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关于党史

今天我们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沐浴着晨曦的阳光，唱着春天的故事，我心情是那样激荡。然而，回首眺望走过去的历程，却是那样的曲折不平坦。你看那洒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多少风雨与沧桑。两次的世界大战，翻天覆地的解放战争，无数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一唱雄鸡天下白，唤来春天照人间。从此，我们的祖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看到了金菊含笑，听到枫叶流丹，闻到硕果飘香。还有那抖擞的雄姿震憾，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我欣喜地发现，20世纪也是充满活力和经济飞速的时代。它在灿烂的古代文化，有巨大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有实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京九铁路，世纪之交的经济大动脉，在城乡结合处拉响了充满企盼与追求的汽笛;三峡工程描绘着经济开放的轮廓;浦江开放，将中国改革开放继往开来;香港、澳门的回归雪洗了百年耻辱;奥运会领奖台上飘起的五星红旗，给雄鸡形的版图上镀上了金灿灿的色彩。还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明;海森伯量于力学的创造;核能的开发和利用;登上了月球的阿波罗与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抗洪的英雄伟，把人类文明推上了历史的巅峰，一个又一个杰出谷物，为人类社会树起了不朽的丰碑。回眸昨日，祖国成就辉煌，展望明天，我们豪情满怀新的世界，新的千年，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因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才竞争日趋激烈，那科教兴国该是治国兴邦的重大决策。新的世纪，我国要加入世界中等国家的列行，还有祖国宝岛台湾也即将回到母亲的怀抱。原子能、现代航天、分子生物、微电脑、电子信息的技术发展，都在期待着我。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感慨万千。面临科技发展的第五次浪潮，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说明人才是何等的重要，它是国家的财富，是振兴的希望。我们要勇敢地承担起世经重托，我们要跨越世纪的一代，是21世经的真正主人。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祖国、时代、人类命运联系起来，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良好品德，发扬创新精神，掌握实践能力，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做个新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宏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壮志在心头，扬鞭在脚下。让我们以满怀豪情再创新世纪的辉煌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就：在史学理论方面，抗战时期初步建构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华岗的《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对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传统治史方法的传承与扬弃，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史学意义，以及中国历史分期等史学理论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初具框架。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以详实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史前社会作了深入的考察，纠正了“疑古派”的一些错误推断，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主要矛盾、发展特点及停滞原因，开拓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代表作有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这些成果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时所取得的在古代史领域的重要地位。在通史编纂方面，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等，这批著作无论是在体系的合理性、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在观点的科学性、深刻性及创新性方面都处于当时史学界的最高水平。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在抗战前夕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史开了先河，打破了资产阶级史学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抗战时期，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著作，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学术思想都作了阐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也成为当时思想史研究的力作。这些学者都把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社会存在来分析社会意识，注重探究各种学术流派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这一点是旧史学所无法做到的。在中共党史方面，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对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研究的目的和对象、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党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为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在此阶段，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周恩来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著作；对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胜利与挫折都作了深入的探究，成为这时期党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而经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从成立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系统概括和科学总结。这些成就的取得，表明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已初步创立。扩展资料：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原因：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时代需求和社会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在驱动力。在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从历史深处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历史经验教训来指导和服务现实的革命与抗战事业，成为时代赋予史学家们的重大历史使命。另外，抗战时期史学界的频繁交流和激烈争鸣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环境。作为一名具有深厚史学素养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阐述了其革命史观，从而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高度评价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他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如何科学研究历史，毛泽东在其著述中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诸如：应运用马列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研究历史，反对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对历史问题反对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应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等等。延安整风运动中掀起的全党学习研究历史的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特殊契机。毛泽东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全党对历史的学习问题。他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号召全体党员都应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党自身的历史。在整风运动期间，《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革命文献的编辑出版，为当时及此后的党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基础。而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集这时期党史研究之大成，对抗日战争以前党的历史作了一个阶段性的科学概括和系统总结，对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都作出了正式的结论。“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是中共党史科学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典范之作。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中国史学界的旧格局。封建史学因其完全落后于时代而趋衰败，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思想观点，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赢得了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广泛赞誉和欢迎。不少史学家在这时期也深刻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无论是在对历史的宏观通识方面，还是在把握时代主题、揭示历史规律和服务社会现实方面，都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胜处和吸引力于是他们纷纷转变以往的治史方法，开始采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如吕思勉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认为唯物史观“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由于大批学者开始转而信奉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起来，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由于大批学者开始转而信奉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起来，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参考资料：中共党史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八十年前，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一个伟大的政党诞生了。她就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六年的风雨历程，八十六年的光辉灿烂，使我们的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领导核心，他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把党比做母亲，他用乳汁哺育我们长大，她把幸福留给我们，把苦难留给自己。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那么多党的优秀儿女，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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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车轮总是不停地向前转动，无关兴衰成败，更无关世事人情。转眼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2年的光辉历程，我们的伟大祖国也将迎来其64岁的生日。回首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之中，都既有波澜起伏、大浪淘沙的壮阔之景，也有止步彷徨、陷于泥沼的困顿之象。然而，“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无论是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还是误入歧途的反面警示，都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进而知兴替、明是非，为走好未来之路，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当今的中国，犹如一艘傲然驶于苍茫海上的复兴之舰，在暗流涌动、暗礁密布的改革“深水区”，新问题、新困难势必会层出不穷。然而，仔细研读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老问题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新问题是老问题的延续与发展，有的则是多个相关老问题的聚集与发酵，即便出现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全新问题”，其本质上也终究不会脱离我们促进党和国家和谐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出发点。因此，新形势下，重温“党史国史”，无疑对于提高党员干部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增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改革发展而言，用好“党史国史”这个“利器法宝”就要求我们吸取历史上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认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并结合实际提高运用规律指导当下工作的素质能力。既要以史为鉴“知不足”，通过重温“党史国史”中熠熠生辉、可圈可点的成功经验，比照并发现当前工作中做得不到位、不合理的地方，明确不足之处，做到心中有数；又要以史为鉴“避危险”，敢于正视并认真反思“党史国史”中我们曾经出现的失误与不足，做到深入剖析，深入理解，并能举一反三，以此有效避免在当前工作中上演“历史的悲剧”；还要以史为鉴“正衣冠”，在学习掌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其积极融入当前改革发展的现实背景之下，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提高应对改革发展中新问题、新矛盾的能力。　　“史乃今之鉴，今为史之延。”“党史国史”本就具有动态发展、不断向前的特点。低头看看我们当前所走的道路，无论是“依规照律保稳定”的平道坦途，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路，终究都会在历史车轮的转动下，碾压出清晰明了的条条辙痕，成为明日中国发展的借鉴之处。而究竟是“明鉴”还是“昏鉴”，终将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路走得如何。因此，要用好“党史国史”这个改革发展的“动态指南”，就要求我们要科学合理、谨慎细致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尽最大努力减少“血的教训”跟“痛的领悟”，将改革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人民，将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原原本本地留给后人，赢在当下更赢在未来，不断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向前发展，不断续写“党史国史”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