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经籍志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唐代杜佑《通典》创立典制体,此后宋代郑樵的《通志·二十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相继而起,被后人合称为“三通”。在其影响下,又有各种断代典章体史的出现,由此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典章制度史系列,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特色。　　唐代杜佑所撰《通典》,作为最早系统叙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制的一部通史,开了这一史体编撰之先河。　　南宋郑樵的《通志》列入“三通”之一,则是通过另一途径。就郑樵本人而言,其原意倒并不在作典章制度史,他的抱负在著一部从秦汉以前至当代贯通古今的通史。《通志》是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大型纪传体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实就是“通史”之意。《通志·总序》有一解释:“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从郑樵的史学实践来看,其纪传部分如他自己所说,仅是“即其旧文,从而损益”,大抵只是删录袭用诸史旧文,并无多大价值。其创新的部分,主要就在《二十略》。　　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来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杜佑《通典》有着更多学术上的继承性。他“效《通典》之成规”,在整体结构上以《通典》为基础,加以继承发展。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对于《通典》原先没有论述的经籍、帝系、封建等门类,则“采摭诸书以成之”。　　于学术上原创与继承性的关系,“三通”在编撰上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通典》200卷,分为九类:即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在体例上以事类为中心,九典之中,再细分子目,叙述了自传说时代黄帝至唐玄宗时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的沿革发展,尤以唐代为详。文献通考》则在《通典》基础上扩充为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象纬、帝系、封建、物异、舆地、四裔。前十九门仿《通典》成规,后五门为《通典》原书所未有,系依据其他材料新增。全书348卷,以文、献、注三原则编撰,记事迄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以“所载宋制最详”为一大特点。郑樵《二十略》融会古今书志的丰富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综合整理,又极大扩充记事范围,尤以文化史方面的内容最为充实。就总体而论,三书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谓“常用纸文献”，是指以纸质材料作为载体的常见历史著作。倘若以传统的“四分法”为标准，则中国古代所有常用纸文献可以区别为三类：史部文献，经、子、集部文献，非四部文献。其一，史部文献众所周知，从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始，中国古代文献便开始“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在“四部”之中，史部排序第二，是专门著录传统历史文献的固定区域。史部之中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文献通过特定类目予以反映。例如若按体裁分类，其中有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那样的纪传体，有孔子《春秋》、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的编年体，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那样的纪事本末体，有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那样的典志体，有韩愈《唐顺宗实录》、钱若水《宋太宗实录》那样的实录体，有徐天麟《西汉会要》、杨晨庚《三国会要》那样的会要体，有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徐浩《通鉴纲目前编》那样的纲目体，有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那样的史评体，有崔述《考信录》、王呜盛《十七史商榷》那样的史考体，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那样的史地体，有梁元帝《忠臣传》、黄金《开国功臣传》那样的传记体，有朱熹《伊洛渊源录》、黄宗羲《明儒学案》那样的学案体等等；假如以时间、空间为标准，又可区别为其他不同类别的史籍。例如以时间划分，既有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的通史，又有班固《汉书》、荀悦《汉纪》那样的断代史；如以空间区分，既有陈寿《三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那样的国别史，又有常璩《华阳国志》、田雯《黔书》那样的地方史。如此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其二，经、予、集部文献依照传统观点，所谓史籍专指四部之中的史部文献，其实，群经、诸子和集部之中也不乏珍贵的史料和特定意义的史籍。诚如明人李贽所说：“《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轨也，故谓古经皆史也”（《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诸子百家之书，也多与历史关系密切。例如其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有关著作，可视为哲学史的第一手资料而诸如天文、历算、农学、医学、五行等方面的论述，则是研究有关学科问题及其发展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即使不被常人留意的“小说”之中，同样包含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容。至于集部文献之中，诸如奏议、游记之类的文献，本身就是直接记录史事、史迹的史料。关于经、子、集部中的重要史料，清人章学诚议论甚精。在《论修史籍考要略》中，他为史籍确立了“十五项原则”，其中：“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所谓“经部宜通”，系指“经”中有“史”，“‘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今六艺以圣训而尊，初非以其体用不人史也”。所谓“子部宜择”，系指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例如《周官》法典，多见于《管子》和《吕氏春秋》，列国琐事多见于《晏子》和《韩非子》。所谓“集部宜裁”，系指集部之书亦与史部关系至密。例如唐人文集之“间有纪事”，宋元以下文集也多有“传记志状之撰，书事记述之文”等等。其三，非四部文献四部以外的常用纸文献主要有以下六类：档案、地方志、类书、表谱图录、地下新发现史料、少数民族文献。这六类文献中的任何一类，都拥有大量的文献资源。仅以地方志为例，中国是地方志最丰富的国度，不单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其中之区域志，包括通志、省志、州志、府志、县志、镇志等；其中之专志，包括山志、水志、关志、寺志、书院志等；还有内容、体例不一的“杂志”。仅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的忡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就著录了各种方志8200多种。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史源探析[1]李立民[2][内容摘要] 本文分析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采录文字的史源问题。此书是接续清修《四库全书》的重要文献集成，择录文献颇可见编者的精审之处，惟成书仓促或锦藻个人在取舍上的识断之故，也存在不当之处。 [关键词] 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史源刘锦藻（1862—1934），初名安江，字澄如，晚号坚匏盦，吴兴南浔镇（今属浙江湖州市）人。祖辈原籍浙江上虞，后迁居南浔，务农为生。[3] 父刘镛，字贯经，经营蚕丝业发家，捐蓝翎光禄寺署正，以尚义好施闻名。锦藻自幼家资殷实，性喜读书，好善乐施。辛亥以后，致力于诸多地方实业，获资颇丰。其子刘承干，为近代著名藏书家，所建“嘉业堂藏书楼”，驰名海外。刘锦藻晚年以清朝遗老寄居青岛、上海，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享誉学林。《经籍考》是其中一篇。[4]该篇体例取法《文献通考·经籍考》，是一部具有断代史性质的辑录体解题目录。全篇收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大致上起乾隆五十年（1785），下迄宣统三年（1911），与《四库全书总目》相续接，学术价值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一些图书下辑录了原书的序跋，这些序跋介绍了图书内容，阐明了作者宗旨，有助于读书治学。笔者通过研读《经籍考》所辑录的序跋，追溯其史源后，发现其并非全文钞录，而是在史源择取中体现了其编纂宗旨。另外，在核对史源后，还发现了一些不足和错误。笔者拟对其史源致误的类型加以总结，并分析其致误的原因。 一、刘氏《经籍考》所用史源出处归纳 刘氏《经籍考》所用史源的出处大都本于原书之自序，或作者请友朋所写之序跋，书下常标明“某某自序略曰”、“某某序曰”等字样。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史源出处： （一）引用古今名人评论 如经部《周易二闾记》条，引用了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认为该书“近于寓言”的评论。[5]《集孝经郑注》条，引唐开元初刘元《孝经注》序认为“注《孝经》盖康成裔孙所作”的观点。[6]《后汉书补表》条，引用了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史表的看法：“以刘知几之学识，尚谓史之有表烦费无用，读者缄而不发。”[7]还有引用古诗句为史源。如《泾川丛书》提要中引李白诗，《泊鸥山房存稿》提要中引袁枚过良乡，见旅店题壁之诗等等。 （二）采用史志目录书 刘氏书还以一些史志目录书为史源，以考一书卷数记载差异，或类目之异同。如经部《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条：“《汉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8]史部《明史考证捃逸》条：“《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四库简明目录》独称三百六十卷。”[9]法家类后案引《汉书·艺文志》述杂家源流，又引《四库全书总目》述其析分子目概况。[10] （三）以文集、札记为史源 如《经义杂记》条，刘氏认为该书经过了后人改定，其书前阎若璩之序也是伪托，因为“查阎序不见于《潜邱札记》附刻诗文内”[11]。又如《鲒埼亭集》条：“目录后有刻书跋，不著姓氏，严元照谓出萧山汪继培手。”[12]此处引严元照《晦庵学文》考其书跋作者。有些还引用了文集中的人物传记。如王太岳撰《青虚山房集》条，引王昶为王太岳所撰《行状》之言，论其著作流传状况。[13]在邓显鹤所撰《沅湘耆旧集前编》提要中还引用了曾国藩《邓显鹤传略》之语，以述其著述之勤。[14] （四）以方志、图集为史源 如《传经堂丛书》条，引浙江乌程县之《县志》考该书作者凌堃的相关事迹和著作。[15]再如《汉西域图考》条，引《皇舆西域图志》所载新疆行政划分，以考其府县分合。[16]又如《斲砚山房诗钞》条，参考了《浙江忠义录》、《嘉兴府志》、《海盐县志》等记载，以评该书作者沈炳垣。[17] 以上可见，刘氏《经籍考》引用史源类别虽多，但很难堪称广博。其中有些征引的内容也不过只言片语，过于琐碎。值得关注的是，刘氏在引用这些史源时，并非一味钞录，而是有所择取，体现了其编纂宗旨。 二、刘氏《经籍考》择取史源的宗旨 刘氏《经籍考》对史源之择取颇为谨慎：“所引原文有篇幅过长，其首尾格套及中间无甚关系，或摘取条段者，胥就字句节删，罔敢增易。惟节删及章段者，则曰略称，用示区别。”[18] 尤其于书籍旨要、学术发展背景、作者行事、书籍刊印流传等诸要点摘录，颇具裁识。 （一）揭示书籍旨要唐人毋煚以为，目录书之解题，“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洞，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19] 这是目录书解题最可称道之处。书籍要旨之揭示也常常体现出作者之裁识。《经籍考》于一书之旨要节取精炼，颇益研读。如经部焦循撰《尚书补疏》条引焦氏自序云：“说《尚书》者多以孔《传》为伪，然《尧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伪也。即魏晋人作传，亦何不可存其说之善者。”[20]刘氏《经籍考》节录焦氏此语，阐述了其对“伪书”的辨证观点，从而也揭示了是编补疏《尚书》广收博采的宗旨。 又如史部魏源撰《海国图志》条引左宗堂序曰：“魏子数以其说干当事不应，退而著是书。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言必有伦，所拟方略非尽可行，然大端不能加也。”[21] 据此可知此书欲借西学，以达到开阔民众眼界的经世之旨。 （二）注重学术背景的引用 刘氏《经籍考》在节录序言之时，注重节录有关学术发展史，这有助于读者对学术发展概要的把握。如史部张德容所撰《二铭草堂金石聚》条，刘书据张氏自序，历数清初以来的金石学著作，并加评论，指出了其中以博考和精审著称之作，简要勾勒和评价了金石之学从清初至乾嘉时期的发展脉络，有裨于阅读参考。 又如子部李善兰所译《译重学》条，引李氏自序阐述重学分动重学、静重学两科。动重学又分力、质、速三率，“最要者有二，曰分力，曰并力。曰重心，则动、静二学之所共也。”[22]《经籍考》节录重学有关常识，阐明重学之有关理论，为读者指明了相关学术背景。 （三）介绍作者行事 介绍作者之行事始于《别录》、《七略》。余嘉锡先生云：“观《别录》、《七略》之所记载，于作者之功业学术性情，并平生轶事，苟有可考，皆所不遗。使百世之下，读其书者想见其为人，高者可以闻风兴起，次亦神与古会。”[23]《经籍考》于史源中便十分注重对作者行事之节录。如经部焦循《易通释》条云：“据循自序谓童年好《易》，其父命释‘《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两语，乃复见于《小过》者，厥义何在。由是研精三十年，订此二十卷。”[24]通过摘引焦循幼年学《易》之事，以此阐明焦氏于《易》学用功甚深，其书乃焦氏多年研讨之结晶。 再如子部汤鹏所撰《浮邱子》条《经籍考》引《清史稿》汤鹏本传语曰：“每遇人则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25]是编乃汤氏不得志而发愤之作，从《经籍考》节录中可见汤氏性情，由此亦可窥见是编言辞主旨之激昂。 （四）阐明刊印流传 有些书籍在长期流传中散佚失传，故详细记录其刊印流传信息，对考索逸书十分重要。刘氏《经籍考》史源颇注重对书籍刊印流传的记录。如经部吴骞《诗谱补亡后订》条引吴骞自序云：“郑氏《诗谱》旧本三卷，欧阳公得残本于绛州，手为补其亡书，亦三卷。近止一卷，颇多讹缺，休宁戴东原复为考证，其疏阔处间亦不免。爰从各本重加校定，稍参鄙见云。”[26] 指出郑玄《诗谱》亡佚后，尝经欧阳修、戴震之手流传，为寻绎《诗谱》逸书提供了线索。 可见，刘氏《经籍考》在史源的择取上宗旨鲜明，所辑录的有关图书信息有助于学者读书治学。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史源误引、史源节略失当、对史源缺乏考证等有待完善之处。 三、刘氏《经籍考》史源致误举要 对于史源的考察，史学家陈垣先生曾提出四个要点：“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的确：计算，比例，推理。”[27]综合上述四点，刘氏《经籍考》在史源上也存在四方面不足。（一）史源误引 刘氏《经籍考》所引用史料间有与原文歧误。如茹敦和撰《周易二闾记》条，《经籍考》驳李慈铭谓是编近于寓言。[28] 但考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所云：“茹氏之《易》，以此种为最佳。其诠象解义，多本汉诂，援据经史，疏证名通。惟假设茶闾、姜闾二人问答之辞，自相驳难，盖仿西河毛氏白鹭洲主客说《诗》之例。然时涉谐谑，近于小说；又往往泛引不根，或存两可之词，是其病也。”[29] 则李氏对是书赞赏有加。其所谓“寓言”者，乃针对“二闾”之名，非对是书之内容。再如任兆麟撰《夏小正注》条，《经籍考》以王鸣盛为其所作序言为史源，云：“是编本郑仲师《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条在三月。又移“时有见稊始收”一条在五月，又补入“采芑鸡始乳”二条，王鸣盛序以为确当云。”[30] 然考王鸣盛序，其肯定了任氏将“主夫出火”一条改在三月和“时有见稊始收”一条改在五月，但并未提及“采芑鸡始乳”二条之事，《经籍考》误引史源。又如孔广森撰《春秋公羊通义》条，《经籍考》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语，将《公羊》、《谷梁》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31]， 转述为“魏晋以来，公羊久成绝学”[32] 。但据阮元称：“六朝时，何休之学犹盛于河北，厥后《左氏》大行，公羊几成绝学矣。”[33] 则六朝时公羊之学尚有传述，其成绝学不当在魏晋。 （二）史源节略失当 有些史源因刘书引证不充分，致使与原文有所差异。如毕沅撰《续资治通鉴》条曰：“（毕沅）乃博稽群书，考证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讫元，为《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34]刘氏《经籍考》此条出自冯集梧为是书所作之序，冯氏原文云：“兹书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而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等书，以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十余种。”[35] 则其取材不只正史。再如王鸣盛撰《尚书后案》条曰：“是编专宗郑康成注，郑注亡佚者，采马融、王肃注补之。”[36]刘氏《经籍考》此语出自王鸣盛自序，但王氏原文曰：“予遍观群书，搜罗郑注，惜已残阙，聊取马、王传疏益之，……马、王传疏与郑异者，条析其非，折中于郑氏。”[37] 马融虽为郑玄之师，但马氏专主古文经学，郑玄古今文经学兼治。王肃为学则专立异于郑氏，故马注、王注与郑注皆有抵牾之处。是编所采马融、王肃之注乃皆与郑氏相合者，其异者皆“折中于郑氏”后，方予以引用。又如周春撰《辽诗话》条，《经籍考》引沈德潜序曰：“春博采群编，凡涉辽诗，无不摭入，上自宫廷，下及谣谚，可昭法戒。”[38] 但考沈德潜序云：“海宁周生芚兮，博采群编，凡涉辽诗，无不摭入，以正史为宗，以志乘说类为佐，上自宫廷，下及谣谚，事典而核，语赡而雅。”[39] 周春亦自称：“余所采，以史为主，而说部地志之属佐焉。凡事与辽涉，及后人赋辽事者，悉行附载，取其足与正史相发明，亦裴松之《国志注》例也。就中颇示褒贬，垂功戒，岂徒夸广见而侈异闻哉！”[40] 据此，是编虽广收博采，必以正史为折衷，刘氏《经籍考》引证不够充分。 有些史源因刘氏《经籍考》节略不当，以致失去作者撰写主旨。如王先谦编《续古文辞类纂》条，刘书节录王氏自序，但于“惜抱遗绪，赖以不坠”句后，略去“逮粤寇肇乱，祸延海宇，文物荡尽，人士流徙，展转至今，困犹未苏。京师首善之区，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诸老声气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而况山陬海澨，弇陋寡俦，有志之士生于其间，谁与拔濯而振起之乎？观于学术盛衰升降之源，岂非有心世道君子责也！”[41]若此段文字不录，则似此书仅为续文补缺而已，致使王氏“以文济世”之志不显。[42] 再如王念孙撰《广雅疏证》条，刘氏《经籍考》于提要中仅摘录王念孙于自序中所言此书字讹、字脱、错乱者之数，未及是书学术宗旨。据段玉裁序云：“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43] 可见声音于训诂之重要。王念孙亦云：“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44]刘氏《经籍考》未节取史源中的要点，致使王氏该书“因音求义”的学术宗旨不显。 他如刘氏《经籍考》节略史源过于求简，致使语意前后不详。如彭兆荪撰《小谟觞馆文集》条，引王芑孙言：“斯文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45] 考其自序，所谓“斯文未坠”，当特指骈体排偶文，刘氏《经籍考》截取有失连贯，致使语意不明。 （三）对史源缺乏考证 刘书对所采史源缺乏考证，有因误致误之病。如引丁晏《尚书余论·序》中语认为，《古文尚书》乃王肃伪作。而后儒皆不加辨别，“遂误信之，而莫能发其覆”[46]。然对伪《古文尚书》首先提出质疑者，学者公认为始于南宋吴棫。朱熹又在此基础上有所阐发，明梅鷟亦撰有《尚书考异》，至清阎若璩、惠栋等皆辨其伪。又据胡玉缙云：丁宴该书“因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以古文为梅赜伪撰，其说未核，惠栋《古文尚书考》、王鸣盛《后案》、李惇《群经识小录》疑作于王肃，其说是矣而未能明畅，爰作此以申辨之，故曰‘余论’。”[47]丁宴不过在惠氏、王氏等人基础上引而申之。可见自宋以来，学者对伪《古文尚书》已有所辨，刘氏《经籍考》所言后儒“遂误信之，而莫能发其覆”失考。再如褚寅亮撰《仪礼管见》一书，刘氏《经籍考》节略其序言曰：“寅亮邃于经学，谓宋人说经好为新说，至元吴兴敖继公撰《集说》，虽采先儒之言，实自逞私臆，专攻郑学。故寅亮著是编驳正之。”[48] 但考《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敖继公撰《仪礼集说》提要云：“于郑注之中，录其所取，而不攻驳所不取，无吹毛索垢、百计求胜之心。……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49] 又考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礼是郑学，无取妄滋异端，君美（继公字君美）务加诋訾，未免沿宋学习气。然其于郑注有所去取而无所攻击，其中所改经字亦皆各有所本，具详每卷后正误条内，知非出于臆改。”[50] 据此，褚寅亮所评敖继公未免有失公允，《经籍考》径直引用而不加辨别。 又如焦循撰《春秋左传补疏》条，刘氏《经籍考》录其自序以为：杜预为掩司马懿之奸而撰《左氏春秋集解》，“循撰此编摘其奸而发其覆，以求合经旨，可谓善读《春秋》者矣。”[51] 然刘文淇则云：焦循“以杜氏之妄，并诬及《左氏》，则大谬矣。”[52] 焦循在驳正杜预《春秋集解》之时，不应连及《左传》。刘氏《经籍考》并未对焦氏自序详加甄别，徒信其说。 （四）略去史源出处 一是原文作者本标有出处，刘氏《经籍考》删之。如经部姚配中《周易姚氏学》条曰：“故其自序有云：《乐》、《诗》、《礼》、《春秋》五者，五常之道，相次而备，而《易》为之原。”[53] 此语实出自《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序》，姚配中于序中已标明，刘书删之，致使读者误以为姚氏之言。又如焦循撰《礼记补疏》条：“循自述曰：礼以时为大，蔽千万世制礼之法，而训诂名物亦所宜究，用撰是编论列之。”[54]“礼以时为大”乃焦循引《礼记》中语，刘氏率意删去。 二是《经籍考》某些“臣谨案”之语，全文直钞录它文而来，却不标明出处，会使读者误以为刘氏自言。列举如下七条：（1）柳兴恩《谷梁大义述》条解题，钞录柳兴恩《谷梁大义述·叙例》中语。[55]（2）焦循撰《孟子正义》条解题，钞录阮元所作《通儒扬州焦君传》中语。[56]（3）陈鱣撰《简庄疏记》条解题，钞录自书后张钧衡之跋。[57]（4）王引之《经义述闻》条解题，钞录于书前阮元序文。[58]（5）陈鱣撰《经籍跋文》条解题，钞录自书前吴骞之序。[59]（6）汤鹏撰《浮邱子》条解题，钞录自梅曾亮撰《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60]（7）莫文泉撰《研经言》条解题，钞录自书前陆懋修序。[61] 此外，对于个别文人应酬之作，显然属于友朋溢美之语，刘氏也不加甄别。如集部王云撰《烟霞万古楼文集》条曰：“钱泳序略曰：仲瞿之学无所不窥，而尤工于骈体，直可压倒齐、梁云。”[62] 方东树撰《仪卫轩文集》条，刘氏《经籍考》引其友管同语曰：“其识卓有过人者，宜其文之冠于吾辈也。”[63] 有些史源择取还颇受时代局限。如集部曾国藩《曾文正公诗集》条，刘氏《经籍考》以《清史稿》曾国藩本传为史源，评其为“以削平粤寇难为中兴第一名臣，其文学以并世无匹云”。[64]特别是在一些奉敕修撰的书籍下，长篇累牍地钞录御制序言，过于繁冗。诸如此类皆应有所删裁。 《经籍考》在史源上之所以出现若干失误，究其原因在于成书过于仓促。《清朝续文献通考》定稿后，刘锦藻急于成书，他曾委托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刊行，但张元济回复云：“惟期限一层，更觉为难，弟实有赧于启齿之处。据谓两年之说，断办不到。……询以究需几何年月，总称无从预定。弟初意两年之期，已属甚宽，不料竟相去甚远。殊觉无以仰副雅意。”[65]与商务印书馆商议未果后，于次年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便匆匆另行出版。曾为该书校订的前侍郎陈毅言：“惟《皇族》门以假钞玉牒，值乱未竟，遂仍（劳）乃宣之旧。余稿创而未脱，因锦藻催急，举而归之，亦可惜已。”[66] 可见《清朝续文献通考》由于急于付梓，校订方面存在一些遗憾，错误也就难免。 另外，刘锦藻虽然自幼便“博洽群籍，与伯兄紫回水部同为名诸生”[67]。但自从及第后，便不再专心于学术，而是将主要经历放在了经商上。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友合资300万银元，在汉口创办暨济水电公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上海创建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并担任经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与汤寿潜合议集资100万元入股浙江兴业银行等等。这使得刘锦藻商务缠身，很难将精力全倾注于《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纂修上。故张舜徽先生认为，刘氏《经籍考》错误缺漏严重，“有些错误是出乎意料的”[68]。 总体而言，刘氏《经籍考》能够依据原文如实钞录或节略史源，以阐明书籍大义要旨，简明扼要，颇具裁识。但因成书仓促及刘氏个人等因素，在史源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是学者在利用该书时应当注意的。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