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气象杂志

河北

现代中医保健丛书“小儿病中医保健”，2000．l，合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实用中医儿科手册”，1997．1，合著，浙江科技出版社论文：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哮喘发作期67例， 1998．4，第一作者，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射麻汤为主治疗小儿急性喉支气管炎55例，1998．6，第一作者，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宣志泉儿科学术思想与慢惊风医案选，1998．4，第一作者，浙江中学院学报高热惊厥患儿的体质调查与研究，1997．2，第一作者，全国中医儿科杂志并于97年被全国中医儿科第十次交流大会评为优秀论文知柏地黄汤加减治疗小儿下肢交叉摩擦症， 1997．5，第一作者，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中药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56例疗效观察，1996．5，第一作者，浙江中医学院学报高热惊厥患儿的体质与防治，1997．9，第一作者，浙江中医杂志

8月份中旬至10月份时候是凉快的。2020年立秋是在8月7日这天，而2020年三伏天需要等到8月24日之后才算是完全过了，立秋处在三伏天中，天气都不会变凉的。其次就是立秋之后还会有一段时间为秋老虎，一般天气会持续炎热10-20天左右，所以立秋之后天气是不会马上凉快的，但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转凉，一般需要等白露过后。秋高气爽，要得益于两股冷空气的到访。据悉，昨天早晨，一股弱冷空气就已来到浙北地区，并自北向南逐渐推进。周五，高空又将有一股冷空气南下，与第一股冷空气不同，它表现得将更加深厚。南下的冷空气遇上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暖空气，将为我省带来频繁的阵雨雷雨天气。浙江省气象台提醒，享受舒爽天气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竺可桢 求是精神“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为浙大制定的校训。早在1936年的9月18日，竺可桢在对学生讲话时，就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系科的调整，均源于此。在这三条中，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他常常举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为例：“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会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开普勒、牛顿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由此，竺可桢又进一步引申出他关于大学生人格理想的论述。他明确地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4)健全的体格。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浙大保姆在任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人物交往毛泽东毛泽东读了竺可桢的文章后很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8O0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在科学研究中，竺可帧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1972年增补、修订了《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基本上解决了国际上100多年的争论，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的事例已被选入小学课本。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取缔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领导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崛起。费巩1944年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在重庆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此时正滞留重庆的竺可桢。竺甚为吃惊，立即去找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费巩留英的同学高文伯，托他们打听费的下落。竺还和复旦校长联名，正式找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的下落。竺还带头浙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然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曾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竺临终，此案仍未查清。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已被害。晚年生活比较起来，竺可桢也许是幸运的，他是中科院惟一一个可以不参加中科院党组活动的党员副院长，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整个“文革”期间，他既没有受到正面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从表面上看，他只是离开了工作（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他的实验室就是大自然，以前他每年都要多次外出，直接考察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变化情况。同时他也从各地科学家不断的汇报资料和成果中，获得大量的信息，作为他认识自然，理解自然的根据。）退守到家中。也许是为了减少一些心头上的重负，他将自己的生活待遇一降再降。“文革”前夕，为了避免脱离群众，不知不觉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经沈雁冰倡导，他和老舍等人联名申请，降低工作标准。没几日，他又觉得光降低工资标准还不足以表现“继续革命”的思想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便和吴有训商量，两家一起采取一系列措施：(1)减缩工作三分之一上交国家，只领原薪的三分之二；(2)组织上安排的公务员，由院里另行安排工作，同时辞退家中雇用的保姆；(3)缩小住房面积，腾出当时儿子和保姆的房间(1976年又腾出了原做卧室的正房和耳房各一间)；(4)不铺地毯、不摆沙发、不挂画饰，家中这些东西，全部交中科院有关部门；(5)到院里上班或有公务时，和吴有训合乘一辆汽车，到图书馆、情报所查资料时，改乘公共汽车；(6)把个人私有钢琴赠与科学院芳嘉幼儿园。经过自我“改造”，到“文革”后期，身患肺气肿的竺可桢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仅能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了，他和那些住在建国门或东大桥的居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还要差。他经常要去一里外的粮店买15斤大米，路上要歇上好几次。遇到自己做饭就更麻烦了，他60多岁的太太陈汲常常被街道办事处撵到街上跳忠字舞或参加游行、批判走资派等革命活动，他只好自己在家依着太太的说法，比葫芦画瓢地做家务。竺可桢将自己的待遇一降再降，以至最后像苦行僧一样不断地折磨自己，但这样也丝毫不能减轻他心中的痛苦。竺可桢无疑承受着另一种也许是更重的痛苦，这种痛苦发源于他的人格和仁爱之心。失去工作的竺可桢，尽管受到特别保护，却也没有闲着，因为他的特殊经历让很多人都瞄上了他，这使得他的家几乎成了来访接待站。每年都有天南海北大量的外调人员拥到他这里。来找竺可桢调查的人，大体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前后，被清理出来的“特务”、“间谍”、“历史反革命”等。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另一个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因竺可桢是浙江大学校长，因而他的学生或教师、教授，凡是被调查的，一律都是敌对势力的受怀疑对象；另一类是在“三结合”中，两派人员对某人持有不同意见，或想打倒对方，就各自出人员，根据自身的需要，有目的地进行调查。这使得竺可桢每每应接不暇。据统计，竺可桢在“文革”最初的几年里，接待外调人员(多为造反派)一共500多批，最繁忙的是1968年，这一年他就接待了183批外调人员。这种繁琐忙乱的接待，让竺可桢苦不堪言，他曾向朋友发牢骚说：“文革”期间，没做什么事，这事倒成丁主要工作了。可是从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的这份独特的工作而心存感念。他知道，每一次来访，每调查一个人，都关系到那个人的命运和生存。来访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同感，就是这个老人的繁琐与谨慎。他总是仔细地翻阅自己几十年来，几乎一天不辍的日记，他要小心地做一些准备(因为他认为时间久远有一些人与事已漫漶不清了)。有鉴于此，他还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有关人物进行整理，编出供本人使用的索引。那些外调人员有个相同的感觉，一来到这个清癯干瘦儒雅的老人这里，他们的热情就会受阻。在这里，他们得不到什么重大线索。那些经过风浪的造反派承认：这个老家伙软硬不吃。你要暗示他“配合”的话，他便一声不吭，似不懂你的意思，你若施以暴力威胁的话，他也一声不吭，就像坚守信仰的教徒一样，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一副安然超度的样子。尽管竺可桢小心谨慎地应付着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用他独特的方式保护着他当年的学生、教授和朋友。文革浩劫过后，各种纪念他的活动从未间断，学术界相继编辑出版了《竺可桢文集》、《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集》、《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五卷本的《竺可桢日记》和多种版本的竺可桢传记。中国科学院设立了“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浙江大学设有“竺可桢奖学金”和“中学竺可桢教书育人奖”。浙江上虞县东关镇辟有“竺可桢故居陈列馆”，浙江绍兴市气象局在国家气象局的支持下辟设了“竺可桢纪念馆”，江苏省气象局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旧址辟设了“藕舫堂”。浙江大学校园中和中国科学院917大楼前竖起了竺可桢铜像。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包括竺可桢在内的当代中国科学家纪念邮票。学术界同人发起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多年以来，由个人在各种学术刊物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纪念和回忆文章，就举不胜举了。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值得我们尊敬和崇道

魅力档案： ·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曾先后在 《浙江气象》，《体育报道》，《中国旅游报道》等栏目担任主持，主持风大气，现任浙江经济生活频道《经视新闻》主播。 ·王剑作为浙江台推荐的奥运候选主持人，在节目中尽显其“最具亲和力”主持人本色，在与主持人张斌的对话中叙述其看望灯塔工、报道台风“云娜”、火灾现场直击等感人的采访经历，使得在场观众无不为其的特殊气质所吸引。有观众在节目播出后表示，北京奥运主持人最需要像王剑一样形象、气质、专业素质均较好的新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