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论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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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出自然——从苏轼的山水诗看自然诗化的走向及其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10000字。 2．《对传统士大夫人格的超越——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10000字。 3．《论苏轼岭海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10000字。 4．《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10000字。《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10000字。《苏轼、朱熹文艺观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10000字。 《“侠客行”专栏（共十篇）》，《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6月，30000字。《“古道酣歌”（共七篇）》，《雅周末》，1996年11月，15000字。《山东作家群的道德意识》，《雅周末》，1996年12月，3000字。 《“三统”与文化保守主义》，《雅周末》，1996年10月，3000字。《〈聊斋志异〉中的道德宿命意识》，《雅周末》，1996年11月，3000字。《大俗大雅，至幻至真》，《雅周末》，1996年10月，3000字。《孔子仁学与现代人》，《中国文化报》，1998年2月，3000字。《挥之不去的文化理想——谈山东作家群的道德意识》，《中国文化报》，1998年4月，3000字。《传统事功精神的新开展》，《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4000字。 《试论汉赋之美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9000字。《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中国水利报》，1998年11月，4000字。《六朝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8000字。《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东方学》（韩国），1999年1月，5000字。《百年文学》，《北京晚报·世纪导刊》，1999年1月，12000字。《骈文之美辨正》，《论衡》，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20000字。《试谈中国禁毁小说的概况及禁毁因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8000字。《试论唐、宋古文运动的成因及特质》，《东方学》（韩国），1999年12月，20000字。《唐宋意识形态的嬗变与宋词繁荣的文化动因》，《中国文学的文化思考》，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3月，21000字。 《中国古代散文中“文”、“道”观念演变之考辨》，《东方学》（韩国），2000年12月，25000字。《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01年4月，3200字。《论原始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8000字。《武打、武侠、无赖》，《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200字。《“金庸”不是神话，学术不能“随感”——对陈冲批评的回应》，《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2期，3500字。《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兼与朱熹文艺思想相比较》，《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14600字。《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福建论坛》，2002年第3期，11000字。《苏轼的山水诗与自然诗化的走向》，《文学前沿》（第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12000字。 《试谈金庸小说对于建构民族文学的启示》，《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21000字。《再答陈冲》，《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6期，3500字。《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福建论坛》，2004年第2期，7000字。《〈东坡易传〉与苏轼的文艺观》，《中国第十二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15000字。 《古人苏、辛词百则评阐释》，《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8月,13000字。《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5年7月复印，5000字。《东坡易传与传统事功精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7月，9000字。《诗词“文化欣赏”举隅》，《惠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1年第4期复印，7900字。《“发愤以抒情”到“诗是穷人物”——屈原、苏轼诗学精神内在联系之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第5期，10000字。《〈毗陵易传〉的思想理论特征》，《苏东坡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11000字。《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6500字。《论化时间为空间的诗词之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7月，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1年第7期复印，7000字。《“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中国人大学报》，2012年3月，14700字。 《孔子思想中的“自足性”》，《光明日报》，2012年7月，3000字。《文化视野下的诗词之美》，《紫光阁》，2013年第5期，7000字。《金庸小说的悲剧意识》，《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4期，6500字。主要专著1、《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6年12月，12万字。2、《陆游诗选注》，大连出版社，1997年1月，30万字。3、《苏轼词选注》，大连出版社，1998年1月，27万字。4、《古道酣歌》，海天出版社，1998年12月，13万字。5、《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50万字。(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7万字。) 6、《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年5月，5万字。7、《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32万字，获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优秀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8、《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47万字，获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修订版，学苑出版社，2004年4月,6万字） 9、《唐诗宋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万字。（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8万字。)10、《国学之光——近代国学大师论著选读》，冷成金、沈广斌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37万字。

希腊神话中的谬斯，兼职诗神，他的本职工作则是酒神，由此可见，那个文化深远的民族认为，酒之于诗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酒，所以诗。而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王羲之与朋友们徜徉于会稽的名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有一种说法，是与服药有关。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曹操的女婿、魏晋名士何晏首倡服药，他那时既有权又有钱，开始服用一种叫“五石散”的补药，“人吃了能转弱为强”，有着使人神清气爽、延年益寿的效果。服“五石散”不但极贵而且极麻烦，特别要紧的是服药之后必须饮热酒，不然便会有性命之忧。由于何晏带头，当时的才子王弼和大将军曹爽的外甥夏侯玄参与推波助澜，在统治阶级的社会名流中便服药成风，与之同时，纵酒也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寒门文人极普通老百姓虽然服不起药，却也喜欢打着这个旗号饮酒，乐得自由。 然而，各位文人饮酒的原因却也不尽相同。曹孟德曾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喝酒，是为了解忧。他忧的是什么？曹操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中国，他所忧愁的便是得不到众多的贤士人才来同他一道建功立业。因此，曹操喝酒，表面看似“以酒浇愁”的消极行为，实则表达了他阔达的政治家胸襟，求贤若渴的心情，建功立业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竹林七贤”都喜饮酒，尤其以阮籍和刘伶最甚。当时正是司马氏正积极准备篡位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司马氏注意的人物，但他们都不买司马氏的账；他们在一起饮酒自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们的对策是不拘形迹地饮酒，平时言谈举止也异于常人。比如刘伶喜在家中赤身裸体饮酒，有人说他的不是，他反而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房屋当做衣裤，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面来了？阮籍则是以醉酒来搪塞司马氏的拉拢，他的名气很大，司马昭打算和他结儿女亲家。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没有提亲的机会，只好作罢算了。由此可见，他们饮酒是以买醉逃避不满的现实，是对魏晋政权交替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这实实在在的纵酒却也正合乎人民当时在动荡生活得需要，并为破除礼教中一些限制饮酒的规律找到了依据。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淡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王羲之与友人们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之外”，“引以为流觞曲水”，“一觞一咏”，尽情享受着饮酒创作的乐趣。王羲之能够创造出享有盛名的书法奇作《兰亭集序》，酒无疑成了助其形神相亲的妙剂。王羲之饮酒，是因为酒是其艺术创作的助推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酒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陶渊明饮酒，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中如此盛行，尽管原因不尽相同，酒都扮演了精神寄托的角色。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敏感的文人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因此，酒及时地成为了魏晋文人所寄托的精神食粮。酒可以让他们暂时地摆脱形体桎梏，忘记乱世的烦恼，让精神得到一丝解脱，聊以慰藉遍体鳞伤的心灵。曹操“对酒当歌”，寄以求贤之渴，由此召集天下贤士，建功立业，终结束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统一了中原；“竹林七贤”买醉以逃现实之祸，纵使虚无、随便，放荡不羁，故作旷达，也只能将所有的不满和抑郁寄于一杯杯闷酒灌入腹中；王羲之与友人聚游，修祓禊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寄以山水之乐；陶渊明更是“无酒不成诗”，真正把酒和诗浑然连成一气，将酒大量入诗，筑就士大夫的精神家园。魏晋文人与酒注定有着不解之缘，它们之间也就互相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在曹操之前，没有几位文人墨客对酒加以青眼。孔子好酒，但他老人家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理想却与美酒没有丝毫的联系；庄周好酒，但梦迷蝴蝶、遨游九虚的他却没有把酒乘风的醉意；司马相如好酒，但子虚上林的瑰丽华美中却闻不到沁人心脾的酒香。或许在他们的眼中，酒与文化、与诗情画意是完全不沾边的。但曹操，正是曹操，将美酒倒入了中国文化之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饱含真气的诗句一出来，就有如茫茫黑夜中骤然亮起的一座巍峨的灯塔。给所有正在迷茫中的航行者照亮了道路，所有的文人贤士都顿悟了酒的妙处。他将酒带入了中国文化，酒也成就了他那“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种霸气，是青梅煮酒时的睥睨众生；这种霸气，是横槊赋诗时的踌躇满志；这种霸气，是自比周公的求贤若渴。正如曹操自己所言：“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种霸气，让后世之人从心底产生深深的敬畏之情。由于他们不羁的外表，疯癫的行为，“竹林七贤”也被人们称作“竹林狂人，他们用酒把自己从世界孤立出来，封锁起来，洁癖一般地守卫着他们清净透明的灵魂，他们的任何变态的行为，都是他们对黑暗的愤怒与对良知的守卫的耻辱者宣言。竹林之中，醉倒了一群疯狂的圣者，一群叛逆的天使。酒，同时也给他们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一个纯精神的存在空间，与绝望、黑暗、愤懑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离开来。王羲之适逢酒酣，乘兴挥笔，意气飞扬，潇洒自如，写下了号称“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酒醒之后，“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美酒的刺激，使他写出了后世书法家所难以企求的艺术珍品，博得一代名君唐太宗的异常珍爱，推为王书第一。而王羲之与友人们的“兰亭流觞”也成为脍炙人口的酒典和风雅之事。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对酒的偏爱不言而喻，他将酒用优美的文字淋漓尽致地记录下来，流芳百世；“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 酒通过他的口喉，穿过他的肠胃，深入到了他的骨髓，融入到了他的灵魂，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 魏晋文人与酒，永远诉说不完的话题，一个纷乱的时代限定了诸多文人特定的历史命运，而酒，正是酒赋予了各位文人缤纷的精神寄托；同时文人也将酒提升到了更高的地位，将其带入了中国文化，它们是特定历史下的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