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认为文学批评者有哪两种错误的批评态度

内容《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涉及到文学的价值、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别等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后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开了先河。①对文学价值的重视。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②对建安七子作了评价，指出各人的长处和短处。③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它所说的“气”，大体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导致作品的风格就不同。④初步探讨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文学上其最大成绩是学习乐府民歌，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抒情，代表作有《燕歌行》。他的散文《与吴质书》，字句整饬，风格清新流畅，颇为动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于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宏观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文学批评专著，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理论的著作开始产生。《典论·论文》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它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新经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声。　　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大多为只言片语，文学观念尚未独立。两汉文论也没有完全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序文，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大多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如《诗经》、《离骚》等进行阐说。而《典论·论文》则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视野涉及到文学批评中许多基本原则问题。这是魏晋文论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它是魏晋文论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极有说服力的标志。　　当然，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论·论文》的内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看来，就是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关于文气问题。曹丕所说的“气”，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二指文学家的气质。在作者方面，“气”指他的气质才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其三，是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在这里曹丕提出了“本同末异”、的主张，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还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 的提出尤为重要。“丽”是审美概念，曹丕已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这与传统儒家把诗作为伦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本末结合起来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一次提出的，它特别重视不同文体的特点，推进了文体研究的发展。文体研究的深入，说明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自觉的、纯文学状态。　　其四，是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谓已为贤”；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一种崇尚虚名，盲目尊古的错误倾向。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种体裁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曹丕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文学上其最大成绩是学习乐府民歌，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抒情，代表作有《燕歌行》。他的散文《与吴质书》，字句整饬，风格清新流畅，颇为动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于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宏观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文学批评专著，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理论的著作开始产生。《典论·论文》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它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新经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声。　　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大多为只言片语，文学观念尚未独立。两汉文论也没有完全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序文，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大多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如《诗经》、《离骚》等进行阐说。而《典论·论文》则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视野涉及到文学批评中许多基本原则问题。这是魏晋文论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它是魏晋文论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极有说服力的标志。　　当然，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论·论文》的内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看来，就是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关于文气问题。曹丕所说的“气”，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二指文学家的气质。在作者方面，“气”指他的气质才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其三，是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在这里曹丕提出了“本同末异”、的主张，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还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 的提出尤为重要。“丽”是审美概念，曹丕已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这与传统儒家把诗作为伦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本末结合起来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一次提出的，它特别重视不同文体的特点，推进了文体研究的发展。文体研究的深入，说明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自觉的、纯文学状态。　　其四，是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谓已为贤”；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一种崇尚虚名，盲目尊古的错误倾向。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种体裁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曹丕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论《典论·论文》的文学思想 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曹丕的《论文》重视品藻诸家，分析各家才性的细微差别，探讨文气的内在规律，是有其思想文化背景的。其一是当时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很盛。其二是当时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自觉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体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这些都历史地呼唤着《典论·论文》的产生。《曹丕是汉魏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精心撰写的学术著作，一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典论》一书失传，《论文》这一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下来。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他的《典论论文》虽短，却提出了下列有关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问题： 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 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 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