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文学杂志

1910年以后，日本对朝鲜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此间前后，崔南善（1890~1957）在他创办的《少年》、《青春》等杂志上，发表他和李光洙（1892~1951？）的新体诗和现代小说。1919年爆发的全民性的反日运动，促进了进步力量的兴起。在日本执行“文化统治”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进入朝鲜文坛。“创造派”、“白潮派”、“废墟派”等文学流派，将欧洲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引进朝鲜。在金东仁（1900~1951）、廉相涉（1893~1963）、朴钟和（1901~1981）等代表作家的作品里，充满了颓废、感伤。1923年，在国内外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一批文学新秀组织了文艺社团“焰群社”，首先举起革命文学的旗帜。他们的作品多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之情，所以，又称“新倾向派”。著名作品主要有宋影（1903~1979？）的《黑暗的村庄》（1923）、《日益扩大的人群》（1924），崔曙海（1901~1932）的《故国》（1924），李箕永（1895~1984）的《穷苦的人们》（1924）等等。崔曙海是新倾向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之一。他自幼家境贫寒，16岁时即四处漂泊，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使他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与不幸。因此，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和强烈的反抗情绪。他的几十篇短篇小说分别结集《血痕》（1926）和《红焰》（1931）出版。著名的《朴石之死》（1925）写因无钱求医而死了独生子的老妇对金钱社会的诅咒。《饥饿与杀戮》（1925）的主人公京洙因找不到工作而被逼发疯，并发出要“砸烂这个鬼世界”的怒吼。代表作《出走记》（1925）中的主人公朴君善良、勤劳，曾怀着“开辟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弃家出走，但结果仍难以生存。经过5年痛苦挣扎与求索，终于认识到“对于这种只能维护和纵容那些虚伪、奸邪、残暴和懒惰者的制度”，“不能置之不理”，他最终走上了觉醒并反抗之路。朴君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因此这篇小说也成为新倾向派文学的典型之作。1925年8月，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成立，它是以原来新倾向派作家为基础组成的。“卡普”初期沿用原文艺社团焰群社的纲领。1927年9月“卡普”改组后，制定了新纲领，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翼开展无产阶级的艺术运动”。“卡普”主张以文学创作教育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新倾向派到卡普的成立、改组，标志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从萌芽、发展到高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1927）、李箕永的短篇小说《元甫》（1928）和长篇小说《故乡》（1933）、韩雪野（1900~）的短篇小说《过渡期》（1928）和《摔跤》（1928）、宋影的剧本《拒绝一切会客》（1929）等。“卡普”以其强烈的革命色彩引起日本统治者的仇恨，于1931年和1934年先后两次对“卡普”作家进行逮捕、镇压。1935年“卡普”被迫解散。但“卡普”文学的巨大影响不可低估，它支配了1925~1935年间的朝鲜现代文坛。赵明熙是“卡普”文学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他20世纪20年代初写的抒情诗，有着较多的感伤和神秘主义色彩。从日本归国后所写的剧本《婆娑》（1923）、诗《在春天的草地上》（1924）等，表明他创作思想的进步。1925年他积极参与组织“卡普”，此时创作的作品主要描写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如短篇小说《到地下去》（1925）、《低气压》（1926）、《洛东江》（1927）、《春善》（1928）、《儿子的心》（1928）、《美妮和龙儿》（1928）等。其中《洛东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朴成云是洛东江畔渔民的儿子，他苦苦探索反日独立之路，最终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这篇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朝鲜人民革命运动和反日斗争的一个缩影。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朝鲜各方面的统治，进步作家已难以公开活动。只有在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产生、发展的革命文艺，如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政论等，为朝鲜现代文学史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血海》（1936）和《卖花姑娘》（1930）等，都是著名的戏剧。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人民也迎来了自己的解放。但是几年之后，朝鲜北部和朝鲜南部分别成立了两个国家，于是朝鲜现代文学实际就成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现代文学。朝鲜解放后40余年来，无论是在反美侵略的解放战争，还是在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老作家一同创作，将现代文学不断推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朝鲜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赵基天（1913~1951）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1947）、朴世永（1902~）的长篇叙事诗《密林的历史》（1962~）等；描写土地改革的有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1~2卷，1948~1960）、千世峰（1915~）的长篇小说《大河奔流》（1964）等；描写祖国解放战争的有黄健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1952）、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1953）、石润基的长篇小说《时代的诞生》（1964）等；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和千里马运动的有李北鸣（1908~）的中篇小说《劳动的一家》（1947）、权正雄（1925~）的短篇小说《百日红》、赵白岭（1913~）的剧本《红色宣传员》（1961）、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1963）、李根荣（190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1957）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理解和感受。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于民族灾难之中。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和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在韩国人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此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蜂拥而入，一批年轻的文学青年形成了80年代韩国文坛上的“战后文学派”。战后派作家的作品，内容上主要宣泄战争中郁积的苦闷，揭露战争给人性带来的毁灭；形式上否定文学传统，竭力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大胆变革。战后文学派的主要作家有吴永寿（1914~）、孙昌涉（1922~）、金声翰（1919~）、徐基源（1930~）、河瑾灿（1931~）等。孙昌涉和徐基源是战后派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孙昌涉的小说《血书》（1955）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忧郁、压抑的气氛中描写了主人公所受的非人侮辱与绝望心情。作品中无论是白痴少女昌爱、残废军人俊锡，还是失业者达寿、无望诗人奎鸿等，都是麻木、漠然、反常的被弃者。通过他们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苦苦挣扎，反映了韩国战后的社会现实。徐基源的名篇《深夜的拥抱》（20世纪50年代）不仅描写了战争对人性的毁灭，而且笔触深入主人公的灵魂深处，写出了他的觉醒。主人公从战场上偷跑回家想看望病危的妻子，但又痛感自己罪孽深重而无颜去见。总觉得他曾强奸并杀害的一个姑娘仿佛就是妻子。最终他的人性得到觉醒，决心回到妻子身边去。如果说韩国20世纪50年代文坛的主流是战后派文学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新感觉派的出现也堪称是韩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这派作家一反战后派文学过分执著于表现历史的倾向，反对从“悲剧性的历史出发来感伤和哀叹”，主张努力去“探索现实与未来”。他们格外强调语言技巧，注重语言的感觉、意象的跳跃和心理分析，提倡到“无意识”中去寻找创作源泉，竭力表现梦境和幻觉。新感觉派作家主要有金承钰（1941~）、朴泰洵（1942~）、徐廷仁（1936）、金成一（1940~）等。金承钰大学时代发表处女作《生命演习》（1962），确立了在韩国文坛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说《汉城，1964年冬》（1965），描写寒冷的冬天，在汉城一家酒馆里，无耻的主人公“我”和一个姓安的大学生偶遇一中年汉子。“我”因出身卑微、升学无望，当兵作公务员，都觉得无意义；大学生“安”虽为不愁吃喝的富家子弟，也同样感到空虚、困惑；中年汉子更惨，爱妻得病死在医院，他卖妻子尸体领到一笔钱。他用这点钱求人同他聊天，以解除孤独与绝望。但最终未能使他得到解脱，第2天他在客店自杀。在这3个人物身上集中概括了韩国当时一代人的彷徨、悲观、空虚、失落、百无聊赖的精神面貌。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文坛也出现了色彩纷呈的景象。这时，纯文学、暴露文学、商业文学等，都异常活跃。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采用最多的表达方法，为人们所追棒。在作家队伍里，中青年作家思想表现敏锐，不少成为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也较多受关注，这些作家作吕是：黄皙暎（1943~）的描写劳资矛盾的小说《客地》（1971）；女作家朴景利（1926~）的反映近代农村生活史的长篇历史小说《土地》（1~3卷，1969~1978）；赵世熙（1942~）的深刻揭示韩国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的12篇系列小说《矮子射向上空的小球》（1978）；李范宣（1920~）的描写社会底层市民生活和心理的《黑海峡》（1976）和《白乌鸦的手记》（1979）；女作家孙素熙（1917~）的以心理描写见长富于抒情色彩的《黑夜》（1974）和《华丽的我们》（1978）；千胜世（1938~）的（1974）写占领军的专横野蛮与兽性的《黄狗的悲鸣》。由于这些作品代表了韩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因而在文学史上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小说月刊》杂志社 ，由中国文联下属的吉林省文联主办 ，1989年创刊，是当时全国最畅销的杂志之一，十几年后的今天，它又顺应了当前形式，引进私企资金，重新打造最有“才情”及“趣味”小说市场，是一个新的挑战，它永远引领小说市场的发展，让小说与通俗故事结为一体，吸引更多的读者 。《小说月刊》杂志社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6255号。邮编：130002--芳草·小说月刊 【Fangcao 英文缩写 F·C】《武汉文艺》1959年5，6两期芳草·网络小说月刊 【Fangcao 英文缩写 F·C】芳草·青春版 【Fangcao 英文缩写 F·C】据了解，从20世纪80年代《武汉文艺》改名为《芳草》开始，《芳草》的成长和发展，一直伴随着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成长和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历程中，她曾经发表过许多如《女大学生宿舍》等有影响的作品。她关注现实、贴近时代、清新优美、激昂向上的格调曾经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也在同类同级文学期刊中奠定了一定的影响和地位。同时，在《芳草》杂志的成长中，也培养了一批在湖北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作家，池莉、邓一光、陈应松等作家都曾经是芳草杂志的编辑。依托《芳草》这个文学阵地，武汉市文学界组织过一些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笔会和文学研讨会，全国有影响的作家都曾支持过这本刊物。　　方草·网络小说月刊《芳草》文学月刊系由武汉市文联主办，原为《武汉文艺》，1980年改为现名。《芳草》杂志从去年底开始改版，将原《芳草》改为“网络文学选刊”和“少年文学选刊”，就在这些刊物经过一年的运作，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改版获得成功的同时，在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怀下，在武汉市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下，武汉市文联听取广大文艺家的意见和建议，积极筹备新一轮的改版，进一步增强《芳草》杂志原创文学作品阵地的功能，办成够水平、够分量，立足武汉、面向全国和整个汉语文学创界的文学刊物。《芳草》原创文学版在这种背景下问世了。新改版的《芳草》文学杂志将提倡优雅大气的文学创作，关注历史、民间、田野等人文空间，兼容各种审美探索，力争使杂志成为汉语文学界的一流刊物，为繁荣促进武汉市的文学创作，为整个中国原创文学的振兴作出努力。　　芳草·青春版武汉市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同时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也是一座实力雄厚、创作成果辉煌的城市。新时期文学以来，武汉市的短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最后一篓春茶》《第九个售货亭》等作品享誉全国，其后刘醒龙、邓一光、池莉的中篇小说创作《分享艰难》《父亲是个兵》《烦恼人生》等奠定了武汉中篇小说在全国的地位。最近几年，武汉市的长篇小说创作正逐步走向成熟，以刘醒龙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创作将武汉市的长篇小说创作水准推向一个新的标高。与会者欣喜地看到，改版后的《芳草》文学杂志以其208页的超大版面，兼容并蓄，在热情关注各种艺术风格的前提下，追求气韵优雅、风骨大气的经典汉语文学品格。在向优秀中长篇小说倾斜的同时，还会倾力推出自己的散文品牌栏目“田野文化”，郑重推出那些描写有浓郁民间文化背景的二至五万字的大散文。方草·文学杂志“风范汉诗”一栏，会在每期力推一位或者两位有实力和有潜质诗人的最新力作。同时，每期都将推出青年作家李修文主持的“修文视线”栏目，快捷地发现和推出能够体现文学未来走向的新锐。此外，新的《芳草》文学杂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批评家自传”栏目，每期刊发一部批评家的自传体文章，字数在二至五万字。本期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前任所长张炯先生的文章，以其亲历之文学事实，自己的思想、著述、影响与波及，真切地展开了那些正在成为文学史的隐秘，将一些有可能发生谬误的文学真相留传未来，为汉语文学树一块个性之碑。

藏族

林海音（1918年－2001年12月1日），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生于日本大阪，原籍台湾苗栗县头份镇，作家。父母曾在日本经商，出生后不久回到台湾，但旋即又举家迁往北平居住，就读北京城南厂甸小学、春明女子中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担任“世界日报”实习记者，与笔名何凡的作家夏承楹结婚，后来主持《联合报》副刊10年。以小说《城南旧事》（1960年）闻名，是关于林海音童年在北京生活的五则小故事，曾改编成电影。

林海音 姓名 中文名称: 林海音 又名: 林含英 性别: 女 生卒年: 1918—2001 国别: 中国 籍贯: 台湾省苗栗县 林海音 （1918—2001）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祖籍台湾省苗栗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1年随父母回到台湾；1923年又随全家迁居北京，并在北京城南定居下来。一直到1948年才同丈夫、孩子一同回到故乡台湾。 林海音自幼在北京读书，长大后曾就读于女师，后进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还曾当过编辑、图书馆馆员。这些职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她能较深入地了解旧北京的社会风貌，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她的成名之作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这段生活。1948年林海音同丈夫回到台湾后，即被刚创刊不久的《国语日报》聘为编辑。1951年《联合日报》创刊，她被任为《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她的丈夫为主笔。这一时期，她特别注意扶植和支持台湾的本土作家。如当时钟理和的稿子经常被退，林海音却常常使他的稿子重见天日。钟理和死后，林海音还替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雨》，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也在《联合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在主编《联合日报》副刊时，林海音刊登了一首名叫《船》的诗，内容是叙述有一艘船在大海里飘了很久，最后飘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了，于是陷在困苦之中。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影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把作者抓了起来，林海音也因此不能再编副刊了。 1957午《文星杂志》创刊，林海音任编辑，同时又担任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她创办和主编了《纯文学》月刊，直到1972年《纯文学》停刊后，她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 1976年11月4日，中文报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开幕，林海音以台湾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她后期从事儿童文学。 林海音的文学生涯发端甚早，始于北京，而这一切同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焕文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汉学的熏陶，后来又在“国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日本教育，精通日文，曾任教于台湾新埔公学，著名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做过他的学生。后来林焕文远渡重洋到日本经商，在那里生下长女英子——林海音。以后又迁居北京，任邮政局课长。林焕文人缘好，又慷慨仗义，这对童年的林海音影响很大。 长大后林海音生活情趣广泛，不计牺牲，勇挑重担，慷慨助人，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承袭于父辈而发展于自身。由于父亲早逝，面对生活和社会的重压，林海音对社会的认识较之同龄人更成熟更深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创作小说的动力和源泉。在北京时，林海音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48年回到台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她撰写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大约是在1951年，林海音才真正走上作家的道路。她的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儿童读物等多种体裁，而以小说创作为主。 林海音作为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三个方面。关于兴办刊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她除了担任新创办刊物的编辑外，还亲自创办《纯文学》月刊达五年之久，并以选择作品质量高而享誉文坛，推荐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后来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其宗旨与《纯文学》月刊相似，选书认真，注意质量，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是台湾有影响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培育新人方面，林海音可谓为培育台湾文坛的一代新人倾注了心血，功绩卓著。60年代以来台湾涌现出的许多文坛新秀，多受她的提携和影响。这固然与她长期担任报刊编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自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造就新人的热情。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的一生可概括为“生前笔耕，死后成名”，他默默笔耕一辈子，生前不为人们所知，而他的死后成名却应归功于包括林海音在内的几位知音。林海音在《一些回忆》一文中曾说起这件事。钟理和死后，其长子写信给林海音，请求她能帮助出版其父的著作。林海音一口承担下来，然后用募捐来的钱出版了钟理和的作品《雨》，这时距死者祭日仅有百日；而死者的另一本书《笠山农场》也在其周年祭时出版了，完成了死者的最终遗愿。林海音还如同当年扶植钟理和那样，以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来提携钟铁民，使钟铁民逐渐成长为台湾小说界的后起之秀。钟氏父子从林海音那里受益良多，而身受这种恩泽的又何止钟氏父子呢？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1948年她回到台湾后，台湾的社会生活和乡土习俗又注入到她的生活积累当中，她也因此写了一些发生在台湾的人和事。总之，林海音的生活积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旧北京，一个来自台湾。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做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阿来，这部小说很强，具备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