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初中

公共管理方面的论文在 轻风论文网 很多的哦，之前我就找上面的老师帮忙指导的。相对于网上很多个人和小机构要好很多，我之前找的 轻风论文 王老师咨询的，非常专业的说这里还有些资料，你看看公共管理制度的功能分析。制度是社会发展的 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制度又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 型时期，亟需建立各种制度。因此，借鉴新制度主义 的理论，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开辟对公 共管理制度功能的理论研究，构建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理论体系，对我国 的公共管理改革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只有 从理论上明晰了公共管理 制度的功能，关于制度的重要性才 有了具体的表述；否则，我们对公共管理制度的研究就会是 不完整的，缺乏说服力的。本文 从规范和理想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 公共管理的发展，综合运 用制度分析方法和系统-功能分 析方法，对公共管理制度的功能 进行了系统分析。文章首先分析了公共管理制 度功能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功能分为 ：目标指向功能、实现公共利益的功能、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功能、利益分配功能和约束与激励功 能，并对它们进 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与阐述，探讨了公共管理制度的诸项功能。同时文章 又结合系统论的观点，认为 公共管理制度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在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过程 中，要注意公共管 理制度各项功能之间的协 调与配合。 你看下不懂的你上 轻风论文网自己看吧

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基础是作为公共部门管理及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公共管理学及公共行政学。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个研究领域的视野、范围、理论和方法论不断地发生改变，出现不同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当代（70年代以后）的公共管理学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已大异其趣。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渊源来自于政治学、法学和财政学等学科，其思想基础则是由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所奠定的。威尔逊在1887 年所发表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诞生的象征性标志。这篇文章对公共行政学的对象、性质、方法以及发展方向等问题作出规定，是该学科的纲领性文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11 年所写的论官僚机构或科层制（即建立在文官制度基础上的政府体制）的论文则对后来公共行政学研究以正式的政府体制为焦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共行政学的形成也受到了（工商）管理学的强烈影响，即受到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科学管理学派的示范性影响。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将泰勒（Fredric W Talor）的科学管理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并利用和发挥了法约尔（MFayol）等人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的思想。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由于政府改革、科学管理运动和政治学中的新学科方向的推动，公共行政学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开始出现。其典型的标志是1926年同时出版的两本教科书：一是怀特（Leonard DWhite）的《行政学研究导论》和威洛比（William F Willoughby）的《公共行政学原理》。与此同时，公共行政学的制度化建设尤其是研究生教育逐步发展，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生教育项目以及公共行政学院。二战后，随着政治学领域中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公共行政学传统因其内在的缺陷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例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 ）在“公共行政学中的三个问题”（1947）一文中对传统公共行政学忽视规范价值等方面的批评；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 ）在《行政行为》一书中对传统行政学所提出的行政（管理）原则所作的批评。尽管这样，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期。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以及“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的出现，公共部门或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范式”——政策科学（政策分析）以及“新公共行政学”，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主导地位终结。“新公共行政学”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青年行政学者对传统行政学提出挑战而形成的“新”理论。它强调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目的及理论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关联；重视人性和行政伦理研究，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行政体制研究。然而，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研究领域新范式的是政策科学。政策科学力图克服传统行政学的一系列弊端，要求将科学知识、方法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一种以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以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公共部门或政府研究领域的新“范式”。政策科学提倡跨学科、未来研究，提倡以问题为焦点而不是以学科为焦点的知识产生方式，并以行动取向，体现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的高度统一。这种新范式吸引了大批的研究者，在70～80年代极为盛行，导致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院的衰落，许多著名大学将原来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所或学院改名为公共政策研究所或学院，或新开办公共政策研究所或学院（研究生院）；即使保留公共行政学名称的研究所或学院也大量增设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或在公共行政学课程中大量增加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公共部门及政府部门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即（“新”）公共管理学“范式”开始出现。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理论，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作为一种更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公共管理学突破了传统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之中。例如，它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经济人”假设、市场竞争、成本—效益分析、交易成本等当作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利用了当代（工商）管理学的成就，将绩效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顾客至上、合同雇佣制、绩效工资制等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它把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对于公共政策、政策系统和过程的研究成果以及政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溶合于公共管理的理论之中。由此可见，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的变化——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突破。应该说，这一领域的名称并不是统一的，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事务（学）”（Public Affairs）、“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Policy Sciences,Public　Policy ）、 “公共管理学”（ Public Management）等等。但在不同时期常用的名称有所不同：60 年代以前一般称为“公共行政学”，七八十年代流行“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80年代中期以后又出现“公共管理学”这一名称。

“直补”政策实践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8-28 16:05:00 ] 作者：王雅鹏 编辑：studa0714 -内容摘要：直接补贴是农业支持的世界性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实施的直接补贴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大突破。从直接补贴政策实践看，地方政府的补贴负担与其粮食安全不对称，补贴模式存在着农户补贴所得与粮食生产不对称，农户补贴所得与优质品生产不对称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直接补贴政策的非公平性。补贴政策的非公平降低了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调整补贴政策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特别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从补贴资金筹集和使用制度入手，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的组织系统、选择与粮食安全高度相关的农户即期粮食生产补贴模式、适度地增加补贴投入和扩大补贴范围是提高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和效率的关键。 关键词：直接补贴 公平 效率 受WTO农业协议的约束，直接补贴政策已经成为农业保护政策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我国农业保护政策重大突破就是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实施直接补贴政策。我国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是提高农户种粮收入、维护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安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拟从实践的角度对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中的公平与效率进行尝试性探索。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含义 直接补贴政策的公平一是指一个生产年度内，凡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粮食生产都应该获得相应的补贴；二是指地方政府负担的直接补贴资金与其辖区所需要的粮食安全程度成同方向关系。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则是指直接补贴资金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程度和推动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表现之一是补贴资金发放公平有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公平能够促进政策效率的提高。如果补贴政策实施公平，农户的生产项目只要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收入，不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生产项目就不能够获得补贴收入，为了获得直接补贴收入，农户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与直接补贴范围高度一致。这样，农户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政策的初衷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农户的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范围的一致性首先是稳定粮食生产面积和生产量。生产粮食越多，获得的补贴收入也越多。其次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深化粮食的“清洁生产”。农户生产的优质品越多，获得的补贴也多。为了获得优质品补贴，农户不仅会自觉地增加优质品生产，减少劣质品生产，而且还会自觉地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实施“清洁生产”。由此可见，直接补贴实施公平，能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从而有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如何实现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公平性要引起特别重视。 直接补贴政策中公平与效率关系表现之二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非公平性，会极大降低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阻碍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非公平导致政策效率下降。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的非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负担与其辖区的粮食安全保证需要“背离”。直接补贴资金来于粮食风险基金。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从1999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粮食风险基金负担比例是1:5，缺口部分按1:1分担。在这样的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体制下，地方政府辖区内生产的粮食越多，其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越多，地方政府辖区生产的粮食越少，其承担的补贴基金也越少。生产粮食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大的地方政府也是其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负担越重的地方政府。生产粮食少、负担补贴资金少的地方政府却享受着与生产粮食多、承担补贴资金也多的地方政府同样程度的粮食安全系数。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补贴资金效益外溢到了非主产区。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果地方政府补贴资金的外溢性不能获得补偿，那么，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是补贴资金不到位或尽量地减少补贴资金支出。在比较利益下，生产粮食农户收入因缺乏补贴收入下降后，农户会自觉地减少粮食生产。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受到威胁。直接补贴的初衷——稳定粮食生产目标难以实现。 二是种植粮食的农户不得补贴，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得补贴。直接补贴运行一般是在生产开始前发放给农户。在具体发放补贴办法上，安徽、吉林所代表的模式是或者按照农户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户计税土地面积发放、或者是按照农户以往几年交售的粮食数量或计税常产发放，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数量挂钩的方法。如果按照农户申报种植面积补贴，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农户的种植面积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所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种植相应的粮食数量，更有一些农户是获得申报补贴后，根本没有按照补贴范围种植粮食。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尽管在开始生产前没有申报，在实际生产上种植了符合补贴范围粮食产品没有获得补贴。这样，获得补贴的农户没有完成应该种植的产品，没有获得补贴的农户却种植了符合补贴的产品。补贴并没有补贴给真正应该获得的农户。如果按照计税面积补贴，无论是种植什么项目，农户都可以凭借其使用耕地数量获得相当的补贴。有多少地能获得多少补贴，不管耕地是否种植了粮食作物。补贴获得量完全取决于耕地量，与粮食生产与否、多少无任何关系。 直接补贴的范围是粮食生产。种粮食有补贴，不种粮食就没有补贴。上述补贴模式所选择的补贴方式实施的结果就是补贴发放了，但没有按照直接补贴政策所设定的补贴范围补贴给应该补贴者。补贴并没有让真正的粮食生产农户收入提高。补贴政策的运行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也低效率。这时，无论是种粮农户收入的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结构调整深化，还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预期目标都难以实现。 三是农户的“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缺失。实施“清洁生产”是提高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特别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质量安全。而粮食“清洁生产”的实现一般是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为前提的。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农药自然要减少产量，降低收入。如果农户因“清洁生产”而减少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补贴，农户就会终止“清洁生产”。到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可能提高，农业生产环境不可能改善。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整和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非公平性对直接补贴政策目标实现的效率有相当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克服直接补贴政策设计和运行中所出现的非公平性，力求公平，并尽可能地提高政策运行效率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改革直接补贴基金制度 粮食安全是国家整体概念，而不是局部性地方概念。所以，粮食风险基金就要按照国家整体性原则统一筹集和使用。首先是中央政府把我国的粮食安全总量按照各地方政府辖区人口数量分解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按照其辖区粮食安全数量所决定的直接补贴资金上交到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下拨直接补贴资金到直接补贴政策执行机构，由执行机构根据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率实际具体地发放补贴资金。生产粮食多的主产区多发放，生产粮食少的非主产区少发放。直接补贴资金制度这样设计，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粮食风险基金缺口问题，保证粮食风险基金数量安全，并进而彻底地克服直接补贴资金安全问题；也克服了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不公平问题，充分地体现粮食生产中的公平与效率统一原则，从根本上克服粮食安全贡献率与补贴资金负担责任的不对称性。 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效率 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以及效率的重要组织保障。一般而言，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从2002年以来直接补贴政策实践过程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尚处于不完善状态。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不完善最突出表现是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二个方面。执行系统具体地操作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高低。信息反馈系统负责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所存在问题的及时监测，以便于提高直接补贴决策系统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以，执行系统的不完善对直接补贴政策效率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各地区直接补贴政策的执行系统基本上都是由财政、税收、物价（计划）、农业和粮食等多部门联合、县乡村三级干部全体出动模式。虽然这些部门确实都涉及到直接补贴政策，但涉及到并不一定都要参加。有一些部门是不适合承担直接补贴主体资格的。在具体实践上，由于各参加部门更多地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因此，这种模式运行效率偏低，运行成本十分不经济。所以，建立科学、高效的执行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鉴于直接补贴资金的特殊性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由农村信用社为依托的直接补贴政策执行系统是比较可行而又经济的。信息反馈系统则由目前的统计机构执行则是比较合适的。 范围应该扩大到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项目 直接补贴范围的大小既取决于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也取决于补贴能力。就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而言，直接补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但就我国直接补贴能力而言，直接补贴的范围又不可能太大。在这二方面条件约束下，结合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直接补贴范围还是有扩大空间的。在可扩大的直接补贴范围中，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是应该首先选择的。理由有五：一是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有利于国家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直接补贴目标的实现。二是直接原因就是农户实施“亲环境”粮食生产必须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农户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后，粮食产量也随之减少，农户粮食生产收入因此而降低。如果不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所减少的收入予以适当补贴，农户就不会继续粮食的清洁生产，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粮食质量安全需求就不能满足。三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是国际上直接补贴最新趋势。四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符合农业多功能理论的要求。五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我国耕地中因工业和化肥农药污染的比重已占全国耕地的20%多。在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中，农业生产自身污染已经占35%-40%。在国际绿色壁垒日益趋升的形式下，粮食继续污染生产，别说是难以提高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难以维持。对农户“亲环境”生产补贴，从即期看既给农户增加了收入，又有助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从远期看则有助于保持农业生产潜力，防止未来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农户收入的下降。 选择体现农户即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实际贡献率的模式 直接补贴方式的选择对补贴政策的公平和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实施的直接补贴方式概括起来基本上是二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一种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比较这二种补贴模式的结论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方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公平现象。按农户计税面积补贴的结果是不管耕地是否种植粮食都可以获得补贴。按照只有粮食生产农户才可以获得直接补贴原则，这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而按种植面积补贴时，农户即期实际种植粮食面积与所得补贴的面积不一定完全一致。得补贴的不种植粮食，不得补贴的反而种植粮食。这对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户也不公平。按以往几年交售粮食量补贴时，农户即期交售的粮食量大于补贴数量得不到直接补贴。补贴获得量与其粮食生产数量不对称，真正生产粮食的农户收入不能提高。这些农户因应得而得不到补贴收入会减少未来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政策效率也因此而受到了冲击。而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挂钩的补贴则比较好地实现了直接补贴政策运行中的公平与效率。至于补贴是按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面积，还是按农户实际交售粮食数量则可以视具体情况确定。所以，应该本着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尽量选择与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挂钩的直接补贴模式，以便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作用。 在可能的空间内增加直接补贴投入，减少农民 直接补贴改善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的程度取决于补贴力度的大小。补贴力度越大，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改善程度也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补贴力度越大对提高粮食生产农户收入越有利。如果按照1998-2001年我国粮棉油价格补贴平均数3775亿元为补贴资金。设补贴效率为10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年我国乡村人口78241万计算。这些直接补贴资金能够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7元。直接补贴收入占该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如果把“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平均增长和直接补贴收入加一起也不如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5%的增长率。事实上我国每年的直接补贴资金并没有达到3775亿元。要实现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就直接补贴而言，还需要加大直接补贴投入，提高补贴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从我国财政负担能力和财政支出结构看，适度提高直接补贴力度可行也可能。但提高直接补贴的收入效率的根本还在于减少农民。不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增加直接补贴支出的收入效率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已有或增加的补贴支出都要适应直接补贴范围变化新趋势，尽量地提高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王来保我国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目标模式探讨[J]宏观经济研究，2004 卢良恕，孙君茂从食物安全高度审视粮食问题[N]农业经济导刊，2004 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的背景[J]经济研究参考，2003 王晓辉“直补”——我国农业政策的重大突破[J]农业经济导刊，2003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论我国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政策作者：陈享光 来源：66wen 更新时间：2010年04月18日 编 辑：admin内容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过程被分为微观收入分配和宏观收入调节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从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看，尤其要强调微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需要把对生产条件分配的调节与收入分配的调节相结合。关键词： 公共产品供给 收入分配差距 公平与效率 公平原则 生产条件 实现社会 收入调节 公平分配 三农 收入再分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过程被分为微观收入分配和宏观收入调节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对独立，共同作用和影响着收入分配的总过程和收入分配的结果。收入分配政策涉及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只有把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一、微观收入分配政策：实现生产条件和收入的均衡分配市场经济微观层次上，收入或产品的分配直接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包括生产的物质条件即客观生产条件和生产的劳动力条件或主观生产条件。生产条件的分配不仅包括生产条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而且包括生产条件在不同生产部门和领域的分配。生产条件这两方面的分配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收入分配的结果。因为谁拥有生产条件，谁就能以生产条件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市场的收入分配过程。在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拥有的生产条件多，获取的收入就多，反之就少。生产条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收入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状况。生产条件通过市场机制在各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把生产条件的分配与收入的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各种生产要素和资产都有了自己的价格，从而使收入与生产要素价格相联系，而且生产条件在各部门之间分配比例直接影响收入分配的结果。因为只有生产条件在各部门之间均衡配置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而不同部门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均衡和公平分配。如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中，存在阻碍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制度性障碍和市场垄断，不仅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衡，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的微观收入分配是由双重意义上的生产条件分配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微观收入分配过程与宏观收入调节过程逐渐分离开来，微观收入分配通过市场机制与生产条件的分配直接相连，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和各种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增加要素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应当看到，伴随这种变革，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有一些是正常的，合理的，但也不容否认的是，有些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是与公平原则不相容的，甚至也不是追求效率的结果，而是生产条件两方面的分配失衡和扭曲所导致的结果，生产条件两方面的分配失衡和扭曲导致或加剧了国民收入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平衡。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有客观生产条件通过委托代理制实现市场化分离。公有生产条件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形式，公有资本又通过不同的委托代理制进行资本化运作，从而获得了独立的资本收入形式。这种分离虽然不同于私有制意义上的分离，但由于劳动者难以成为现实的所有者，从而使其代理者得以控制客观生产条件和客观生产条件带来的收入。一些部门之所以能够持久性地保持高收入，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之所以长期居高不下，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不仅会造成收入在公有资本代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而且造成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初次分配建立在市场交易的基础上，这种交易可能是劳动交换，如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也可能是非劳动形式交换，如产权或生产条件拥有者之间进行的产权或权利交换。虽然两种交换形式上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但非劳动形式的交换对收入分配结果产生不同于劳动交换的结果，非劳动形式的交换对收入分配结果的影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不同交换主体拥有的权利，二是不同社会力量的对比。显然，在非劳动形式交换的情况下，即便交易双方的权利是平等的，如果没有形成均衡的社会力量，国民收入分配将会发生倾斜，我国近些年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下降，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由于通过市场进行的微观收入分配和生产条件的分配是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和影响着收入分配，而收入的分配也影响生产条件的分配，并通过生产条件的分配再反过来影响收入分配。例如城乡之间，由于农业和农民的相对收入低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市场化分配必然造成生产条件不利于“三农”分配，造成资源配置的“脱农”现象，即各种资源配置过程中脱离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现象，包括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金融资源等等在市场化配置过程中都在向城市、非农产业倾斜，进一步加剧了生产条件在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无疑会加剧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上述情况表明，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微观收入分配不仅不能有效协调和平衡收入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公有资本代理者与劳动者之间、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分配失衡和扭曲。而避免和防止这种收入分配失衡，是微观收入分配政策的要旨之所在。二、宏观收入调节政策：调控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微观收入分配过程只是收入分配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收入分配总过程还需要宏观的收入调节政策。微观层次的收入分配过程和宏观层次的收入调节过程是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过程。宏观收入调节过程是建立在微观收入分配过程基础上并独立于这一分配过程的再分配过程，既是收入分配过程的继续，同时也是对微观收入分配过程的补充和纠正。宏观收入调节，要考虑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的平衡和社会整体、长远发展需要，对不同部门（包括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之间）、不同领域、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调节，避免微观收入分配造成的收入分配过分悬殊，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别，特别是把由劳动者自身条件差别以外差别引起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宏观收入分配的调节一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从收入方面进行调节，主要是通过税收等形式进行调节；一是从支出方面进行调节。在宏观收入调节过程中，所得税居于重要地位。一般而论，所得税的设置既要能体现社会公平，满足低收入者基本的生活需要，避免形成低收入者对再分配收入的依赖，又要体现效率的要求，避免影响纳税人的积极性，造成无效替代。因此，在收入调节过程中，要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税收制度。从支出方面进行的调节，最为直接的是转移性支付、社会保障支出等。通过转移性支付、社会保障支出，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直接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着平衡社会成员实际可支配收入差别的作用。不过，政府从支出方面进行的调节远不止这些，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投资支出等，事实上都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从公共产品来看，政府能否按照公平原则提供公共产品，不仅影响不同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而且影响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经济环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要有效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应按均等化原则，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包括就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方面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指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就政府投资来看，虽然不属于收入调节的范畴，但这种投资直接影响部门、地区的产业发展，直接影响不同地区和部门生产条件的改善，从而对不同部门、地区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因此，政府投资也具有收入调节的功能。 论文论我国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政策来自66WENCOM免费论文网O -vob2Fw82hSi; b@RciPdZ|AD=ehE'w}[,P:g'*P`T4=CJDnA我国目前无论是收入方面的调节还是支出方面的调节都存在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难以对市场化的微观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调节。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或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如城乡税制不统一和差别性国民待遇体制，造成社会范围内进行公平再分配的限制，甚至导致收入分配的逆调节；另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导致再分配收入向强势部门、利益集团或阶层倾斜，同时一些权力主体或官员利用掌握的再分配权力进行损公肥私的交易，贪污腐败，不仅严重影响国家通过收入的集中和支出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而且使再分配本身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原因。显然，不根本改变这种情况，宏观收入调节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将难以进一步改善。三、把收入分配的微观政策和宏观政策结合起来收入分配涉及微观收入分配和宏观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政策因此应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不考虑微观收入分配层面，仅仅把收入分配调节局限于政府收入再分配，难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因而，我们需要把收入分配的微观政策和宏观政策结合起来。从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看，尤其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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