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学报编委审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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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文，男，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国家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黑龙江省电机工程学会热控专委会 委员秘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编委，《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Journal of Thermophysics and Heat Transfer》、《Applied Energy》特约审稿人，《中国电机工程学报》、《推进技术》、《航空学报》、《宇航学报》、《航空动力学报》特约审稿人。

冯钟越，飞机结构强度专家。长期从事飞机结构设计与强度研究工作。在新型歼击机结构强度计算与试验，航空结构分析系统（HAJIF）的开发研制和航空结构静、动、热强度试验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冯钟越，1931年12月31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市）。祖籍河南省唐河县。祖父冯台异是清朝进士，在湖北崇阳当过知县。父亲冯友兰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是国内外著名学者。母亲任载坤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的女儿。冯钟越先后在昆明、北京完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在大学读书时他就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的积极分子，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冯钟越开始参加工作走向生活的时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民经济建设的序幕刚刚拉开，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起步，航空工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开始建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放弃了留校和去昆明工作的愿望，毅然报名服从组织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被分配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加入了建设航空工业的行列。当时，航空正业按照中央确定的由修理到制造、由仿制到自行设计的发展方针，在完成了由修理到制造的转变以后，从1955年开始筹建航空科研机构，开展研究设计工作。1956年，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成立了，从此冯钟越开始了飞机结构强度的研究工作。在冯钟越从事飞机结构强度研究的25年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飞机战术技术性能的提高，飞机结构布局形式不断改变，因而在强度计算方面，传统的理论方法有的已不再适用。所以，开辟新领域、研究新技术、实现新突破，以满足研制新型飞机的需要，就成为飞机结构强度研究的主要课题。加之，电子计算机日益广泛使用，应用软件的研究亦成为强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种形势下，冯钟越知难而进，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开拓前进，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果，攻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从而推动了飞机结构强度研究的不断进步，为发展祖国的航空科研事业作出面贡献。冯钟越从事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能把握本专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确定科研工作的主我方向，规划科研铝攻关课题，一旦研究课题确定以后，就亲自组织实施，带头攻关。他既有战略思想，又有战术目标；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在科研管理工作上，他胸怀全局，指挥若定，一环扣一环，一步一个脚印。他对科技人员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并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在审查报告时，他对其中的数学公式都要逐一验算，甚至连标点符号、错别字也不放过。冯钟越在科技工作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带出了一批人，培养了一批科技工作的实干家。对科技人员压担子、上课题，既大胆放手，又及时给予指导，使他们在科技工作的实践中增长才干。他很关心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外语水平的提高，给予他们学习进修的机会。他特别注意技术尖子的发现和培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年科技专家刘夏石就是冯钟越当时重点培养的技术尖子之一。冯钟越本人在回顾25年来从事飞机强度工作的实践时写道：“我认为自己有较强的求知精神，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因此能够提出一些带方向性的建议和支持那些有创建性的想法。由于这些年来接触的技术领域较多，因此知识面也比较开阔，能够解决一些技术难点和组织指导较大的技术项目的研究和实施。”由于在科技工作中的建树，他成长为祖国第一代飞机结构强度专家，先后被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航空学会理事、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委员，1981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冯钟越在科技工作上的建树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专家，而他又有出众的文学素养，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他去世的时候，冯友兰为儿子写了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泪洒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文艺，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冯钟越为我国的航空科研事业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飞机结构强度工作的开创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1年开始建立航空工业，1956年，我国已经制造出喷气式飞机。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航空科研事业，独立自主地设计制造自己的航空产品，实现由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转变，已经提到航空工业的议事日程。1956年，沈阳飞机制造厂飞机设计室成立并开始设计我国第一架喷气教练机——歼教1飞机。冯钟越是飞机设计室的强度组长，主管歼教1飞机的强度工作。他主持制定了强度计算方案，签发了主要设计图纸，拟定和发出了全机静力试验大纲和试验任务书，协助试验室领导组织了全机静力试验的准备工作。歼教1飞机全机静力试验顺利通过，强度完全合格，为新机上天试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夏，冯钟越受领导的委托，冒酷暑到南昌飞机制造厂参加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初教6飞机的强度复查工作。经全机静力试验证明，经过复查加强以后的飞机满足了强度要求。1958年以后，冯钟越相继参加两种高空高速歼击机的设计工作。这两种飞机都是小展弦比机翼，传统的工程梁理论已不能用于这种类型机翼的应力分析。他采用以梁和抗扭盒为基本元件的矩阵位移法，使用计算机对东风113飞机进行了应力分析。同时，还进行了矩阵力法的应用探讨。1961年8月航空研究院成立以后，冯钟越任歼击机设计研究所强度室副主任（1962年任主任）。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摸透（消化）从苏联引进的米格－21飞机，为以后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创造条件。他组织领导了对米格－21飞机强度计算报告的翻译和消化工作，以期掌握该机强度计算的特点。为了验证其计算方法，组织和指导了一些试验件的试验研究工作。在摸透米格－21飞机的过程中，他没有满足于只了解该机的一般情况，而要求弄清楚原报告选用的计算参数、载荷类别大小、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材料的选用，以及气动加热问题处理等方面的问题。这对尚没有掌握超音速飞机设计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在摸透过程中，对原报告中数据不协调和计算数据有错误的地方进行了更正，保证了数据和图纸的一致性，使飞机工厂有一套完整的、数据正确的强度报告，作为处理生产问题的依据。为适应自行研制新机的需要，在消化米格21飞机强度计算报告的基础上，他重视引进新技术，亲自参与并组织科技人员抓紧对小展弦比机翼应力分析和影响系数的研究，并以直接刚度法为基础，编制机翼应力变形分析计算程序。此外，他还领导了蜂窝结构、整体壁板和新材料的应用研究和优化设计，为设计新型歼击机作技术储备。1964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飞机。在歼8飞机设计中，冯钟越负责全机的结构强度和试验工作。他从我国飞机设计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歼8飞机强度计算原则》，确定了飞机各大部件的计算方案。他强调要在吸收米格－21飞机成功的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有所前进”，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使歼8飞机强度计算水平实现新的突破。机翼的设计计算采用米格－21飞机三次静不定解法，用LCVY位移法给出影响系数，校核计算用有限元法。机身的强度计算仍采用传统的简化假设。冯钟越签发了歼8飞机的主要设计图纸。为确保设计质量和飞机安全上天，他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研究工作，经全机静力试验证明，歼8飞机的强度工作是成功的。冯钟越为歼8飞机制定的强度计算原则及做法，后来在其他新机研制中得到借鉴或沿用。歼8飞机在1985年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由于冯钟越是歼8飞机研制的主要参加者，在歼8飞机设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6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发给他特等奖光荣册。1970年以后，冯钟越参加了歼9飞机设计方案的论证工作。由于歼9飞机的飞行速度已经超过热障，他把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热结构问题，特别是热结构的规范和强度计算的标准问题。1973年以后，他组织领导了水轰5飞机、运7飞机、运8飞机、运10飞机的全机静力破坏试验。所有这些试验项目都做到一次成功，满足了设计生产单位的定型要求。我国有限元法应用研究的开拓者有限元法的研究和应用是从飞机设计的实际需要中提出来的。1958年，我国开始设计两种超音速歼击机——东风107和东风113飞机。由于这两种飞机都是小展弦比机翼，传统的工程梁理论已不能用于这类飞机机翼的强度刚度计算。当时摆在冯钟越面前的问题是：必须寻求一种小展弦比机翼的计算方法，以解决飞机设计中所碰到的这一关键技术问题。众所周知，小展弦比机翼在强度与刚度方面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相对厚度小，应力水平高，对应力分析的精度要求更高，但是又因结构十分复杂，其内部空间小，除提供收放起落架及存放油箱需要外，还要悬挂各种操纵面（襟翼、副翼），所以以平面假设为基础的工程计算方法已不再适用，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结构分析方法；二是小展弦比机翼的颤振分析是设计的一大关键，而颤振分析（当时认识水平上）基于准确的结构柔度影响系数矩阵（而传统的工程计算方法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说，必须找到这样一种方法，它既能给出准确的应力和变形，同时又能给出结构的柔度影响系数矩阵。冯钟越为解决这一关键技术问题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国际上也在刚刚开始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众说纷纭中，冯钟越认定结构分析的矩阵方法就是出路。于是他组织人力开展研究工作，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弄清方法原理，试算例题。当时，设计室只有手摇式计算机，算一个10阶矩阵代数方程，往往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对结构分析的矩阵方法初步入了门，掌握了位移法和力法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步骤。1961年，成立航空研究院（国防部六院）。冯钟越及时向六院提交了他亲自起草的“小展弦比机翼强度刚度研究”课题的立题报告。六院批准了冯钟越的报告，并作为六院的重点研究课题列入科研计划，由他亲自担任课题负责人，从思想上、技术上指导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课题组成员长驻北京进行技术攻关，并得到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在课题研究中，冯钟越治学态度严谨，不仅高度重视理论研究，而且重视试验验证工作。在课题研究全面铺开的同时，他克服一切困难又亲自组织力量生产了1：5金属模型，以便进行试验对比分析；接着又进行了难度较大的机翼结构影响系数的实测工作，为课题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后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小展弦比机翼强度刚度研究”课题经过3年努力，于1965年圆满完成了课题规定的研究任务，并提交了可供型号设计实际使用的小展弦比机翼应力分析和柔度影响系数计算的位移法、力法、直接刚度法、子结构分析法等相应的有限元分析程序，基本上接近于当时的国际水平。从1964年开始，我国自行研制歼8飞机，冯钟越果断地决定把自行研制的有限元法用于歼8机翼的校核计算，使我国飞机设计采用了有自己特色的、先进的、可靠的分析方法，使电子计算机在我国自行设计的飞机上得到实际应用。该项研究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结构分析系统——中国计算力学的里程碑1975年4月，三机部六院在西安召开了飞机和战术导弹强度研究十年规划会议。根据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和各方面的迫切要求，冯钟越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研制大型通用结构分析系统的条件，建议将通用有限元航空结构分析系统研制作为强度研究的重点课题。部院同意并批准了冯钟越的建议，将航空结构分析系统的研究课题列入部院的科研工作计划，并先后任命冯钟越为结构分析系统I、Ⅱ、Ⅲ型的主任工程师。航空结构分析系统I型（汉语拼音缩写为：HAJIF1），是用于结构静力分析的软件系统。从1976年5月开始研制，1979年9月通过部级鉴定。它是我国首次研制成功的大型、通用、效率较高的航空静力结构分析应用软件系统。结构分析系统I型，可分析结构在气动载荷、集中载荷和惯性载荷作用下的变形与应力。系统采用了有独创性的多级子结构和局部对称性分析技术，通用性强，便于分析任何形态的大型复杂结构。系统建立了面向用户的结构分析专用语言，使用灵活，易于掌握，便于组织专用程序。系统具有数据自动生成能力，大大减少了人工劳动。系统提供了自动分块加有效列和超元矩阵两种解法。系统采用了模块化结构，便于系统的扩充与修改。系统具有中断与诊断功能。结构分析系统Ⅰ型投入使用后，提高了分析大型航空结构的能力，为飞机强度设计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计算手段，从而提高了飞机的设计质量，缩短了研制周期，是实现航空技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鉴定认为：“用计算机解决大型复杂结构，建立结构分析自动化程序系统，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实现，填补了国内空白，是航空工业重大科研成果，对新机研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连工学院钱令希指出：“结构分析系统I型的研制成功，是我国计算力学的里程碑。”这项成果获1979年三机部和国防工办科技成果一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结构分析系统Ⅱ型（HAJIF－Ⅱ），是用于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的软件系统。该系统于1979年11月开始研制，1981年10月通过部级鉴定。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系统，具有结构的固有振动特性计算、主动控制系统的颤振计算和部分突风响应计算等功能。其规模具有2．8万条FORTRAN语句、27个模块、31条固定流程，结构模型可以有7000自由度，可以计算70个特征向量。在非定常空气动力计算中，每个翼面的空气动力分块数可达200块，可以计算5个翼面。在颤振和突风响应计算中使用的形态可达50个。该系统是我国第一个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系统，经过实际使用证明工作可靠，能够满足目前航空结构固有振动和气动弹性分析的迫切需要；在力学、数值计算和程序设计中采用了不少国内外70年代后期的新技术，具有国内的先进水平。这项成果获1981年三机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结构分析系统Ⅲ型（HAJIF－Ⅲ），是用于航空结构非线性分析的软件系统，1977年开始论证，1981年开始研制，1985年通过部级鉴定。冯钟越在完成立题论证、组成了研制工作班子、待研制工作开始起步以后，于1982年10月因病逝世。结构分析系统Ⅲ型拥有近8万条FORTRAN语句，具有较齐全的非线性分析功能。它在自动选取载荷增量步长、自动确定节点自由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该系统填补了我国大型结构非线性分析系统的空白，达到国外80年代初期的先进水平。该成果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研制HAJIF系统的同时，冯钟越还组织并指导了结构多约束优化设计系统的研制。这项工作于1979年开始，1981年结束。该系统的研制成功，把先进的有限元分析和数学规划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飞机结构打样设计提供了有效手段。该项目获1988年部级成果一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致力于航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已经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议事日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时，冯钟越所思考着的问题是如何改变飞机强度工作的落后面貌，尽早实现试验和计算手段的现代化，乃至整个飞机设计和制造的现代化。他认为我们试验室技术装备陈旧，要想把试验研究搞上去，必须更新装备。1979年，冯钟越两次出国考察，参观了美国和联邦德国的科研机构和飞机公司，了解了两国飞机强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水平。他看了人家的，但更多的则是想到自己如何发展的问题。他说：“衡量水平的规模和标准最主要的是看计算机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他认为，我们在强度研究工作方面不能等硬件，而要从软件的发展上尽快赶上去，并促进硬件的发展。要大力加快试验技术计算机化的进程。应该集中人力、财力，有重点有步骤地逐步实现试验技术的计算机化，改变目前仍停留于人工操作的落后状态。飞机结构强度研究所担负着大型飞机鉴定性试验和疲劳、振动及瞬态热应力试验，而现有的试验设备技术落后、效率低、误差大、试验周期长，很难适应试验工作的要求。他积极向部院领导建议，从国外引进必需的先进设备，以加速强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经部领导批准以后，冯钟越组成了专门的工作班子，对引进项目进行了调查论证，从而使引进的项目在技术上达到先进，在价格上比较合理。为解决瞬态热应力试验设备的落后状态，1977年12月和日本日立公司签订合同，引进日立－80计算机系统，即计算机控制加热加载、瞬态热应力测试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这套设备投入使用以后，瞬态热应力的试验技术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随着航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疲劳试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研制的模拟式和数模混合式自动协调加载设备与国外通用的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模拟式液压伺服加载系统相比，在性能和安全可靠性方面有着较大的差距。为改变这一落后状况，部批准从美国MTS公司引进一套100通道数控协调加载系统。该系统可用于120吨级大型飞机的疲劳试验，兼容静力试验。这是当时国内技术先进的疲劳试验设备。为了实现飞机设计和制造的现代化，在航空结构分析系统的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以后，冯钟越把研究方向转向关于实现飞机设计与制造自动化这一领域，即研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系统。为了寻找依据，借鉴国外的经验，他把这个课题作为1979年访美时考察的重点之一。在大量收集国内外信息、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立题论证工作，亲自撰写了《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的途径》论证报告。1980年，冯钟越正式向部院领导提出“立足国内现有硬件，不失时机地开展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工作”的建议，很快得到部院领导的支持和赞同。1980年底，7760CAD／CAM课题组组成，部任命冯钟越为这个课题组的主任工程师。1981年，他带病冒着盛夏酷暑奔波于北京、沈阳、西安、成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和联合攻关事宜。正当7760CAD／CAM的研制工作开始起步的时候，1982年10月，冯钟越不幸病逝。7760CAD／CAM系统于1986年研制成功，并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回国后，罗时钧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力学研究工作。1952年，我国第一个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组建，罗时钧听从派遣，于1952年11月奔赴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的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和岳毅等组建空气动力学教研室。当时国内空气动力学专业没有中文教材，罗时钧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于1955至1956年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空气动力学讲义，以后又相继编写了多部空气动力学专业教材，教育、培养了几代空气动力学人才。1958年，他为中国的第一架新型超声速飞机设计提出了气动力计算方案，并指导学生用手摇计算机完成了这一计算。“文化大革命”期间，罗时钧身心及其家庭受到了摧残，在那倍受磨难的年月里，他仍怀着爱国的赤子之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他所热爱的科研工作。197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并入西北工业大学，罗时钧也随之转到西北工业大学。他争分夺秒地工作，率先开展了跨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在国内首次将有限差分方法用于飞机空气动力计算。70年代，他主持并完成跨声速－机翼－平尾－立尾组合体纵向空气动力差分计算程序，获1977年陕西省科研成果奖，被选入1977年全国国防科研成果展览。1978年，他参加全国科学大会，获科研成果奖和先进工作者奖。1976年，在国内首次解决了大迎角非线性气动力计算的收敛性问题。1988年，将计算迎角提高到60°，在国际上首次得到大迎角非对称气动力计算结果。1983年，合作研究了跨声速小扰动速势流二级近似方法及其在翼型和机翼绕流计算上的应用，获航空工业部理论成果奖。1986年，合作研究了S形进气道流场的计算机模拟，获陕西省高校科研成果二等奖。他曾应邀去瑞典皇家工学院、联邦德国宇航院、美国康奈尔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等十几所国外大学、研究所，进行科学研究和讲学活动，并协助建立了西北工业大学和联邦德国宇航院的科技协作关系。由于他的积极推荐，使得一批空气动力专业的年轻科研骨干能赴联邦德国、瑞典学习深造并进行科技合作。罗时钧从空气动力学学科发展的高度出发，指出“自修正风洞”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指导研究生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并敦促空气动力学研究室将这一工作深入下去，使得这一课题取得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均受到了关注。罗时钧先后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昆明云南工学院名誉教授，长沙国防科大兼职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圣他克罗那大学、南加州大学访问教授；航空航天部干线飞机总设计师顾问；美国《数学评论》学会评论员，联邦德国《应用力学与工程中的计算机方法》顾问、编委，《航空学报》、《力学进展》编委，《空气动力学学报》副主编。他还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航空学会理事、名誉理事，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理事，全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跨声速流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任委员。曾任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理论与应用力学学科组组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程力学分组成员、黑龙江省人民代表、陕西省政协委员。罗时钧长期从事飞机部件空气动力学、跨声速空气动力学、大迎角空气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40年来一直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流体力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先后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几十名，其中有些已成为国内知名学者。罗时钧为我国航空教育与科研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赤子之心1950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提前完成了学位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人民政府号召海外学者返回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这对罗时钧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在导师钱学森的鼓励下，于同年8月31日和赵忠尧、沈善炯一行3人毅然踏上了回国的道路。他们乘船离开美国西海岸，于9月12日到达日本的横滨港。这一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他们3人到达横滨时，就被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逮捕，关进了巢鸭监狱，罪名是所谓携带有关国防秘密资料。12月初，又被转送到东京麻布区的“中国驻日代表团”驻地，即当时的国民党驻日“大使馆”，国民党官员劝说他们回美国去，或是到台湾，并说台大校长傅斯年已从台湾来电，聘请他们任台大教授，对此，他们都断然拒绝，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为什么不能回去？”最后，美军抓不到任何证据，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放人，这时已是12月下旬。罗时钧和他的两位同伴就是这样，怀着一颗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历经磨难，投入到了祖国的怀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说成是“派谴特务”，受到了严刑逼供，身上多处伤残，受尽了种种折磨和极不公正的待遇。妻子也被逼死，……但是，他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不变，对党的信念不变。他说，他永远相信党，胡做非为的是少数人。正是在这种波折中，他的爱国之心又得到了升华，由爱国、爱党到下定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他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表示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1978年，他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并获了奖，他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的支持和鼓励。198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他常说，“文化大革命”10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我们要加倍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弥补过来，努力把我国的航空事业搞上去。如今，他已年近古稀，但是，他仍旧在竭尽全力报效祖国。刻苦攻关50年代初，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他讲的课是全院有名的样板课，学生们反映，罗教员讲课思路清晰、语言精炼、概念明确。因而，院、系多次组织对他的课进行观摩、学习。在讲课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他编写出了自己的空气动力学讲义。以后，又陆续编写了空气动力学讲义续篇，包括机翼的理论和应用、细长体的理论和应用。这些，不仅大大丰富了教学，也为我国飞行器空气动力学的科学研究与设计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为我国航空事业受到干扰、破坏而焦急，他不怕打击，只是一心把自己的工作和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深深地体会到，教学、科研工作必须与厂、所的设计和生产密切结合。于是他选择了这一最困难的方向。70年代初，他开始探讨空气动力计算中的一个难点——跨声速空气动力研究。当飞行器作跨声速飞行时，即这时的速度相当于声音传播的速度，大约在0．8—1．2倍声速的范围内，此时绕飞行器的流动是比较复杂的，它包含亚声速气流和超声速气流的混合流动，而且存在着激波。在理论上虽然早已建立了描述这一流动的跨声速气流的速势方程，但这是一种非线性的混合型偏微分方程，不能用一般的纯亚声速、纯超声速的线性迭加的方法求解。罗时钧知道，不论对民用飞机还是军用飞机，跨声速都是一个重要的飞行速度范围，因此，分析、计算跨声速时飞行器的空气动力性质对飞行器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怎样解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工程方法太粗糙，风洞实验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经费和时间都不允许，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国外资料，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对跨声速混合差分法进行探索，利用电子计算机作数值计算来求解跨声速速势方程。这种数值计算方法，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件繁琐无味的“流汗”的事情，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可研究，他却认为，只要是生产实际中的问题，只要对解决实际的飞行器空气动力问题有帮助，“流汗”再多也值得。当时他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为了利用合适的计算机，他经常出差在外，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他总是和程序人员一起上机，守在计算机旁，对数据做现场分析，指导进一步的计算，中午他也不离开机房，吃点冷馍、咸菜就算是午饭了。1976年，他那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伤的小腿再次发炎，1977年颈部脂肪瘤发炎，他都是一面打针吃药，一面坚持全天工作，甚至晚上也不休息。为了争取时间，有两个春节都是在外地度过的。经过几年的艰苦劳动，他在跨声速空气动力课题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完成了通用的计算程序。采用这一计算方法，可以提高飞行器设计的质量，缩短研制周期，降低成本。这一成果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上的一项空白，也接近当时国外的研究水平。80年代，他又开始了大迎角课题的研究。由于飞行器在大迎角飞行时，气流不再沿飞行器表面光滑地流过，而是产生分离流动并形成旋涡。这样的分离涡流在飞行器的左、右往往会出现不对称的现象，而且，还会发生涡的破裂，这种十分复杂的流动给分析和计算带来了困难。他从70年代末开始研究大迎角时的流动特性和计算方法，与他人合作，在国内首先解决了大迎角空气动力数值计算的收敛性问题，1988年，又将计算迎角提高到60°，在国际上首次得到大迎角非对称气动力计算结果，在计算方法上取得了突破，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教书育人由于他的学术水平高，在国内外同行中有很高的声望。但是，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实现着报效祖国的志向，同时，也教育着他的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近10多年来，他先后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他对学生不仅严格要求，更是循循善诱。在指导研究生时，他总是那样认真、细致，不仅关心学生的业务进步，而且帮助学生在思想上提高。他说过，我就是这么一点知识，不交给学生，不交给国家，难道还要带进棺材吗？改革开放初期，国外就有人邀请他出国讲学，但是他考虑，最重要的是多做一些培养教育年轻人的工作，有出国的机会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先出去进修吧！就这样，他一直到1986年才应邀到美国访问。在访美期间，他一方面介绍我国在空气动力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一方面抓紧时间，汲取国外的新技术。他经常主动地将国外技术发展的最新信息及时告诉国内的有关同志。他时刻想的都是祖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人们都说“罗老师是一心搞学问的人”，但他对学生、对其他同志却十分关心。研究室有一位实验技术人员的家属生病住院，他也在百忙中抽时间去看望。校内外来找他请教问题的人很多，他总是耐心地听取别人提出的问题，认真地和别人讨论，把别人的事情完全当成自己的事情去考虑。他担任了多种兼职，可是却从来不考虑报酬。“文化大革命”中受伤的身体使他几次不得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看资料，还常常把研究生叫到他的病床前，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为他们批改论文。他的学生怎么能不从心里敬佩、感激这样的导师呢！

宗璞一家,在"文化大革 命"中深受迫害,"焦虑和悲痛"一直压在作者的心头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5月,当时作者的小弟弟身患绝症,作者非常悲痛(1982年10月小弟病逝),徘徊于庭院中,见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睹物 释怀,由花儿自衰到盛,感悟到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于是写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