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到老师们主办新青年影响而创办的北京大学学生刊物

北京大学的设立和易名，可以反映中国近代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和自下而上的辛亥革命两次探索救亡图强运动的成果及影响。但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戊戌变法的叛变者、辛亥革命的篡权者——袁世凯，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权力受国会限制，任期也有限制的民选总统，打起复辟做皇帝的主意，还为此广造声势，在全国开展了尊孔复古运动，以便奠定复辟的舆论基础。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许多接受了民主观念的先进知识分子不满，他们竖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主阵地，对其口诛笔伐。而为何选择北大作为主战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基本都是北大的教授。　　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陈独秀先后接触并介绍了苏俄传播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并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他们也成为了公认的早期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其中陈独秀还担任了多年的总书记。从这个角度讲，北大被称为我们共产党的摇篮也丝毫不为过，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也是从北大师生开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胜利的协约国集团的一员，参加了巴黎和会，谁知享受到的待遇竟然是失败者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而是“委任统治”，转让给了日本。这份耻辱传入国内，北大师生在1919年5月4日组织北京大专院校的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条约上签字”等口号，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兴起了。学生的爱国举动得到了上海工人、商人的支持，他们罢工罢市，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由此揭开。　　谈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不能忘记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蔡元培。正是因为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秉承的“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才使北大汇集中国的各界精英，才使北大不但成为了学术高低，还成为了革命者的摇篮。蔡元培除了容纳进步的知识分子，还在五四运动时期，为营救被捕学生四处奔走，避免了许多青年才俊的不幸牺牲。很巧的是，今天北大的成立纪念日为五月四日，众所周知，选择这一天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而知之甚少的另一点是，这一天同样也是蔡元培的生日。历史是做好的编剧，历史这部戏最为精彩，也最为奇特，开国大典时，礼炮齐鸣28响，隆隆震天，向全世界宣告了我国屈辱时代已经过去，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的新时代，而此时此刻礼炮的数量正是54门。至于为何选择54这个数字，有不同的说法，包括出席筹备新中国的政协团体有54个，代表全国54个民族，也有的认为是为了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就是五四运动。关于五四，新中国为纪念五四运动还设立青年节，以传承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而五四精神实际上又何尝不是指北大精神呢？

林海音生平 林海音自幼在北京读书，长大后曾就读于女师，后进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还曾当过编辑、图书馆馆员。这些职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她能较深入地了解旧北京的社会风貌，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她的成名之作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这段生活。1948年林海音同丈夫回到台湾后，即被刚创刊不久的《国语日报》聘为编辑。1951年《联合日报》创刊，她被任为《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她的丈夫为主笔。这一时期，她特别注意扶植和支持台湾的本土作家。如当时钟理和的稿子经常被退，林海音却常常使他的稿子重见天日。钟理和死后，林海音还替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雨》，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也在《联合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在主编《联合日报》副刊时，林海音刊登了一首名叫《船》的诗，内容是叙述有一艘船在大海里飘了很久，最后飘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了，于是陷在困苦之中。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影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把作者抓了起来，林海音也因此不能再编副刊了。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 1957午《文星杂志》创刊，林海音任编辑，同时又担任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她创办和主编了《纯文学》月刊，直到1972年《纯文学》停刊后，她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 1976年11月4日，中文报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开幕，林海音以台湾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她后期从事儿童文学。 林海音的文学生涯发端甚早，始于北京，而这一切同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焕文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汉学的熏陶，后来又在“国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日本教育，精通日文，曾任教于台湾新埔公学，著名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做过他的学生。后来林焕文远渡重洋到日本经商，在那里生下长女英子——林海音。以后又迁居北京，任邮政局课长。林焕文人缘好，又慷慨仗义，这对童年的林海音影响很大。 长大后林海音生活情趣广泛，不计牺牲，勇挑重担，慷慨助人，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承袭于父辈而发展于自身。由于父亲早逝，面对生活和社会的重压，林海音对社会的认识较之同龄人更成熟更深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创作小说的动力和源泉。在北京时，林海音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48年回到台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她撰写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大约是在1951年，林海音才真正走上作家的道路。她的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儿童读物等多种体裁，而以小说创作为主。 林海音作为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三个方面。关于兴办刊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她除了担任新创办刊物的编辑外，还亲自创办《纯文学》月刊达五年之久，并以选择作品质量高而享誉文坛，推荐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后来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其宗旨与《纯文学》月刊相似，选书认真，注意质量，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是台湾有影响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培育新人方面，林海音可谓为培育台湾文坛的一代新人倾注了心血，功绩卓著。60年代以来台湾涌现出的许多文坛新秀，多受她的提携和影响。这固然与她长期担任报刊编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自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造就新人的热情。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的一生可概括为“生前笔耕，死后成名”，他默默笔耕一辈子，生前不为人们所知，而他的死后成名却应归功于包括林海音在内的几位知音。林海音在《一些回忆》一文中曾说起这件事。钟理和死后，其长子写信给林海音，请求她能帮助出版其父的著作。林海音一口承担下来，然后用募捐来的钱出版了钟理和的作品《雨》，这时距死者祭日仅有百日；而死者的另一本书《笠山农场》也在其周年祭时出版了，完成了死者的最终遗愿。林海音还如同当年扶植钟理和那样，以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来提携钟铁民，使钟铁民逐渐成长为台湾小说界的后起之秀。钟氏父子从林海音那里受益良多，而身受这种恩泽的又何止钟氏父子呢？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1948年她回到台湾后，台湾的社会生活和乡土习俗又注入到她的生活积累当中，她也因此写了一些发生在台湾的人和事。总之，林海音的生活积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旧北京，一个来自台湾。

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解答，还要分析一下历史事件：1915年9月的时候，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他好转青年们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之后一系列事件之后，新青年在上海影响变大，在1916年的时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由上海迁移到了北京，目的是为了带动更多青年，特别是首都的青年。之后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然后又是一系列的文章发布，新青年又带动起来了又一批的人综上所述，因为新青年杂志编辑设在1916年时迁移至了北京，所以也影响到了北京的学生

巴黎和会在法国，怎么能影响到中国的学生？√吧，再说那时候没有电报么？还有，你没听说过比光速还快的就是流言了么？

1915年在上海创刊，1917年编辑部移至北京，1920年转回上海编印，关键是杂志所倡导的思想是深得人心，所以就会影响巨大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于是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刘半农、易白沙、吴虞，其中陈独秀为主编。1916年2月起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7年1月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 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8月9日，钱玄同对鲁迅进行拜访，并为《新青年》约稿，鲁迅应允。后来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回忆说：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此，鲁迅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关系日益密切。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浙江绍兴人。字豫才。1902年留学日本，初在仙台学医，后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1908年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后随政府迁往北京。8月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大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改由新青年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1921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又任主编直到1922年7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