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振麟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早年在大豆和杂粮作物的遗传育种方面做过一些有成效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撰写过《玉米田间技术之研究》、《近代玉米育种法》、《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遗传研究》等文章。其中《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遗传研究》一文是他留美前在云南大学农学院进行7年研究的总结，1944年曾发表在中华农学会第25届年会论文集上；后经进一步整理，重新刊登于1946年《美国农艺学会杂志》上，引起国内外农业科技人士的重视。该论文荣获中央研究院1947—1948年度科学论文二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很重视生态研究。50—60年代，他广泛收集全国各区的大豆品种，分别在有代表性的地点试验，研究我国大豆不同基因型的气候适应性规律，1959年发表了《气候条件对大豆生长发育的影响》论文。嗣后又在不同纬度地区选点试验，研究大豆蛋白质、油分和碘价的变化规律，于1965年发表了《气候条件对大豆化学品质的影响》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对指导大豆科研和生产者正确进行大豆引种和提高大豆的品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丁振麟还指导他的研究生收集全国各省不同大麦基因型的品种3000余个进行大麦生态研究，并据此初步划分出我国大麦的生态区域，发表了《我国大麦区域的初步划分》的论文。这篇论文不仅成了我国大麦引种栽培的指南，而且为深入研究大麦生态区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1965年后的十余年，丁振麟担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身处逆境，但仍然凭借其通晓英、日、德、俄等多国文字的深厚功底，孜孜不倦地从事编译工作。经他组织科技人员编译的《作物产量形成与高产理论论文集》，1965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由他负责主编、定稿的《浙江农业科学论文集》，1980年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这两本文集都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较大的实用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民虽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但缺乏农业科学知识。丁振麟一方面鼓励教师编写通俗的农业科技读物，一方面自己也在百忙中编写了《大豆的种法》、《玉米的种法》和《甘薯的种法》等小册子，并主编了《农业生产技术问答》一书。他还经常为《浙江日报》的“科学生活”副刊撰写文章，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指导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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