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若冰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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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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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至1964年3月，刘海波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中南军政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单位任政治教员、政治主任教员、政治教育科长、大队政委、干部部副部长、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军队工作期间，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并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4月，刘海波调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任宣传部部长。“文革”期间任总理联络员二年，下放国务院五七干校三年。1972年后，任外贸部政治部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财贸报社长，经济日报社长、分党组书记。1982年到1983年，刘海波主持了《经济日报》的筹备和创办工作。《经济日报》的创办情况，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一是在全党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创办的；二是在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建成新的国家经委的条件下办起来的；三是在《中国财贸报》的基础上改办而成的。1982年6月，经委党组正式决定，在《中国财贸报》的基础上改办《经济日报》，要求中国财贸报社长刘海波主持筹备工作。随后召开的中国财贸报领导班子会议做出了三条决定，并进行了相应的分工：第一，继续办好《中国财贸报》，不要因为筹办《经济日报》而放松了《中国财贸报》的工作，这件事由总编辑王昭栋，副总编辑刘树烈、王浩天负责，要一直抓到年底。第二，提出改办《经济日报》的方案，积极准备试刊，这件事由副总编辑胡理棠、张颂甲负责。第三，充实壮大报社队伍，请求经委和中宣部在中央各经济部门和中央各新闻单位选调一些领导骨干；并向国家计委报送计划，在今后几年的大学毕业生中选调一些优秀青年培养接班人。这件事由副社长时原负责。1983年1月，《经济日报》创刊后，经委党组决定经济日报成立分党组，书记刘海波，副书记安岗、时原，党组成员王昭栋、张沛、胡理棠。经委党组还明确，原中国财贸报领导成员，凡是由中央组织部和经委任命的，除王昭栋由总编辑改任第一副总编辑外，其余职务不变，不再行文。刘海波主持报社工作期间，除处理日常工作外，主要办了两件对经济日报日后发展有影响的事情：一是报社确定为副部级单位，是由刘海波提出，国务院财贸小组其他领导同志支持，王磊同志大力促成的。二是报社进人严格把关，宁缺勿滥，每进一人，都经领导集体研究决定，这就保证了人员质量。现在看来，当时进来人员，如今有的成为报社领导成员，大多数已成为中层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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