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课程评价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简单了解考试、教育测量与课程评价的发展历史及其重要事件，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更好地理解相关概念，开展课程评价活动。一、 中国考试制度对课程评价的贡献1．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是考试的故乡，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学校即已出现。《孟子》一书中说到：“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里的校、序、庠都是指学校。学校要衡量士子的学习成绩和文化知识水平，需要考试。任官要判别智愚，也要通过考选。无论是学校育才，还是政府选官，都要有一定的标准和方法来判断优劣、智愚。于是，在西周时期就建立了“考校”与“考选”制度。现在学者一般认为，考试制度在西周已见端倪，西周选士是我国考试制度的萌生阶段①。在我国最早的教育专著《学记》中，记载了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其曰：“古之教育，家有塾，学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代的教育制度，20户人家设一私塾，500户的县设一学堂，12500户的行政区设学校，国都设大学。大学每年招收学生，每隔一年考查一次，第一年考查学生分析课文的能力和志趣；第三年考查学生的专业思想是否巩固，同学之间能否相亲相助；第五年考查学生的知识是否广博，对教师是否敬爱；第七年考查学生研究学问的本领和识别朋友的能力，合格的就叫做“小成”。到第九年，学生对于学业已能触类旁通，他们的见解行动已能坚定不移，这就叫做“大成”。可见，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社会，学校教育就初步建立了考试评价的内容、标准和程序的框架。学校通过对士子的“考核”，将优秀者一级一级地往上报，直至“献贤能之书于王”。从士以下“选”出来的“贤”者与“能者”，可授予官职，这是“乡学”。至于中央的“国学”，虽然都是贵族子弟，但也要通过“考校”。方能分出高低级别，“因其才而用之”。总之，西周社会发展具有重教、尚贤、选士、授官等特点，孕育出早期的考试评价制度，它对后来的学校考试、用人考试。特别是对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原来的“考校”任官制度也逐渐被破坏。就教育而言，学在官府也渐被打破，私家讲学之风盛行。而私人设教，注重于平日的考察，所以大教育家孔子对他的弟子，尤其是“七十二贤人”，哪个品行最好，哪个学业最好，哪个长于聚敛，哪个长于外交，哪个长于斗勇，他都了如指掌。就任官制度而言，除了一部分官位仍然从国家或地方办的学校中加以“考核选拔”外，相当一部分官位是通过向社会“择善而用之”。何者为善?在《国语·齐语》中述及齐桓公用人的标准，即“有居处好学，慈孝于其父母，聪慧贤仁，发闻于乡里者”，号召大夫们把这类人“举荐”出来。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在选官制度与评价人才标准方面，不像西周时期那样有普遍的“考校”制度，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仍然是存在的社会事实。此外，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在人才评价方面，较侧重于对士子的日常考察，其评价人才的标准似乎更加道德化与多元化。两汉时期，我国的考试制度正式建立。汉代的“察举制”，是一种承前启后的任官制。所谓“察举”，就是察其贤能，举以授官。由此而产生所谓“对策”和“射策”两种策试(考试)方法。策试一般是“上书言事”和“口试、答辩”相结合。“射策”是事先出好多道题目，由学生随机抽取一道加以作答。“对策”一般是根据主考官提出的一个问题，用笔试方式加以作答，有时也用“口试”方式加以进一步考察。不过，在西汉时期，举“孝廉”则不要策试即可授官。到了东汉时期，举“孝廉”也要加笔试，即先“举”后“试”，以观其能。然而，两汉时期的学校已具相当规模。多数官办的学校设有各种考试科目，考得好的可“补官”或进一步深造，考得差的“留级”，有的还要“补考”。据《文献通考·太学》中记载，汉代有一时期学校及社会盛行考试，不仅太学和郡国学里的学生要考试，就是太学里的老师——博士，也是要事先通过一定方式的考试评价后方能选用，即所谓“始试而后用，盖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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