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论文3000字开头

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　　杨大文Yang Da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专题名称】妇女研究　　【专 题 号】D423　　【复印期号】2009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京)2008年6期第11～15页　　【英文标题】Legislation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作者简介】杨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曾任1980年婚姻法、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成员。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任专家试拟稿起草组召集人。（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正式颁行。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当时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的。2001年这部婚姻法再次得到修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立法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而理性地把握未来。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rriage law was formally issued and executed in This marriage law was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arriage law in 1950,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new problems which appeared in the family In 2001, this marriage law was revised once It can be sai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in marriage law has made great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is law is helpful for us to face the future carefully but 　　【日 期】2008-10-25　　【关 键 词】改革开放/婚姻法/妇女权益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marriage law/women's fights and interests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8)06-0011-05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妇女权益的保障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就法律层面而言，涉及各有其特定调整对象的相关法律。本文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做一些简略的回顾和评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在现行法的基础上，探索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法律机制的途径和方案。　　一　　1980年婚姻法的起草始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冬，该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的颁行，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安定团结、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问世，使在“文革”十年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的制定是全国妇联率先倡议和推动的。在1978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地的代表共商新时期的妇女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计。关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情况、问题和对策，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代表们提出的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法的建议，反映了广大妇女的共同愿望。会后，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的名义，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①，根据中央的批示，同年11月成立了由全国妇联牵头，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随即启动了修改婚姻法、起草新婚姻法的前期工作，在修改婚姻法小组的领导下，起草了六次新婚姻法的草案，后期工作则是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完成的。　　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关于总则、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等方面的修改和补充，此处不拟评述。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问题，该法是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是有关男女两性平等共享的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二是有关对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规定。三是某些规定虽然同样地适用于男女两性，但就其实际针对性而言则有利于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笔者认为，1980年婚姻法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可以通过以下数例加以评析。　　1、关于男女平等原则　　1980年婚姻法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中的原则性的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法将原法中所称的男女权利平等，改称为男女平等。这个看来似乎很细小的提法上的差别，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两字之差，其中实有深意存焉。男女权利平等是指两性法律地位平等或机会平等，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两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不仅要有两性在法律上的平等的规定，还要有根据实际情况促进两性在事实上平等的规定。男女权利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提法，前者不能包容后者，后者则是可以包容前者的。这个提法上的修改，是对男女平等在认识上的深化，对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乃至其他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传统习俗的改革　　1980年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一规定有利于破除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庭观念和妇从夫居的旧俗，有利于消除有女无儿户的思想顾虑，克服此类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此类家庭的实际困难，对推动计划生育和保障妇女权益也是十分有利的。②与1995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扩大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除夫妻、父母子女外，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均被纳入调整范围。在祖孙间的抚养问题上，祖父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一律平等，并无区别的。我国的传统家庭历来是重父系亲、轻母系亲，重男系亲、轻女系亲的。代之以父母双系并重，男系女系一视同仁的规定，是实行男女平等的亲属制度的必然要求。　　3、关于夫妻财产制　　1980年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虽然过于概括、过于原则，却比1950年婚姻法中的相应规定更明确，尤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财产的归属，为构建约定夫妻财产制作了立法上的尝试和准备。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并以夫妻财产约定作为必要的补充，是有利于保障已婚妇女财产权益的。　　4、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　　对男女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纠纷。1950年婚姻法中仅有程序性的规定，而无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的规定，准予或不准离婚的原则界限，实践中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的。198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概括性的离婚法定理由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离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长期经验的总结，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就如何适用这一概括性的规定，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等作过多次司法解释，使其在适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种种原因，要求离婚的妇女遇到的困难或阻力，往往大于男方，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有助于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的。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制定相应的有效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功绩，包括它在保护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这部法律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较多的立法空白，对某些应当具备的制度未作规定。其次，该法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些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逐渐显现的。结婚法中仅有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欠缺有关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规定；原有的夫妻财产制，与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不相适应；面对离婚率的增长和离婚原因的变化，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离婚制度，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了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　　从1996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历时5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上述决定的内容多达33项，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密切相关的立法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总则章中的禁止性条款和导向性规范　　为了保障婚姻法各项原则的贯彻实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禁止性条款中增设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上述违法行为的受害人以女性为多，增设这些规定，加强了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在新增设的第4条中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即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项导向性的规定，集中地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反映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家庭成员建设和谐家庭的共同愿望。　　2、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结婚章中增设了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其内容包括婚姻无效的原因，婚姻撤销的原因、程序、请求权人和请求权行使的期间，以及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等。在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的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违法婚姻中，妇女深受其害。有了关于婚姻无效和撤销的规定，可使她们摆脱违法婚姻的困境，并可使她们在违法婚姻终止时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　　3、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和夫妻财产约定　　与1980年婚姻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财产价值、权利形态以及涉外婚姻、区际婚姻中的财产关系等诸多方面，经过婚姻法的修正，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对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双方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的效力。在约定的对外效力问题上，兼顾了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上述各种规定，当然适用于婚姻双方，对增强已婚妇女在财产权利上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4、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肯定和保留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规定的同时，还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法条中列举和例示的情形，包括一方有重婚，有配偶且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恶习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男性多于女性的。离婚法定理由具体化的后果之一，是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调解无效的，也应依法准予离婚。关于一方为失踪者的离婚问题，修正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应准予离婚。失踪与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无关，此类案件是不可能进行调解的。　　除上述各点外，修正后的婚姻法还有若干有利于保障妇女权益的规定，包括在法定期间对男方离婚请求权的限制；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如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不适用须得军人同意的规定等。此类规定在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方面更为具体详明。例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照顾女方的权益；关于离婚时的经济补偿、生活帮助、损害赔偿等规定，在适用中实际上多以女方为受益人。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章中的许多规定，更是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必要措施。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已经向民法回归。民法的法典化，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法典化的民法，作为其中的一编(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将进一步实现婚姻家庭法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的回归。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在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增设若干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鉴于2001年对婚姻法已作修正，起草民法婚姻家庭编时似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本文仅就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提出以下数项具体的立法建议。　　一是增设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其客观依据的。这些通则性规定，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某些与此原则不符的亲属称谓，也要在法律用语上予以更正。例如，目前仍将父之父母称为祖父母，母之父母称为外祖父母，子之子女称为孙子女，女之子女称为外孙子女，这显然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历史孑遗。沿用这些称谓，会给人们带来内外有别，重男轻女的消极影响。笔者建议将父之父母和母之父母统称为祖父母，将子之子女和女之子女统称为孙子女。这种亲属称谓的改革并非小事一桩，会对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二是将有关配偶权的规定纳入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这里所说的配偶权，是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中概括，也是夫妻财产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借以发生的根据。将配偶权作为夫妻关系法中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在亲子法、监护法中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规范，而不可以在夫妻关系法中有配偶权的规定呢？在修改婚姻法的过程中，配偶权问题曾屡受质疑，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对配偶权的严重误解。在法律上肯定配偶权，并通过必要的立法措施防止对配偶权的侵害，可以使那些往往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的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是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现行法中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是以财产归属问题为其主要内容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对财产关系的静态调整相比较，对财产关系的动态调整更加重要。因此，应当将财产的经营、管理等问题纳入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一方将财产委托另一方经营、管理时，应当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显然，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对保障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是增补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列举性、例示性规定。现行法中有关规定并不到位，具体地列举和例示的仅有四项。哪些情形属于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尚需进一步作出必要的解释。为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增补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规定的增补应当从实际出发，过去的某些司法解释可供参考。笔者认为，一方患精神病久治不愈；一方有生理缺陷，无性行为能力；乙方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夫妻感情；一方有杀害或严重伤害另一方的意图(有犯意表示或预备行为即可认定，不以杀害未遂或者伤害未遂、既遂为必要条件)等，均可纳入上述列举性、例示性规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增补这些规定，对女方婚姻权利的行使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五是扩大离婚时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经济补偿的规定，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夫妻均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并不普遍，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多见。因此，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亦可适用这种经济补偿制度，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将离婚时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扩及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夫妻，在具体操作上并无困难，可在离婚时的财产清算中与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处理。有人说，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可对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并无适用经济补偿的必要。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和受到照顾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损害赔偿的规定，对赔偿请求权的发生依据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满足无过错方的合理要求。建议在已有的规定外，增设关于赔偿理由的概括性、补充性的规定。因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的事由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也有权要求过错方予以赔偿。在现实生活中，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权利人以女方居多，义务人以男方居多。扩大这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保障离婚妇女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早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全国妇联已向中央报送过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　　②经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已将这一规定中的“也”字删去，进一步突显了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和已婚妇女的主体性。

一婚姻法案例分析：沈X为了分得单位最后一套福利分房，经人介绍，找到未婚姑娘张X，并如实告知自己的想法，并承诺房子到手后就与其离婚，并给2万元作为补偿，而且不干涉其生活。登记以后，单位新房分到手，沈X与张X去离婚，到门口张X变卦，多要3000，沈X不给，发生争执。当地婚姻登记机关了解情况以后，撤销二人的结婚登记，收回结婚证。问题：1：本案例的主要法律问题是什么？2：你对本案的处理意见是什么？3：请就本案谈谈你的感受（不少于500字）二婚姻法论文列举一个有关离异后子女探望权问题的婚姻法案例（内容不少于500字，注明出处），并以其中的主要法律问题为题写一篇小论文，题目自拟，总体要求：1．观点明确，立意新颖；2．内容充实，层次清晰；3．文面整洁，不得少于1500字！格式要求案例：题目：文章摘要：（不少于100字）主要观点概括（不少于300字）文章正文：（不少于1500）婚姻法论文（2）列举一个有关家庭成员抚养问题的婚姻法案例（内容不少于500字，注明出处），并以其中的主要法律问题为题写一篇小论文，题目自拟，总体要求：1．观点明确，立意新颖；2．内容充实，层次清晰；3．文面整洁，不得少于1500字！格式要求案例：题目：文章摘要：（不少于100字）主要观点概括（不少于300字）文章正文：（不少于1500）

论文摘要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这种结合形成为社会制度确认的互为配偶的关系。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调整配偶之间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范围过于狭窄，且多是纲领性、概括性的规定不够全面、系统和具体，对于违反法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缺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规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外国婚姻法的普遍规定，对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今后更加完善，写入我国的婚姻法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轻率地立法是不合法理和实际的。合法的婚姻具有法律上的保护义务，随着夫妻间的配偶关系的建立，权利和义务也随之产生，学术界对配偶权的具体内容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代表观点。它的内容应当根据其属性和特征加以理清，应当包括住所决定权、夫妻姓名权、贞操忠实义务、同居义务、日常家务代理权等。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现行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完善我国配偶权制度，使大量的婚姻纠纷有法可依，保护我国的婚姻家庭，促时社会文明建设应该有赖于《婚姻法》的完善，用观点陈述了我国目前现阶段婚姻立法过于简略，来证明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适于写入我国的《婚姻法》。 关键词：婚姻关系、婚姻法、配偶权、住所决定权、夫妻姓名权、同居义务权、日常家务代理权 一、 配偶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配偶权是夫对妻和妻对夫的身份权。它的内容包含着依据婚姻自然属性而产生的权利，如同居权、生育权和依据婚姻的社会属性而产生的权利，如忠实请求权、日常家事代理权、互相协助权等。配偶权的内容应当随着婚姻关系的成立而产生。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配偶权是由国外一些国家率先提出并加以完善的，我国的法学学者认为国外的配偶权这种概念并不准确。因而对配偶权所下的定义不尽相同。总体来说，对配偶权的定义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它人不得侵犯的义务。”二是利益说，配偶权是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证。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它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三是性权利：配偶权是民事权利，夫妻就有配偶权，特色就是性权利，不容别人侵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看配偶权利和义务的定义，不仅要充分体现定义的性质，还要充分体现包括的内容，从配偶权的特性来考虑，包括平等性、绝对性和支配性等。我国的现行婚姻法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并且没有对夫妻这一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加以规定。并且忽略了夫妻关系的自然属性，例如同居权，法律只关心夫妻与外界交往可能产生的纠纷。因此现行法律对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定性。 合法的婚姻具有法律上的保护意义。结婚男女成为夫妻后就是配偶关系，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也随着婚姻而产生。总体来说，对配偶权的定义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佥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它人不得侵犯的义务。”二是利益说，配偶权是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证。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它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三是性权利：配偶权是民事权利，夫妻就有配偶权，特色就是性权利，不容别人侵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看配偶权利和义务的定义，不仅要充分体现定义的性质，还要充分体现包括的内容，从配偶权的特性来考虑，包括平等性、绝对性和支配性等。配偶权应该是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双方平行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关爱、相互帮助的权利。配偶权应具有的特征：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配偶双方既是义务主体，又是权利主体。权利的排他性，有时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都是义务主体，都是有不作为的义务，任何人不得妨害、侵犯、干扰配偶权的行为。同时还应有主体的对偶性和客体的利益性。其中客体的利益性也具有独占性，这是因为我国实行一夫一妻的制度而决定的。 配偶权的本质上是权利，但中心却是义务。这是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观点的驱使下自愿或不是自愿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所以权利之中包含义务，配偶权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新权利，不同的国家对配偶权认识不同。我认为配偶权是一项基本身份权，应该有下列权利和义务。 二、 配偶的权利和义务： 配偶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住所决定权、夫妻姓名权、贞操忠实义务、同居义务、日常家务代理权等。 1 、住所决定权。 现代各国对住所决定权的立法。有四种：（1）协商一致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婚姻住所由夫妻双方商定来确定。（2）自由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选择住所的自由。我国婚姻法也是实行的自由主义原则。第八条规定：“登记结婚后，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说明男女双方都有决定双方住所的权利。[1]另外还有丈夫权利主义，也就是由男方说了算。只不过随着社会进步，专制的性质有所改变。还有一种丈夫义务主义。就是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住所。妻子所享有住的权利，英国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 2、夫妻姓名权。 世界各国对夫妻姓名权的立法，有五种类型：（1）是保持各自姓氏原则。（2）是实行从一规定，无约定时从夫姓的原则。（3）是坚持妻从夫原则。（4）是允许双方当事人任意约定的原则。（5）是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则。各国都有各国的传统姓氏和习惯，其中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双方都有用各自姓名的权利，这一规定，完全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是夫妻之间就姓氏约定的除外。 3、贞操忠实权。 贞操义务又称忠实义务，贞操是旧时指女子不失贞或从一而终的操行。旧时把贞操和贞节相等同。守节操的女子被视为贞节妇女，立“贞节牌坊”。其实幸免质是对妇女单方面的限制，而丈夫却可以在外寻花问柳。但现代社会把贞操和贞洁相分离，贞洁是对女子而言，贞操已扩大为男女不为婚姻外之性交的良好操行，遵此操行，谓之贞操。贞操是不为婚外性交的操行，是对男女双方共同的要求。[2]法国和瑞士民法典规定：“夫妻应互矢忠实。”资本主义还这样讲，何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婚姻家庭道德要求夫妻互相忠诚。夫妻关系中，相互忠诚，情感专一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贞操忠实义务是配偶性生活排它专属义务，它要求配偶之间负责忠实贞操义务，不能进行婚外性生活，我认为夫妻遵守贞操忠实义务是婚姻中的最根本的要求。对贞操负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婚姻关系稳定的前提。试想，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虽然不会丧失本身的积极作用，但却增大了消极观念。 4、同居义务权 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重要内容：还包括相互协力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双方相互支持对方的活动和意愿。相互抚养、共同料理家务，当配偶一方有难，另一方无条件地有救助、求援义务，同居义务是法定的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没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否则会给社会制造不安定因素。世界各国对同居义务有所规定。履行同居义务的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双方可以暂时或部分中止同居义务。这些义务有：需要较长时间合理离开家庭去处理公私事务的，夫妻一方因生理原因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同居义务的，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同居义务的，都受到各国的法律规定保护，正因为同居是一项义务，但义务的同时存在很多其它客观条件，所以各国的法律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不履行同居义务的行为作为相应的自理制度。虽然有些判决不能强制执行，但有的国家认为这种不服从判决可以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5、配偶的家务代理权。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尤其在经济方面，如果每件事都要共同实施则是不可能的，法律规定夫妻各方在单独事务时均得代理对方，也就是互为代理人。这一种代理是由夫妻的身份关系决定的，与《民法通则》上规定的法定代理和授权代理均有不同。代理不以明示为必要。日常家务指的是一时的制作与取得，子女的抚养与家庭生活用品的购置、家庭生活必要的借贷等等。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的行为都被视为夫妻双方意识的表示。即使夫妻之间有特别的限制，也不能对抗有善意的第三人，以保护善意的第三人的交易的安全。而且对配偶的家务代理权，我国的法律并未规定，世界各国多数都作了规定。它的法律后果是配偶的一方代表家庭的所为的一种行为，双方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承担的法律责任。因为日常代理权就是指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实施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对方配偶行使权利的权利，配偶双方都应对其所作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 当然还有其它权利：如、监护权、抚养权、离婚权 、行为能力欠缺宣告权、继承权、收养子女权、住所商定权、失踪或死亡宣告申请权等。 三、配偶权不适宜在我国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要是在《婚姻法》中成立，可能不仅不会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损害法律的威严。 （一） 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任何一对夫妻在婚姻存继的过程中因同居义务不可能不发生冲突。而配偶权的核心是夫妻双方享有性行为的权利，每个公民都享有人身自由权。夫妻的一方是否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当夫妻这两个权利发生矛盾时，能否有效保护妇女们的权益。如一旦确立配偶权，那么婚姻内的强暴行为只能增加，而不会减少。因为这一行为有法可依。男人们可以任意进行婚内性行为。一旦确立了配偶权，只能成为满足一方欲望的保护伞，也可能成为一些别有同心的人借同居的名称来肆意侵害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在修订《婚姻法》中应首先考虑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女的合法权益。如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长期分居，或者已进入诉讼阶段，丈夫违背了妻子意愿的，采用暴力行为，强行进行性行为，应该以强奸罪论。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强奸轩罪的规定，并没有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特殊的规定。所以，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用一些法律条文来约束另一方滥用权利而提出的要求。 （二） 婚姻法中的同居和忠实的义务。 “同居义务为婚姻上之同居，非仅为场所之间隔……夫妻同居为夫妻共同生活之基础性要件，其义务为本质的义务……”[3]婚姻法中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来强制。应当指出的是，同居并非绝对的，应当以配偶一方正当、合理的要求为限，对于夫妻适当的分居，不得视为违背同居义务或侵犯同居权。所谓分居，又称别居，是指婚姻当事人依判决事合意免除夫妻同居之制度[4]，如果在《婚姻法》中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很多大可以拿配偶权的规定为自己的粗暴行为作保护伞。我国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结婚证就像一张契约。因此可以说“婚姻的契约，只有夫妻同居才算完成”。[5]双方约定承诺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的必要约束。对此常识，法律不需要再作强制性的规定。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如果用法律强制将会对婚姻关系的稳定制造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和法律的规定背道而驰的。 （三）确立配偶权会使司法部门的执行难度增大 我国八十年代《婚姻法》对配偶权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规定，很不全面，尚须完善。却没有法律对侵犯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如何处罚，侵权人承担怎样的责任没有规定。目前，在《民法通则》中涉及婚姻家庭权利的限于以下两条，《民法通则》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104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但是在《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中却没有这两条的责任条款。因而仅有的这两条尚不涉及配偶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也只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保护婚姻内部权利不受侵害的作用。我国传统观念“清官难断家务事”影响太深，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受到侵害也似乎是家务事的一部分，一般都不予以深究。夫妻之间双方的权利应该是法律的终极关怀 。应该改变因立法所受的家庭本位的影响，对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夫妻在对外关系中，可以是一个婚姻生活共同体，但内部又是一个单个的个体，因此只有违反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义务或侵害配偶权的第三人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才能保护受害配偶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新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保护夫妻关系的稳定。 曾有人建议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增加对侵犯配偶权的一方加以处罚规定。比如：当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或和第三者同居，及其它侵害另一方的权利。另一方有权请求司法机关排除妨害。我认为，对于这一类建议是不可取的。因为在我国的婚姻法中，感情是基础，如果夫妻关系的破裂，夫妻之间的纠纷事出有因，有时双方经磨合后就可能达到理解和谅解。矛盾也就随之去了。在外界介入之前而恰恰容易调和。特别是一些因一时激动而出现的非理智能力和行为。如果一对夫妻到了需要警察来排除矛盾，这对夫妻关系也就不可能长久。也会因一些本可以挽救的婚姻因此而加剧破裂。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很难判决。这是因为既然受到侵害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排除妨害，就需要进行查证。也就需要作出排除妨害和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从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照法律的程序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受理的难度很大，首先是取证、认证比较难，侵犯配偶权的案件不但原、被告取证较难，而且证人一般也不会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因为中国人面子比较重。而且要求法院取证时，法院也没有办法。这就会妨碍案件的正确处理。其次是划分责任比较难，婚姻关系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它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类婚姻关系由婚外恋、第三者诱惑等原因引起，还可能因对方的过错引起，要责任分清，有很多难点。打个比方，比如当妻子遭人强奸，妻子本是受害人，反被丈夫告上法庭，告妻子侵犯配偶权。显然不合情理，这种行为也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反而给法院制造出两难境地，法院不受理和受理都很难，这又会影响法律尊严。 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结过婚的男女与未婚的男女都一样，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不是万能的，男女的性的思想和感情多变多复杂。道德仅是对人的行为做更多的隐性规范。虽然夫妻结婚的时倡导都应答应除对配偶而不得与其它人发生性关系，但性能力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但人的感情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共同而存在。随着条件的变化，时间的流失，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性生活对任何一对夫妻也不可能是永远的，在感情上发生变化和关系上发生变化，这种现象也很多。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用理智来控制。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在这当中有不少当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如果对他们全部处罚，显然有失公允。婚姻关系中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该用法律来强制。情感上的事应该由当事人双方自己妥善解决。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有自身的规律。婚姻作为一种形式，本来就把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很多难题。如果过度强调对婚姻关系的法律的强制性将不利于家庭的长久稳定，婚姻关系包括爱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应该增大法律的干预性，处罚第三者的立法会介入个人隐私权，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婚姻法》中如确立配偶权是立法的倒退，忠实与不忠实的问题是社会道德问题，而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道德问题只能依靠道德规范来约束，而不能通过法律来制裁。我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同时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说什么“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的事，双方并没有发生姘居通奸行为，或者偶尔秘密地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且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的隐私问题”。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方式，我看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人是感情动物，非恶意的主观侵害了配偶权如果被法律的硬性规定。处理将是对夫妻之间设立一个障碍，法律不应约束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再者，对于“婚外恋”的现象，我们应该要制止它，解决它不可能。要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不能一罚了之，否则会事与愿违。 我国法律受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的影响，婚姻内部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得到法律的关怀，偏重了婚姻作为整体与人，法律应该深入到婚姻内部对夫妻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加以规定并完善。 二OO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并未采纳一部分法学家主张将配偶权作为具体的一项权利写入《婚姻法》，反而在第46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将配偶权写入《婚姻法》尚不符合我国国情，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制订和修订法律时，既要广泛吸收国外先进的配偶权利和义务的先进立法经验，把好的法律制度引进国内并加以吸收揉合。又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既要有超前的意识，又要适合现在存在的社会制度状况，对于一些可有可无的规定，在目前情况下，立法尚不具备，有还不如没有。当法律建全到一定程度。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用法律来调整和约束配偶之间的行为，未尝不可。如现阶段强制立法，其结果未必与立法的初衷相一致。 结语 我国现行的配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立法和制度并不完善，过于简略，随着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提高，法律应该相应调整，具体突出人性化，在婚姻感情纠纷上，不应增大法律干预，用道德来约束道德问题，而不能强行通过法律来制裁。 参考文献 【1】主编张贤钰《婚姻家庭继承法》第二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1年 【2】邓宏碧《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的法律思考》（下）现代法学， 99年第四期 【3】巫昌桢《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 【4】李志敏《比较家庭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王利民《人格权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 99年