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与环保期刊免费阅读全文在线

中国节能建材、环保材料、环境保护等等

文献借阅中心：一楼文献借阅中心硬件设施齐全完备，图书品种繁多，目前共有藏书10万余册，可供读者免费借阅。我馆实行主题排架和分类排架并存的排架方式，将读者喜闻乐见的（如：流行小说、人生哲理、养生保健、投资理财等）书籍归入主题类书架，将少儿类图书也进行了集中放置，极大方便了读者的查询和借阅。同时，一楼文献借阅中心是集文献、报刊、杂志为一体的多种类的阅读空间，我馆将下架的当月杂志归类摆放在阅览桌上，可让读者随手取阅，大大方便了读者的借阅。为彰显下城图书馆建设的特色与优势，传承服饰艺术文化流变中积淀的内涵，我馆特在一楼文献借阅中心设立“服饰艺术”典藏室，主要收藏国际时尚流行服饰、服饰设计个性元素、现代服饰设计技法、国内外艺术经典等资料，为读者提供有关国内外的流行服饰、最新的流行期刊等图书，为从事服饰设计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满足高端专业读者的深层阅读需求。学术报告厅： 学术报告厅位于下城图书馆二楼，面积300余平方米，内设舒适座椅，标准投影仪设施一套，可同时容纳读者100余人。学术报告厅现已“一厅多用”，除举行讲座、培训之外，特开辟为“影聚星期六，免费看大片”活动现场，免费为读者放映最新、最优质的电影大片。自修室：下城图书馆自修室面积100余平方米，环境优雅，适合学习，同时，内设期刊供读者阅览。目前期刊室已实行无线网络全覆盖，可供读者免费使用。期刊阅览室： 期刊阅览室面积200余平方米，目前共有最新流行期刊400余种，报纸60余份，环境优雅，可容纳读者200余人同时阅览期刊。“服饰艺术”特藏室简：下城区自元明清以来，区内的东街路、艮山门一带 “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是杭州丝绸手工业中心，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自古就是商贾繁盛之地。而今城区内的中国丝绸城和武林时尚女装街更是成为杭城的商贸服饰中心。为了彰显下城图书馆建设的特色与优势，传承服饰艺术文化流变中积淀的内涵，本馆特设立“服饰艺术”特藏室，主要收藏国际时尚流行服饰、服饰设计个性元素、现代服饰设计技法、国内外艺术经典等资料，希望能为杭城从事服饰设计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相信专家、学者、读者们都能从特藏阅览室的珍贵资源中撷取书香，品味精华，获益良多。为了更好的服务更多的读者，本室图书只供阅读，恕不外借，敬请谅解！光盘外借室： 为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积极为广大读者提供丰富的电子资源，目前，我馆开设的光盘借阅室为读者提供了包括电视连续剧、电影、音乐CD、少儿动漫片等在内的多种最新、最优质的电子读物，可供读者免费借阅。电子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地处下城图书馆二楼，面积100余平方米，内设电脑50余台，免费供读者上网浏览。电子阅览室采用“绿色上网”管理，上网者均需实行实名登记，查验身份证。我馆还严格控制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上网，由家长带领或经过电话确认才准予上网，并实行工作人员巡逻制，一律杜绝黄色、色情等不良网站的浏览，保证网络的文明和安全。全国首创G3阅览室：2010年4月16日，在第十五个“世界读书日”和“第六届浙江省未成年人读书节”即将来临之际，下城图书馆与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联袂打造的全国首创G3阅览室，正式免费对外开放。G3阅览室面积80余平方米，内设舒适的沙发，流行的期刊，温馨的植物，努力为读者营造一种温暖的氛围。一期投设了G3手持阅读器8台。这种手持阅读终端大小如同一本书，但整合了眼下最流行的电子书和3G无线功能，并采用先进的EINK（电子墨水屏）技术，具有环保、健康、节能的优点，开启了公共图书馆“低碳阅读”之门，开创了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并存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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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2~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