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期刊点评文章范例

写啥写啊都毕业了这辈子不定能见几回。

《法学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学术刊物。《法学研究》前身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于1954年创办的《政法研究》（1957年法学研究所成立后转入法学所，于1966年停刊）。改革开放后，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加强法制建设，推动法学研究的开展，1978年3月，法学研究所召开了法学研究规划会议，后组织两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撰写了“法学研究规划和调查综合情况”的报告，提出“力争在今年年底以前恢复《政法研究》的出版”的建议。1978年法学研究所正式挂牌后，经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决定创办《法学研究》。同年，法学研究所设立《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法学研究》试刊第1期及第2期。1979年4月，《法学研究》正式创刊。《法学研究》坚持学术性、理论性的办刊宗旨，坚持精品意识，实行“双百方针”，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致力于反映我国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学术水平，建立、 完善和更新我国法学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倡研究方法的创新，鼓励实证研究，扶持弱势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培养和扶持年轻作者，开展学术批评，倡导学 术规范。《法学研究》紧密结合我国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组织刊发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章，并围绕各个时期法学研究的热点， 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研讨。《法学研究》刊发的许多文章，在法学界和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有的主张（例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社会主义 人权，宪法和法律至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等）被中央采纳，有的还成为国家的治国方略。《法学研究》199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期刊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首届中国期刊奖提名奖、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2002年和2006年，再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2013年，《法学研究》入选新闻出版署全国百强社科期刊, 并荣获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 《环球法律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学专业中文学术季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刊物名称虽几经变迁，然融合土洋，会通中西的宗旨一以贯之。在关注法治建设实际问题的同时，本刊尊重法学知识传统，突出人文关怀。《环球法律评论》除译介域外法学研究最新成果外，兼及评论与比较。译文多为国外经典论著，翻译可信；论文则视角独特，能推进学术研究。本刊有主题研讨、人物专访、理论前沿、介绍与评论、游学札记及书评等栏目。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障碍;价值观念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　　一、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下面的案例就从多侧面体现了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康沃公司是加拿大一家生产印刷设备的公司。公司派两名商务代表到中国江苏省上海北部的一座小城与一家印刷设备公司谈判。公司总裁查理波顿和市场主任菲比瑞内斯同行。之前该公司从未向加拿大境外销售过设备,两人对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非常高兴。李经理亲自到上海机场接机,然后行驶九十公里开到小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新建的宾馆里。几小时后主人盛宴招待他们,并有很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宴会。这种红地毯式的接待令他们对销售前景十分乐观。　　第二天上午是观光。他们迫切地想开始谈判,但午饭后却让他们休息。下午一个会说英语的公司雇员来告诉他们说晚上将安排他们去看歌舞演出。第三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判了,进程非常缓慢。双方先概括介绍自己,加方认为这与销售毫无关系。中方提供翻译,虽然翻译的友好使加方感到很舒适,但翻译环节使沟通缓慢。中方还花大量时间谈论之前曾来过小城的加方贸易代表并问及他。波顿从未见过这位贸易代表,所以无话可说。当轮到加方进行陈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十个中方代表隔桌相坐。中方代表不停地微笑并点头赞许。波顿和瑞纳斯准备了充足的数据并有力地证明了五年之内他们公司产量将会翻一倍。最后二位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又增加了四人,并让他们再次解释已经陈述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觉得沮丧。中方让他们解释有关技术方面的微小细节。加方两位代表均未涉入如此高科技的技术活动,这是此设备的核心。加方代表尽其所能地解释完后,疲惫地回到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中的一员指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与他在加拿大时生产总监工程师所说的不一致,中方抓住这一点不放。午餐时加方代表迅速向加拿大发传真索取细节和解释。下午的情景令波顿和瑞纳斯有点不安。谈判过程中一位中年女匆忙进入谈判室与中方谈判领导耳语,随后他立即起身离开。没有任何人对此做出解释。　　第二天加方收到了传真,谈判就昨天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程十分缓慢,中方很欣赏加方产品的高质量,但担心一旦产品损坏,他们不会维修。他们希望加方提供维修培训服务。加方提出如果派专人在中方工作数周或数月将会增加巨额开销,他们认为设备不会有问题并且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此设备。　　最终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价格。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方要求打折20%。加方认为这种谈判过于粗暴,他们坚持原价格,并认为此价格非常合理,但在滚筒部件上可打3%的折扣。　　尽管之前加方代表听说在中国谈判会很费时间,但他们认为一周的时间是足够宽裕的。但时间飞逝,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他们开始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双方达不成协议,他们需要再就什么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最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力使中方讨论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中方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第二天下午告别宴会开始之前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价格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付款方式没有解决,这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中方不能保证付款计划,因为这要由市政府最终决定。尽管如此,李经理还是微笑着提到了今后的合作,中加双方过去的友谊,以及他们从加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再次签了九个月前已经在加拿大签过的意向书。加方代表失望地回国了,但还希望双方通过传真或邮件进一步讨论销售事宜。　　两周后,加方惊愕地得到消息:中方已经从日本生产商手中买下了此设备。他们的设备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是什么使谈判失败呢?　　二、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就案例中谈判失败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国人注意培养关系　　中国人谈判焦点不在于谈判主题,而在于建立长期合作的人际关系。因此,谈判初期双方谈论的内容涉及宽泛的议题及社交活动,直到彼此建立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之后才进入谈判主题。而对西方人而言,谈判焦点就在于实质性的内容,在于交易,而非人际关系。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看重感情和人情的。一方面,这源于中国人古老文化和和谐相处、友好往来、团结共事、合作互利的精神和观念。这种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交往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对商人说来则有利于交易的成功。从这方面讲,这种观念和行为有其有益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求人办事总是礼数先行、中国商人与他人谈生意之前总是先宴请对方的原因。　　利奈尔•戴维斯说得好:“在宴席上,人们常常谈论食品,交换一些十分正式的、表示敬意或友谊的词语。从低语境文化的视角出发,人们所谈论的事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也不含有多少信息。人们只是在比其他场合更为精确地遵循一套礼仪规范。这包括彼此敬酒,同时使用一些与相互关系和当时场景相适宜的套话。……交谈是愉悦而轻松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赴宴者将此情景解释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谈生意或谈完生意的地步了。”　　“合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文件类型。对于西方人说来,合同的含义全在于文字之中。在签署合同之前,一位西方人肯定会审读小号字体印刷部分,这意味着他会十分仔细地关注合同细节以确保没有不利的条款隐藏在用以撰写合同的专用法律术语中。一旦表示赞同,合同就将牢牢约束签约双方,即使签约之后发生了双方都未曾预料的事也不可违约。例如,假如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因此而遭受损失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签约方不会把它当成更改合同的理由。这种态度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签约方却似乎是不公平的,后者总是习惯于将情景事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假如一个西方人从合同中获得了超过他事先预料的利益,他仅仅会认为他一直是好运相随。假如他亏损了,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佳。”　　“假如签约双方有了争议,则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就会竭力通过参照合同条款来解决分歧。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则会更有可能在精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去考虑公关因素和情景因素。事实上,对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说来,情景因素要比严密的合同条款更为重要。”(Davis, 2004:68-69)　　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制观念很重的西方人与人情观念很重的中国人之间在处理彼此关系和相互纷争时的巨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在保留人情观念中有益因素的同时,正在努力摒弃那种有害的极端人情观。　　(二)西方人注重时间和效率　　西方人在历史上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和经济都较为发达,至今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迅猛的提高,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新的产品问世、新的价值产生,由此而形成的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深切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而无休无止、尽最大可能地追逐利润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必须要节约和利用分分秒秒,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故而他们看重和珍惜时间,认真对时间进行规划安排,也十分守时。而东方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因他们相对更重视形式、礼仪,不惜在繁文缛节上花费时间,因此他们远不如西方人那么珍惜时间,守时观念相当差。约会时间、计划安排等常常随意变动。对此,萨莫瓦评论道:　　“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有关时间的观念和实践的运用也颇具有重要性。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是依据线性空间看待时间的。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我们的时间表和工作日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时间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对他们说来,火车、飞机以及一日三餐都必须始终准时。但有很多文化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是活动而非钟表决定人们的行动。” 　　(三)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　　西方人特别尊崇个人主义,这源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私有制观念。美国学者萨莫瓦说:“来自非洲某些国家或地区、古巴以及中国的人多半会认为,企业以及生产手段应当归国家或人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一些出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人从小到大都会认为,生产手段应该归于拥有唯一业主身份的个人所有,要么归拥有共同业主身份的几个人所有,要么归合股经营公司的许多人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赚得尽可能多的资产和钱财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条,即个人的利益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权利和职责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个人的隐私性。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个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个人的权利、财产、隐私、事业、目标等被摆在他人、集体、乃至国家之上,绝对不可分侵犯;而集体或团队的意识则相对淡薄。　　集体主义,又称集体本位、集体意识或团队观念,是指看重集体利益、重视集体力量、强调集体作用、主张依靠集体、注重协作配合、提倡团结奋斗的观念。一般而言,贫穷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通常都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尊崇集体主义。据Triandis估算,全世界70%的人口生活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中(Triandis, 1990:48)。这或许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导致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的极大缩水,使得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作斗争,还是谋求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更加依赖于国家、他人或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　　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历来强调“以和为贵”、尊崇“天人合一”、注重人情亲情和团结友爱的传统,是导致中国人看重和依赖家庭、团体和社会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这同样也表现为一个连续体,有些国家的人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烈一些,有些国家的人则集体主义思想更浓厚一些。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烈;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集体主义意识越浓厚。　　三、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首先,我们应正视并承认本民族以外的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继续弘扬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并虚心学习乃至接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次,深入了解、认真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找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内在规律,掌握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知识、技能及正确策略,恰当运用这些技能与策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过程中获得成功。

评论：和平的国内和区域环境是南盟发展的关键 新华网北京1月6日电 （记者姬新龙）2002年1月6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第十一届首脑会议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落下帷幕。这是南盟七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新世纪首次聚首，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舆论认为，这次南盟首脑会议是南亚各国在新世纪进一步开展合作，提高这一地区总体发展水平的新契机。 16年前成立的南盟的宗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促进各成员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领域的相互合作。南亚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该地区目前仍有近5亿人生活贫困。对于南盟来说，当务之急是发展各成员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但是，对南盟各国而言，发展经济需要一个和平的国内和区域环境。由于民族、宗教、社会等种种原因，南盟一些成员国内战频仍，社会动荡；一些成员国间摩擦不断，时而剑拔弩张，这大大制约了南盟各国间开展经济合作。原定2001年建立的“南亚自由贸易区”迟迟没有启动，2002年前在南亚地区消除贫困等目标仍十分遥远。 南盟要发展，首先在于南盟各国稳定国内局势。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一些国家政局不稳，一些国家民族矛盾、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巴基斯坦的政权更迭和尼泊尔的王宫血案使原定1999年举行的首脑会议推迟至今；斯里兰卡政府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内战已持续了18年，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尼泊尔反政府游击队的兴起源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当今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大势要求南盟各国采取积极措施，缓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实现民族和解，结束纷乱、冲突和内战，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盟的两个重要成员国，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重要责任，印巴关系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南盟的前途。半个世纪以来，印巴长期不和，影响了南盟内部的经济合作。印巴冲突有着领土分歧、战争仇恨和种族冲突等多方面深刻的历史渊源，绝不可能一朝一夕之间得到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印巴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并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问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本次南盟会议期间，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两度握手，给一段时间来阴云密布的印巴关系带来了一丝和平的曙光。人们希望以这次会议为新的起点，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巴两国能搁置争议，加强团结，增进了解和信任，使南盟成员国建立互信、推进合作、走向和平发展的意愿得以实现。（完）

《世界经济与政治》致力于弘扬学术创新精神，提倡学术自由和平等，注重理论创新，紧扣时代热点和学科前沿问题；移极报道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主要刊登在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上处于前沿的有开创性、突破性的科研成果，把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的成果，尤其是对全球整体的变化与特点的分析，专题性问题的深度透视，宏观的、战略的扫描，多学科、跨学科的研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书评和学术信息等。本刊真诚欢迎广大学界同仁惠赐佳作，踊跃订阅。1．论文应有创新意识，内容充实、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立意新颖、文字简练。2．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应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说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为切实提高刊物质量，本刊制定了注释规范 ( 详见附录 ) ，请各位作者认真遵守。3．为保证稿件评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来稿首页请注明文章题目、作者名称、内容提要 (200 字以内 ) 、关键词 (3 ～ 5 个 ) 、作者简介 ( 作者姓名、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城市、邮编、电话、电子信箱 ) 以及论文题目和内容提要的英语译文。正文不再出现上述信息。4．来稿文责自负，一般不超过 1 万字，本刊有稿件删改权，如不同意，请来稿时注明。由于人力和经费限制，恕不退稿亦不能逐一答复，稿件寄出三个月后未收到用稿通知可自行处理。来稿一经刊用即赠样刊两本。5．来稿请注明专投本刊，严禁剽窃、抄袭行为，反对一稿多投。凡发现有此类行为者本刊予以追究，今后不再刊发其论义，并通报作者姓名。6．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获奖或被其他报刊转载、摘登等，请及时通告本刊编辑部。本刊版权所有，允许转载、摘登和翻译，但必须注明出处，否则视为侵权。7．投稿请以电子邮件和邮寄稿件(请附寄磁盘)方式寄至编辑部，不要寄给个人。来稿请寄：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邮政编码： 100732 。附：本刊注释规范1 ．中文注释对文章中所引用的资料第一次进行注释时，必须将该文献的作者姓名、文献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资料所属页码一并注处。再次引用同一资料时，只需注明作者姓名、文献名和页码。具体格式举例如下：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 页。[ 美 ] 汉斯 · 摩根素著，杨岐鸣等译：《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30 页。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载《欧洲》， 1993 年第 5 期，第 l 9 页。其他类型的文献基本上参照这个格式。如果资料来源于互联网，请注明详细的网址。2 ．外文注释 ( 以英文为例 )同中文注释的要求基本一致，只是文章名用引号，书名和杂志名用斜体。具体格式举例如下：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997, 33-Peter Clarke and Eric Fredin, “Newspapers, Television , and Political Reason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 V42 , N1, Robert Levgold, “Soviet Learning in the 1980s”,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Boulder , Colorado: Westview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