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论文2000字怎么写的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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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生于明成化八年，卒于明嘉靖七年，享年58岁。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王阳明一生中写过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其中有两篇是在贵州所作。一篇是千古不磨的《瘗旅文》，激情所致，一气呵成，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如哭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后莫不黯然垂泪。另一篇是《象祠记》，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从而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从王阳明的任途生涯来说，这位明中期的大儒，应该说是一个忠诚的封建王朝的政府官员。从28岁中进士之后，他一路当官，从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御史，最后当到南京兵部尚书。但后来，没有人把他的名字和他的职位放在一起，而是牢牢地和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心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心学，实际上也很好解释，就是那种把“心”作为天下第一的世界观。“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这种把主观世界放在第一性的认识论，早在南宋时期就在浙江发展，至明中叶的王阳明时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与南宋陆九渊的心理说更有密切的联系，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王阳明把它加以总结和完善，形成自己的心学体系。所以说，王阳明是明朝中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身后一百多年，其学说一直就统治着思想界，他与他的弟子创立的这个学派，被人们称为“姚江学派”。他的主要思想是：提出“心无外物”命题王阳明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心即是理也”的学说，主张“心无外物”。他的所谓“心”，实际上是指人的精神活动，但把“心”的主宰作用绝对化了。王阳明把“吾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来源，认为“心”是万物的“主宰”。另外，与心外无物相联系的，他又提出“心外无理”，认为事物的“理”，不存在与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心之中。在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命题中，他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关系，把人的感觉、意识绝对化、片面化，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提出“致良知”的主张在王阳明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他又强调“良知”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正是这个充塞天地的“良知”，才使“我”与万物无间隔地一气流通，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泼泼的“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有“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的‘狂者’或圣人境界”。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成了“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在这里，王阳明突破了朱熹那种“天理”的绝对性，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行是知的条件，是到达取得知识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强调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有一个“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而觉“有滋味”的不断深化过程。因此，“人若复得‘良知’”，“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替与天地万物同体并一气漳通的超然自乐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主体人格精神获得了高扬，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人的心灵被提升为与天地同体无古无今的永恒，而这正是生命的体验过程。从对王学的内在结构来看，王阳明的心学是一种体验哲学。作为其心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美学，也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可以说是体验美学。所谓体验美学就是审美主体通过生命体验那种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的审美意象或审美境界。王阳明的体验美学就是通过审美体验去把握那种具有永恒性、整体性，直接性和超越性的“至乐”或圣人境界。我们自然不能简单地否定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思想。而事实上，作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王阳明的学说，无疑是对程朱理学一种巨大的挑战与叛逆。他的那种偏离正统、另类与传统儒学的思想因素，对后世思想界的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确实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