,更好地带动了我国西部的进一步发展。1、丝绸之路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了解的走廊。中国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处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步繁荣阶段 ,当时的欧洲正是罗马帝国时代,处于奴隶制社会鼎盛阶段;中国文化影响了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罗马文化也影响了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当时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地区缺乏的就是相互了解的窗口,中国的丝绸之路边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丝绸之路带给中国古代的还有后来长期的对外篇二:丝绸之路与中国论文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时起,丝绸之路就作为一条沟通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在随后历史上的各时期发挥着无可匹敌的作用。但如此的一条延续了千年的古道,却在人类历史走进了近代文明之时,逐渐地在岁月的风尘中消逝。公元前138年张骞为实现汉武帝夹击匈奴的战略计划而出使西域,但结果却与此行目的相去甚远,当时的大月氏国却因"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所以在此意义上,张骞是无功而返。但是他所带回的有关西域的信息却让当时的汉武帝下定了联系西域诸国的决心。所以,公元前119年,张骞受命再次出使西域,不过此行目的却在通商,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也是自此,中国的包括丝绸在内的商品开始大规模西传。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才有了“丝绸之路”这样一条沟通着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通道,也为此后千百年的历史添上了绚丽的一笔。不得不承认,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对欧洲,对中亚各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带动了当时的汉王朝的兴盛,同时中国的各种先进技术传进中亚与欧洲,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一条丝绸之路在中西方交流史上所带来的是精神性质的影响。但是,当中国进入东汉王朝的历史,丝绸之路却被冷落。由于东汉时期内患不断,因此汉朝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但此举也造成了西域各国纷争不断,以至于后期商道难以通行,而当时的政府为了防止战争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此时的丝绸之路已没有当年的繁华。但在唐朝,丝绸之路却又迎来它的第二次繁荣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在国家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开始重新注意西北方的这条丝路。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借战争的机会,又重新打通了这条沉寂了几百年的商道,让它又一次在历史的舞台上焕发生机。而且在当时,唐人已不能满足陆上丝绸之路带给他们的欲望,于是,开辟于西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当时的中国商品畅销世界,令世界各国瞩目。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政府早已无法控制整个西北。因而西北丝路的衰落日益明显,而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路的开辟,逐渐有取代西北丝路的现象。在元朝,蒙古人统治当时的中国,他们所征服的辽阔疆域使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为了蒙古帝国内部的交通路线。虽然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也许与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关),各地并没有统一的行政体系,但蒙古帝国也摧毁了以往在丝绸之路上大量关卡和腐朽的统治,令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方便一些。不过沿着丝路前进的人们,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的丝绸之路了。在此后的历史中,随着西域诸国湮没在流沙之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商道也逐渐被历史所冷落,丝路走向了它的衰落。在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且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匪盗猖獗,加上其对西亚的掠夺,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我们注意到,当时的汉朝所实行的是对外开放的政策,因此才有丝绸之路的出现以及它的初期发展,它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在不断地促进这条商道的发展,国家经济文化也因此得到繁荣发展。而这样的开放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政策,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逐渐落后于世界水平,而丝绸之路的衰落只是它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丝路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必要的,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商业的繁荣,还是与世界先进技术的沟通,因此,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另一方面,当欧洲在中世纪以后开始觉醒,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中国的各种传统商品再也难以与各种工业产品相竞争。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认为:“在促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遭到遗弃的主要因素中,应提到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工业以代用品取代了来自中国的传统产品。”因此,缺少了商品的流动,作为商道的丝绸之路便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西方的欧洲文明也在此时不断地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影响,中国在古代世界的主流地位被取代。并且,工业革命是交通业大大发展,丝绸古道的徒步履行便不再需要。因此,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带给世界的影响,也在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被体现。此外,全球航海业的兴起,也冲击着丝绸之路的发展。由于海上航行周期和成本降低,安全性也大大提高,但陆上行程周期长且条件艰苦,因此,陆上商道便被取代。而且在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他们阻塞了东方经中亚到达欧洲的商道,即丝绸之路。这导致欧洲一些贸易城市的衰败,为寻求新的商道,他们开始了大航海时代。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也间接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当代,作为一条古老商道的丝绸之路已经淡出历史的舞台,消逝在漫天的黄沙之中,伴随着的还有那西域诸国古老的文化和古道上叮当的驼铃。但是,当历史的车轮滚进20世纪,古老的丝绸之路转型后又一次焕发出生机。在里海,在波斯湾,从中亚到中东,约占世界储量三分之二的石油被发现,这些地区迅速成为世界能源供应中心。世界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古老的丝绸之路变为石油之路,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1)西域:两汉时期,人们把现今甘肃玉门关和嘉峪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汉武帝以前,那里小国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国受匈奴的控制和奴役。 (2)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目的:汉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张骞,毅然应募。 经过: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十年。他不忘使命,设法逃脱,辗转到达大月氏。那时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 (3)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和交往从此曰趋频繁。 (4)西域都护的设立: 2、 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3、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73年,东汉==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166年,大秦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商品交流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著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脚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朝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用中国传向西方:《史记》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人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的称呼,该教于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其宗教风俗则被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风俗。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续到明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 从西方到东方丝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渐不受注意后,间接刺激了欧洲海权兴起,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及亚洲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中国,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中国,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大的失望中带领欧洲发现了美洲这一块新大陆。于是哥伦布之后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19世纪初期,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