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很多人对于陈丹青与北京贝贝特的铁杆关系嫉妒得眼红。各种关于天价版税的猜想众说纷纭。而其实,陈丹青只是与刘瑞琳合作惯了,当刘离开山东画报出版社,陈也就跟着转会。虽然当时,他其实并不太清楚这个新东家。出版界对于盈利的渴求,让刘瑞林感觉大家普遍有种焦急的短视。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明天,先把这个作者抢来再说,只靠高版税来吸引人,根本没有耐心交流、琢磨、维护。“这不是一种从容做出版的方式,我们从不抢作者,那没意思。要是认为用钱能买到一切好的作者,那他就错了。”2003年,刘瑞琳离开体制内的山东画报社,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她没有选择去三联、商务这样的老字号大社,刘瑞琳想做的是一种新型的出版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时在全国首先实践了异地建社的设想——北京贝贝特,这属于既在体制内又可以享受体制外的自由。这也正好符合刘瑞琳想要“上来透口气”的想法,那些年在山东画报出版社,让她真实地感觉到出版行业的那些束缚。那几年,整个出版行业改革慢是和“有饭吃”历史的关系很大。“有饭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享受政府拨款,依靠书号生存;而另一方面,靠教材出版,很多出版社日子也过得不错。这也正是喊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出版行业的改制,雷声大雨点小的关键。而北京贝贝特的这种发展方式,在当时属于介于体制内外之间的一种自由。自由意味着自食其力,但对刘瑞琳来说,一个企业只谈文化,商业上不成功,到最后一定还是走不下去的。困扰刘瑞琳们的最大问题,还有图书的定价。她时常问别人,花上百元看场电影,还是花一半的钱买本书?而遗憾的是,很多人往往用脚选择了前者。这让她时常困惑,是人们对做书的人充满了失望,还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沉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