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战略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影响论文

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加固美国地位

“梭罗政治思想述评，”15000字，《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从日本超级计算机产业的崛起看日本在日美高科技竞争中的比较优势，”6000字，《当代亚太》1995年第2期“美蒙关系与美国的亚太政策，”5000字，《世界发展研究》1996年第17期“第一届克林顿政府的对日政策，”20000字， 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美日互动关系的演变，”6000字，张蕴岭主编：《合作还是对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冷战后美日关系的调整，”30000字，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获2000年社科院优秀成果二等奖）“1996年总统选举与美国社会的保守主义思潮，”5000字， 《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1期“1996年美日同盟取得的进展，”7000字，《世界发展研究》“美日同盟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合著），8000字，《当代亚太》1998年第3期“中国对南亚核危机的立场，”（英），5000字，日本国际交流中心2000年出版“美日同盟与地区安全，”18000字，《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 （获2001年美国所优秀成果奖）“首脑互访以来的中美关系及朱镕基总理访美，”7000字， 《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3期“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分析，”5000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年第4期“小布什上台以来的对华政策，”8000字，《当代亚太》 2001年第7期“复合型结构-对东亚政治、安全格局的一种解释，”8000字， 《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4期“论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18000字，《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 （获2004年美国所优秀成果奖）“国会与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18000字，《太平洋学报》 2001年第3期“解析美国的反恐怖战争，”8000字，《当代亚太》2001年第12期“影响国会外交安全政策的因素及冷战后的新特点，”16000字，《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2001年世界形势的一些特点，”8000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年第3期“霸权稳定模式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10000字，《当代亚太》2002年第7期“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12000字，《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4期“‘911事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6000字，王缉思主编：《2002年美国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5000字，王缉思主编：《2003年美国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论中国的外交战略，”（英），10000字，王缉思、国分良成主编：《中国的崛起与东亚秩序的变化》，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出版，2004年4月“布什外交战略的调整，”8000字，《当代亚太》2003年第2期“从‘制度霸权’到‘新罗马帝国’，”6000字，《国情报告》，2003年4月“新保守主义的未来，”8000字，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大选与美国外交政策走向论文汇编》，2004年11月“关于多极化的一些思考，”20000字，《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12期“2004年美国大选及其对美国内外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影响，”6000字，中联部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年鉴“2004年美国大选及其影响，”8000字，《2005年美国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观察中美关系发展的三个维度，”12000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解读布什2006年国情咨文，”6000字，《当代世界》，2006年第3期“从‘利益攸关者’到‘建设性合作者’——胡锦涛主席访美与中美关系,” 6000字，《当代世界》，2006年第6期“透视世界核问题”，8000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5期“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演变”（英）10000字，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德国卢森堡基金会编：《中东局势及发展前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4月“推进互信的平台——中美战略对话回顾”，6000字，《当代世界》，2008年第3期“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18000字，《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于美国“重返”亚太的提法，学术界颇有异议，尤其是美国学者几乎都强调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太，因此根本谈不上“重返”一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重返”亚太之说其实并非来自中国，其来源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7月22日在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时的一段讲话。当时，她说：“美国回到东南亚了（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 in Southeast Asia）。奥巴马总统和我都相信，本地区对全球的进步、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我们希望，就我们所面对的广泛挑战——从地区和全球安全到经济危机到人权和气候变化——与东盟伙伴全面接触。” 很显然，就“be back”这个短语而言，将其解释为“return”或翻译成“重返”应该说没什么大错。由此，美国“重返”东南亚、“重返”亚洲、“重返”亚太就浓墨重彩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美国自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当然没有离开过亚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和重要性就是恒定的或者一直是很高的。实际上，就在本世纪初，由于反恐以及战略关注向中东地区转移等因素，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入有所降低，以至于受到不少抱怨。正是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自上台时起就急切地想要向亚太地区宣示“我们回来了”。而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力量投入的增加以及对领导权的重新宣示都无疑会给人以“重返”的印象。因此，美国“重返”亚太这一提法突出了美国亚太战略变化的一面，其得到普遍使用和广泛流传是有道理的。“重返”亚太的多重考虑奥巴马政府重视亚太，除了总统本人的亚太经历，美国在经济上对亚太地区的倚重是首要原因。2009年是奥巴马政府上台第一年，也是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试图走出战略困境的关键之年，因为如果新的政府、新的选择仍然无法将美国带出困境，那么美国人显然会对其处境更加失望。因此，2009年对美国来说非常关键，而在那一时刻，世界上似乎只有亚太地区仍然显示着发展和摆脱困境的机遇。对于美国来说，亚太既是许多商品的生产地，又是其债权购买者的聚集地，而且，全世界没有哪个地区像亚太一样，有几亿人口正在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如此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是美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经济考虑是奥巴马政府反复强调亚太重要性的首要方面。从政治上看，奥巴马政府在上台之初就高调表示要“重返东南亚”也是显示其不同于前任，着力“改变”的重要内容。亚太地区被认为是小布什政府在外交上的唯一亮点，但即便如此，民主党人仍然认为有“声讨”的余地，因为东南亚国家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不断抱怨美国忽视这一地区，这为民主党人在亚太地区显示其比前政府“高明”提供了契机。正因为这样，奥巴马政府所谓的“重返亚太”、“重返亚洲”，说到底是从“重返东南亚”开始的。当然，美国一旦在东南亚取得了进展，其脚步就不可能停留在马来半岛、中南半岛。从天安舰事件到中国南海问题，从钓鱼岛撞船到延坪岛炮击，美国以东南亚为起点全面铺开了其在亚洲的战略部署。当然，在美国重新思考其亚太战略时，中国因素不会不起作用。中国在亚太地区取得的进展成为美国用来说明其在亚太地区作用下降、需要战略调整的最好佐证。但是，将中国作为参照物并不等于说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对手。从2008-2009年的中美关系以及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来看，美国并没有将中国界定为对手、威胁或敌人，而是将中国视为机遇或者可以合作的伙伴。因此，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有对华防范和警惕的一面，但是也不能简单化地归结为对付中国。否则，就有可能片面理解地区形势、夸大美中矛盾，并最终对中国亚太甚至整体外交政策产生负面影响。“重返”亚太的负面效应然而，即便美国不是要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美国调整亚太战略也会给中国造成很大影响。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里，亚太地区摩擦不断，中美之间本来就相当薄弱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受到打击。美国亚太战略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负面的效果，至少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全球和地区权力结构中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力量出现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对地区和其他国家造成很大影响。美国调整亚太战略，一方面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力量结构，另一方面也改变许多国家的战略盘算，使该地区原本比较稳定的状况动荡起来。对于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来说，中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使他们既不希望这两个国家联手“共治”，也不希望这两个国家发生对抗。于是，他们主动影响美国的亚太战略，在中美关系中打入楔子。其结果是，大国之间疑虑重重，而地区合作也失去了动力。第二，奥巴马政府在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时实际上并未形成完整的亚太战略。在奥巴马政府刚上台时，对于要加大对亚太的投入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怎样加大投入、在哪些方面投入、最终要形成怎样的局面等等其实并不清楚。作为“领导”的美国在战略规划中出现“空档期”，显然会给地区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在许多国家观望、揣测美国亚太方案的同时，亚太地区原本相当活跃的地区合作和多边倡议突然停顿下来，而这种情况在亚太地区出现摩擦的情况下就显得更加消极。第三，美国“重返亚太”具有改变现状的特点，这不可避免地将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由于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国家，人们通常将其视为“维持现状”国家，因为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崛起国要改变现状，而霸权国则是要维持现状。但是，这种教条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当前的“重返”亚太战略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过去一段时间里亚太地区的现状，从当前的地区权力分配中挖走一部分利益。因此，美国政府当前的亚太战略调整具有改变现状的特点，它势必触及和影响中国的利益，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中美应妥善处理分歧因此可以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有鉴于中美关系对于维护地区及全球安全的重要性，两国应该谨慎和妥善地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努力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及地区局势向建设性方向发展。中美要发展建设性关系，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议程设定，也就是说双方推动的主要议程应有助于增加彼此信任，而不是增加猜疑或突出分歧。以此判断，美国当前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固有分歧为借口、以“硬安全”问题为抓手的“重返亚洲”战略无助于建设性互动关系的建立。美国要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就应该更多考虑其行为怎样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不是利用地区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来达到其提升地区权力的目的。二、机制建设，也就是说双方推动的机制建设应该相互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或针对对方。就此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其同盟体系建设将无助于在本地区形成建设性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因其冷战性质不适合成为中美安全合作的平台。三、分歧处置，也就是说双方在处理分歧时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对话机制建设，并在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新设立了战略安全对话与亚太磋商两个重要机制，这为双方保持沟通、积极对话创造了条件。但是，设立渠道只是处理分歧的技术手段，而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些分歧才是问题的关键。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显然无助于中美之间构建建设性关系。中美应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相向而行，为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努力。

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加固美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