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的论文题目

论点的基本要求是：作者的主张看法和观点；论据基本要求是：事实论据（名人事例）和道理论据（有权威性的名言，格言，诗句和俗句）；论证的基本要求是：对比说理、比喻说理和引证法。写议论文要考虑论点，考虑用什么作论据来证明它，怎样来论证，然后得出结论。它可以是先提出一个总论点，然后分别进行论述，分析各个分论点，最后得出结论；也可以先引述一个故事，一段对话，或描写一个场面，再一层一层地从事实分析出道理，归纳引申出一个新的结论。这种写法叫总分式，是中学生经常采用的一种作文方式。也可以在文章开头先提出一个人们关心的疑问，然后一一作答，逐层深入，这是答难式的写法。还要以是作者有意把两个不同事物以对立的方式提出来加以比较、对照，然后得出结论，这是对比式写法，通过对比更突显作者的观点。议论文写作细节认真思考1、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就事论事。有时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但认真分析一下还是能够发现问题。在看似没有问题的问题中发现了问题，这就是高瞻远瞩。2、见微知著：也就是说，要从报微小的事物中看到一种发展的趋势，看到一种大的事情。3、由表及里：要从表面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4、由此及彼：有时两个事物看上去没有什么联系，其实他们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你要能把他们挂起钩来。

一、党内法规制定权限 与以往有关规定相比，《制定条例》的亮点之一就是对党内法规的起草主体、制定主体、审批主体都界定得很清楚，其中包括“两个层级”和“多元主体”，故不存在相关主体缺位的问题。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有利于从根本上避免或减少无权制定、越权制定、重复制定等无序制定现象，确保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既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又发挥其部门和各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而，这些界定不过是思考制定权限问题的一个层面而已。换言之，就是这些主体界定得清楚不清楚是一回事，而这种主体设置合理不合理、合情不合情则是另一回事。从这个视角看问题，在党内法规制定权限上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对此，笔者仅以“中央党内法规”这个层级为例，就其制定权限和审批权限做些简要的分析。 （一）关于“中央党内法规”的制定权限 《制定条例》第三条规定：制定“中央党内法规”这个层级的主体只能是“党的中央组织”。接下来，又明文规定并列举六项为党的中央组织的专属制定权。当然，这样的规定是可以的，但细分析起来还是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这是因为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中央组织”有六个之多，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其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虽然这六个组织都属于党的中央组织，但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组织，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是大不一样的，如果在“中央党内法规”制定权限上不加区别而笼统地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话，那是很值得推敲的。 （二）关于“中央党内法规”的审批权限 根据《制定条例》的精神，按照职权，中央党内法规的审批有三个层级的主体。第一个层级为“涉及党的重大问题的党内法规，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那么谁来界定、如何界定哪些才是“党的重大问题”呢？第二个层级是“涉及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产生、组成和职权的党内法规，涉及党员义务和权利方面基本制度的党内法规，以及涉及党的各方面工作基本制度的党内法规，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或者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批准”。显然，这三个审批主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从权力的授受关系看，中央委员会的审批权是决策性的，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审批权只是执行性的，故不可在这里将三者混为一谈，一概而论。第三个层级为“应当由中央发布的其他党内法规，根据情况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批准”。这里姑且不论应当由中央发布的“其他党内法规”指什么，也不论“根据情况”又是哪些，只是党内法规制定无小事，无论如何由几个人来审议批准任何党内法规都是有些不妥当的，很容易造成邓小平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 综上所述，结论是这里回旋余地太大，故不利于党内法规建设。既然如此，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制定权限和审批权限都涉及一个“权”字，其对策思路就只能是从规范有关权力入手，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不是把制度关进权力的笼子。具体地说，就“中央党内法规”的制定权限和审批权限来说，前者应当变目前党的六个中央组织为党的两个中央组织，后者应当变目前的三个层级为两个层级，即除了党的根本大法—党章的制定和审批以外，其他中央党内法规的制定权和审批权只能属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两个党的中央组织和层级，且这样做也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全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顺便审议批准一下党内法规有什么不可行的呢？至于其他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只能作为党内法规的起草主体而存在。退一步讲，即便这些组织拥有某些党内法规的制定权，也不能拥有其审批权。应当说，党内立法也有个权力分解问题，要尽可能体现起草权和制定权的分离、制定权和审批权的分离。

嗯，制度治党的重要意义论文，因为党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呵护的，只有维护好的制度才是可以越来越好。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胡锦 涛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中提出的这项要求，对于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提高我国公民遵纪守法的道德素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无规矩难以成方圆。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人人守法纪，凡事依法纪，则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倘若没有纪律的规范，失去法度的控制，各项秩序就无从保证，人们生存、发展的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在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正在大力实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深入人心。我们每个公民更应该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必要性，做到明纪、知法、守法，推动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强调的是一种行为方式，人生准则；唤起的是人的良知，彰显的是人生自律的力量，倡导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观、道德观。历史与现实都已反复证明，遵纪守法的本源是道德良知。人要自爱，要爱他人，起码应该做到“不逾矩”，敬畏法度，在法纪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因为法律和纪律是为了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制定的，神圣庄严，不可违背，不可侵犯，所以才要自觉用法纪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对违纪之行、“越轨”之事，不想干、不愿为，从而保持人格气节，创造美好人生。 有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藐视法纪、践踏法纪的行为，必然受到法纪的惩处。但只要有社会、人群，就难免有违法乱纪行为，就可能会有人去扰乱社会秩序，扰乱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每一个具有道德良知、法纪意识的公民，都应自觉地拿起法纪这一有力武器，与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营造出这样一种社会状况：遵纪守法的人感到光荣、自在，得到尊重和支持；违背法纪的行为被斥责、抵制，个别违法乱纪之人被绳之以法。到处井然有序，人人崇尚法治，这样的社会才会令人向往，才充满生机和希望。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我们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引导和带头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说个别群众违法乱纪，仅仅是污染了“水流”，而个别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则可能污染的是“水源”。是遵纪守法，还是违背法纪，我们党员和党员干部导向作用甚大。对此，我们的同志要有明确的认识。每个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循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带头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自觉地、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当前，尤其要强调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章。党章是我们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对于我们党员来说是“大法”。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地遵守党规党法，一丝不苟地遵守国家法规，做守法、守纪的模范。这样，在我们的社会里牢固树立起“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荣辱观，则自不待言了

俗语有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人参与社会活动，要遵规守法；一个执政党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带好、管好队伍，做到言有度、行有规。制度治党，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党的建设领域的体现和运用，主要是依靠制度管党治党，解决的是管党治党常态化、长效化问题。　　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做法。党的一大就讨论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第一决议》，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起点。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对以往相关制度的承继和发展，为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不仅需要继续发挥思想建党的强大内动力，更需要制度治党的刚性外制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的“制度治党”，提出通过制度安排，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经常化、常态化和长效化。可以预见，一个以制度化观念、组织系统、体制机制、评价标准为推动力的制度治党新局面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